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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8-19 18:11:35
推開一扇鐵門進去，繼續往裡走，路中央顯眼處是個用廢舊被褥搭成的一米見方的立方體，開口一端對著來路的走廊，背陰處是個貓食盆，裡面放了清水和貓糧——據說，這是為流浪貓準備的小窩，供它們在這裡飲食、休息，然後繼續流浪。貓舍後面是一排房子，走進去，穿過幾間辦公室，最裡面，就是費立鵬的辦公室。
數度來華
費立鵬上大學時，沒有錢，就去醫院急診室裡打工。在一個綜合醫院做護理的助理，經常被分給的任務是陪伴那些自殺未遂、躺在病床上的病人，等他們醒過來，跟他們說話。 “那時候我十八九歲吧，從那時候開始，就對心理學、自殺方面的研究開始感興趣。”於是，去了醫院學醫。
醫學院畢業時，他面臨著兩個選擇：做急診室大夫或是醫生，他選擇了後者，“我對後者更偏愛，而且自認為有這方面的技巧。”
什麼叫精神科方面的技巧?“與人交談呀。我在急診室工作時，經常被分配去等著一個自殺者醒來，'你跟他談吧。外部創傷處理之類的事情有其他人去做。'”他的回答讓我忽然想起了愛德華•肖特在《精神病學史》一書結尾時的描述：“這看起來是真的，即通過把一個人的故事講給一位受尊敬的人聽而實現的這種情緒宣洩會被增強——當那位人物不只是一位朋友或知己，而是一位醫師時。”
1974年，拿到了醫學博士學位的費立鵬去了新西蘭的奧克蘭大學附屬醫院作住院大夫。在新西蘭期間，他接觸到了中國。
對中國，他起初並無興趣，只是被室友拉著申請去中國。機會來了，那個室友卻不能成行，他與奧克蘭大學的一批學生一起來到了中國。那是1976年4月，為時3週。對這次中國之行，他的描述是：“'四人幫'還在，正是文化大革命的時候。”
他看到了很多東西，比較感興趣，覺得可以做些事情。
令費立鵬感興趣的是中國在公共衛生方面的經驗。 “因為毛澤東那時候在農村採取的一系列措施——基本知識的普及、赤腳醫生，以及利用強大的行政命令把一部分人力放在農村等等，國內的公共衛生狀況比其他的同經濟水平的第三世界國家明顯要好。”費立鵬說，他很希望學到這些經驗，然後去幫助非洲，或是其他一些第三世界國家。
回新西蘭後，很快，他又找了個機會作為留學生被派往中國。 1976年下半年，他又來到了中國，“那是在毛澤東去世後10天”。
第二次來中國，第一年在北京的語言學校學漢語，第二年，原本想進一所公共衛生學校，但當時的“國內領導”不准，“認為我是第二世界國家來的，我們的公共衛生學校只培訓第三世界國家來的人。”只好很失望地去了南京大學，還是學漢語。
兩年後，費立鵬又回到了新西蘭。之後去了美國華盛頓大學做了精神科住院大夫。他還利用這段時間拿到了流行病學和人類學兩個碩士學位。這些專業知識，後來都派上了用場。
1985年，費立鵬作為訪問學者來到了湖北醫科大學，他在美國認識的妻子也來了，他妻子有精神科護理的碩士學位。他們一起在湖北沙市精神病院工作了7年。
“(國內的)有些地方，當時的精神科大夫是找不到對象的。”很明顯，這不是開玩笑，他是一臉嚴肅而且面帶憂傷地說這些話，“而國外的精神科，儘管地位還是不如外科內科，但還是認他是大夫——這種差別不像國內那麼大。”
“費立鵬”這個中文名字，對應的是加拿大人Michael Phillips，現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精神病學流行病學教授，世界衛生組織中國精神衛生司顧問，北京迴龍觀醫院北京心理危機研究與乾預中心執行主任。
他的中文，如他的一位同事所言，“說得非常好”。他把中國的事情叫“國內”，而且，說到“國內”的時候，態度非常自然。同樣，他也可以把“愛人”或是“國內領導”這類詞兒用得非常巧妙。
一副看上去很沉、很大的金屬邊框眼鏡把眼框遮住的時候，他看上去一點也不像外國人。不戴眼鏡的時候，燈光從側面來，眉骨投下深深的影子，藏在影子裡的眼睛見證了他這些年的研究——中國人的自殺、抑鬱問題。
他是最早關注中國自殺問題的外國學者。 2002年，他用流行病學調查的數據證實了研究者們曾經的猜測：中國自殺率很高。不僅如此，他的數據也部分地提示了我們問題出在哪裡。
農村自殺的中國特色
為什麼要關注中國的精神衛生問題?
