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衡宇叫我出去玩
这是那个年代的小孩们经常使用的一句话。因为他们的爸爸妈妈如果知道是跟我一块儿玩,总是能答应的。龙衡宇的学习成绩比较好,是学校的第一名,这是这个小地方的人都知道的事情。在我的印象里,这里太小以至于什么事情人们都互相知道。师范大学的老师们好像只住在三个地方。四栋。新楼。大板房。
所以从前张龙有时候会对我说,你去张雷家把他叫出来吧,我们去没有用。那个时候,正常人家里是没有电话的。于是我也就满怀信心的去张雷家,把这件事情做完。然后我们一起再去做一些那个时代处在童年时期的男孩们都会做的一些坏事和好事。但仅停留在那些满足于缥渺的赞扬语句的年代的我,也从来没有去想过这事情会让多少年后的我重新回味。只是一遍遍的背着我爸强行教给我的三字经。昔孟母,择临处,子不学,断机杼。
我想他们不能像孟母那样费尽心思的搬家,但在教育孩子如何择友的问题上,则是可以通过一种强制手段来达到目的的吧。没有再想到更多,于是就去体会那些别人家的孩子都愿意跟我在一起玩的快感,以一个比较受欢迎的人的姿态走过了那段不该有什么非分之想的年代。
直到今年暑期将至,老妈打电话告诉我说她对铮也就是她的女儿在中学里总是和班上学习成绩末列的女孩一起玩表示担心。担心也就算了,老妈竟已经做出了强制措施去制止这件事情的发生,这一举动无疑被我强烈鄙视了一番。也让我想起了我的那个年代。
我告诉她,以前我专门跟学习成绩比我差的孩子一起玩。我们班上的最后一名曾经一拳打死了一头牛,他每天都和我一起玩,还告诉我怎么去人家房顶偷大理石,告诉我怎么抽烟。可是我的成绩倒是没有变得不好。而那些和我玩的人,成绩有变得好的,也有不变的,也有变得更不好的。所以我的结论是,学习成绩好不好和跟谁在一起玩可能有关系,但是跟学习成绩是否比自己好的人在一起玩肯定没有关系。照老妈的逻辑,班上的第二名是第二可怜的人,因为他只有一个朋友。而第一名则成了第一可怜的人,因为他没有朋友。
老妈说,我是一个特例,我有自觉性,我不会轻易相信别人说的话。
又来了。又是我不能接受的论调。这无疑会使我变得更加刻薄和狂燥的。
我于是接近愤怒了。我说,为什么你们总是要拿一个特例去做我的弟弟和妹妹的榜样。为什么不能接受我的观点却又想用我去向弟弟妹妹表达你们所想的观点。不可能这样。我不容忍你们这样。
我于是不再说了。在这件事情上,我想我们说不通。这是所谓的代沟吧。
这是我第一次思考龙衡宇叫我出去玩我就出去玩对孩子的伤害。当然,我除了想告诉他们,尽量挑选品德上没有问题的人做为他们的朋友,还想告诉他们,和自己喜欢的人做朋友,并且和朋友互相照应着进步。
我也想写下那些在和龙衡宇玩的日子里,我们干过的所有坏孩子都有的童年里的趣事,那些甚至超越了道德的坏事。我想这足以让九十年代初在师大里忙碌着的无暇去关心孩子们成长的愚昧的家长们对自己放心的让孩子去和龙衡宇玩的往事感到一阵阵脸红。但我的脸皮是足够厚的,我坚决不脸红。
那是夏天,我和张龙,颜帅爬到澡堂子后面的小土坡瞭望。时间我印象中大概是在小学四年级。这是我第一次在有意识的情形下看见女人的裸体。虽然当时对女人的身体还没有任何鉴赏能力,但这样的行为在那个没有毛片没有互联网的时代已经带给了我们足够强劲的心跳。当然第二次我们会走近一点的。却在某一次想走得更近的时候,听到了一阵惊叫。三人落荒而逃,庆幸没有被抓住却留得块心病,再也不敢往那个小土坡走了。因为一看到那条小路和澡堂里冒出的腾腾热气,心里就极度的恐慌。
直到有一天,颜帅兴冲冲跑过来对我和张龙说,他发现了一个地方,比那小土坡还好。于是把我们带到了当时学校招待所的三楼公共浴室的前面。颜帅说,如果有人进去,开始洗澡了,我们就可以趴在门下面通过当时各种厕所都使用的那种往下方开几条缝透气的门往上看。这种方法的优点是清楚,缺点是看入迷了旁边有人经过,就惨了,而且有可能刚趴下去发现里面是个男的。所以我们商定一人去窥视,另外两人放风。轮换。可惜的是那两人都看过了,快轮到我的时候,那一天已经没有人去洗澡了。张龙后来跟我说,阿,那个有这么大。
因为我们常比其它孩子先去尝试一些事情,所以心里总感觉自己要比他们成熟些。如果你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刚好处于小学高年级阶段,并且生活在大学校园这样一个相对比较封闭的环境里,没有PS和互联网,不知道什么是酒吧,也只有中央一台和中央二台,只有早就打通关的几种游戏的卡带任天堂,要走很远街边才有一块钱可以玩一晚上的游戏机,而且恰巧你又有一种那时被称作叛逆的英雄主义精神的话,你会发现只有那些稍微越过了一些道德警界线的事情才会激起你浓厚的兴趣。
于是我们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学会了把印刷厂的书偷出来,当废纸卖。要知道,当时当废纸卖掉几十本书能换回五块钱,那可是我一个星期的零花钱。
周迪开的头。我们跟着他跑进印刷厂的仓库,抱起一捆书就往外跑。回来发现,这竟是我们下学期要用的语文课本,于是每人留了一本。当时我们还不知道有一句话叫做偷书不能叫偷,读书人的事,能叫偷么。所以我们是非常小心谨慎的。不过,在将剩余的书当废纸卖掉时,偶遇了博干的爸爸,证据全都在,现编也编不出什么理由,就全交代了。
虽然敢做敢当,却使我挨了一顿打。这是我被我爸打得最狠的一次,也是上小学时唯一的一次。我现在想来,老爸仅打了我一顿再让我把书还回去的做法,是没有让我觉得他做得足够好的。因为他仅是让我把书还回去,而我现在至终还是不记得我们最后到底有没有还书,有没有去道歉。可能没有吧。我想,如果他老人家当初硬拉着自己的儿子到印刷厂把书还给人家,再带着儿子跟人家道个歉的话,对我的教育意义更大。因为即使我的境界足够低,也还是会想,再也不能这么做了,要不搞得我爸也受累。如果是那样,我想今天我讲起这个故事来的时候会更加动情。
所以后来才有偷大理石和偷游戏机币的故事。当然还有在道路上布置一些机械装置来破坏转急弯的汽车,这些使得我和张龙还有周迪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些事情在我们成长的道路上或者说形成自己独立人格和相互影响的命运的过程中,是重要并且很有必要的。
甚至干坏事,也要认真的想想,这个朋友身上的哪些特质使他值得和我一块儿干坏事呢。不过,干过坏事后,你能从中得到什么,这与是否和龙衡宇一起去玩,那就有一定关系了。不过我相信那些小孩子们愚昧的家长根本想的不是这一点。
我看着师大以往和我们有过复杂关系的人在路上勿勿的走过,我也常对张龙说,我很庆幸我们从那个昏黄的年代落后的地区走过来而从思想上提炼了一种对现有的任何精神不屈服的能力,那种被后来会爱上我的女人称之为纯粹或是清澈的东西。我并不知道是父亲的置之不顾还是大学校园的烂漫自由教会了我这些,而总是想,如果母亲还没有死去的话,我想我会让她更骄傲。一种比任何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和龙衡宇在一起玩更加令人幸福的骄傲。
张旭说如果在某个年代一起下过乡,一起分过赃,一起嫖过娼,这样的感情才是最牛逼的。确实没有这么夸张,只反映了某一个侧面而已。而不管是一起下乡或是嫖娼,形成的想法是否能相容,才是最重要的问题。否则待我们独自在不同的城市成长了充实了这么多年以后,还觉得与自己命运相关联的人,为什么只有我,张龙,祚戈,周迪,小麻,文渊。而不是丁浩,颜帅,甚至王卿或者池必胜?
关于蚬变成了浩丞哥的故事,可能要等到过几天再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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