這個外國人的回答是：“這個問題很重要，我想發揮作用。”
——針對自己個人的問題，他通常用這種簡短句子來回答;而對另外一些關係專業知識或公共衛生的問題，他的回答則是繁複的、充滿數據與論據的且邏輯關係極其嚴密的論文式長句。他喜歡談後者勝於前者。
1994年，費立鵬受聘於北京迴龍觀醫院，擔任這家醫院臨床流行病學研究室主任的職務。也就在那段時間，費立鵬開始了對中國人自殺問題的研究。 2002年，他在《柳葉刀》雜誌上發表了《中國自殺率：1995-1999》。
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吳飛曾在《自殺作為中國問題》一書中評價他那篇文章的效果：“一時之間，自殺問題成為繼艾滋病問題之後，整個世界關注的又一個問題。”
在費立鵬的調查中，中國所發生的自殺與其他國家有較大不同——在這裡，農村自殺率是城市的3-5倍，女性自殺率比男性高25%;中國15-34歲的青壯年人群中，自殺排在死亡原因的第一位，而在北美國家，自殺只是這個年齡段死亡原因中的第三位或第四位;而關於中國的自殺狀況最有爭議的是自殺這種相對較低的精神疾病患病率。對於後者，一部分研究者指出，中國的抑鬱症患者遠比想像的多，這個數據，源於對分母的低估，他們認為，在自殺與精神疾患的關係上，中國與別國沒什麼不同;而另一部分人指出，這類數據的出現是因農藥這種極其烈性的自殺工具以及農村地區簡陋的醫療條件，他們認為，在中國的某些地方，很多本應歸於自殺未遂的案例變成了自殺成功。
2002年底，北京迴龍觀醫院北京心理危機研究與乾預中心成立，費立鵬擔任執行主任，就在今年的3月，世界衛生組織的自殺預防研究與培訓合作中心落戶在這裡。 2003年，由北京心理危機研究與乾預中心開設的國內首家自殺干預熱線開通。 “就在隔壁，目前有10條線路，40名專職人員。”
不用提問，他很容易就談到可以改善中國自殺狀況的3點——這是他樂於談的，因為希望更多的人知道。
那些自殺的農村婦女，“不是抑鬱症不是分裂症，不是任何長期性的什麼症狀，就是衝動性的”，其中，58%的人採取的方式都是服用農藥;而那些自殺的老人，“孩子搬到城市做工，他們孤獨，又加上有病，耗費家庭資源，很容易想到及早結束自己的生命”;還有那些自殺的兒童，“獨生子女對遇到的一些挫折，不知道該如何處理”。
他認為，控制農藥、增強社會支持網絡，以及改變兒童處理問題的方式，都是應該做的。尤其是後者的相關研究，“很難，但很值得”。 “如果能研究清楚這個(未成年人的心理問題)，不僅對自殺控制有效，也會對將來出現的很多負面行為，如吸毒、酗酒等都有效果。”
他認為，這些工作與臨床工作同樣重要，病人來找你，你給他治療。 “但疾病不是一個單一的現象，它是在適合的環境中出現的，哪些因素影響這種疾病的出現，哪些因素能預防疾病的發生，那不是臨床大夫管的。”
對於自己，他說，“因為我是公共衛生的大夫，所以我想預防這些事情的發生。”當然，所有這些都“不光是醫療系統一個部門就可以做到的”。
自殺的問題，並非一個單純的臨床問題，而是個需要多個部門機構共同協作的公共衛生問題。在中國工作了25年，他很明白：“我必須從公共衛生和臨床兩個思路出發，才能對這些複雜的問題做出一定的貢獻。”
總是接聽那些自殺者的電話，與一些很抑鬱的病人打交道，自己會不會受影響?
他很坦誠地回答：“我現在參與得越來越少，雖然我還是很高興參與的。”他說，連續接觸這種負性事件，確實會對自己造成很多不好的影響。但對他自己而言，“偶爾做做這類諮詢，我可以作為一個放鬆，可以離開很多官僚的東西，真正去做實際的工作，我很高興。”
擔憂
“一個臨床大夫的受益對像只局限在那些找他看病的病人中。大約有95%的抑鬱病人不會來看醫生。也就是說，臨床大夫只能影響5%的人。”這是目前他最擔憂的問題。他從一疊文件中抽出幾頁，“95%的精神疾病患者不會去看醫生。”——這是他們最新的調查數據，發表在2009年6月13日的《柳葉刀》雜誌上。
有了病不去看醫生，部分源自國內對精神病的歧視，“心理問題和精神病在西方是個連續譜;國內則分得很明白，精神病是瘋子，心理問題還好。”目前，他們正致力於把精神病和心理問題拉得近一點。他認為，國內對精神病的歧視，隨著時間有所改觀的過程也許會與西方相似。
除了精神類疾病面臨的歧視，他還覺得,國內對精神衛生的重視程度應該進一步加大。 “精神障礙極少導致死亡，當利用死亡率來評估一個健康問題的重要性時，精神疾患經常被低估。”在一篇論文中，費立鵬曾使用一個DALY指標來評估各種疾病的“疾病負擔”。在1990-2020年的統計(包含推測)數據中，精神問題佔疾病總負擔的1/5。
什麼是衡量疾病負擔的DALY?他解釋：用於個體的話最接近的概念可能是“生命質量”。也就是說，精神問題給每個人的“生命質量”造成的影響，“比任何一型的病都要重”。而對其重視程度則顯然不夠。
“(專門的精神科)醫院現在越來越大，也越來越漂亮了，大夫的水平也越來越高了，但如果還是只有5%的抑鬱症患者來求診，我認為遠遠不夠。”他認為，國內的一些問題在於，不同專業互相獨立。目前，向綜合醫院引入精神衛生服務的活動在某些發達地區已經成了常規，但5%的比例仍讓他黯然，他在思考：“如何更好地把精神衛生服務到綜合科，如何更好地社區化這些服務，”讓不肯去精神病專科醫院就診的患者也能得到治療。
“要提高綜合科大夫的心理學素養。比如，癌症，經常伴發抑鬱症，如果抑鬱的問題得以改善，癌症的治療情況就會好很多。婦產科也是該配備精神科醫生的科室。 ”
“當然，(要做到這些，)需要擴大醫學院中精神衛生課程的學時，需要說服確定那些課程的領導——而他們都不是精神科大夫。”
“我們在一段時期內可以有全國性的預防自殺計劃，這個計劃可以落實。另外，我們的研究水平能夠逐步提高，研究結果能夠真正影響到實際的事情。”
費立鵬沒想過退休，他說：“我認為我能工作就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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