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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12-14 14:33:15
在冰岛的两年里，每天将处方从网上发回来。这次回家探亲，半个多月没有给母亲开药，母亲的肌酐一下上升了一百多。我难以相信，心情沉重。刚从北京回到济南，马上又返回北京，在大医院跑了跑，先后咨询了十几位专家，今天刚刚回来。太累了，感冒了。有些头晕的我，望着没有星星的天空，茫然的说：等待我的将是什么呢？
五年前，母亲查出乳癌远端转移，割出的几十个淋巴结百分之百都有癌转移，属于浸润型，中分化。这第一要做的就是尽早手术了。我找到我们单位领导，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单位领导还是不错，亲自出面和医院联系，三天后为母亲完成了全乳切除术。手术很顺利，医生很认真。这么快就完成手术，是我取得的第一个胜利。
术后营养成为我的第二个课题。我的单位、医院和我的住所分别在城北，城东，城西。这个大大的三角形，每两处距离坐出租需要20分钟，公交车因为没有合适的路线，需要一两个小时。我带着一个保姆小妹，24小时的转，不知花了多少打的费，没有耽误上班，没有耽误护理，没有耽误母亲的饮食。母亲是离休的，但不是高干，我自费让她住进高干病房，里屋放了一个电炉子，炉子做饭慢，我的饭菜花样多，每天夜里三点就起来，用小电炉给母亲做八宝稀饭等等系列早餐。怕护士发现，神经非常紧张。别看是个小小的电炉，我的饭却做的很丰富，比平时的早餐复杂多了。我知道母亲年纪大了，饮食营养是手术成功的关键。为了不烧坏病房地板，电炉的下面我放了两层木板和一层隔火塑料板。有一天夜里，塑料板子烧坏了，变了形，跟电炉粘在一起，木板也烧黑了。糊味和塑料烧焦味满屋呛鼻，我只好打开房门。在走廊坐着的护士夜里昏昏沉沉的，但没有多长时间，她发现了，我暴露了！可想而知，我当时很尴尬，跟犯人的处境没有什么两样。
但是，为了母亲，我只好阳奉阴违，把塑料板改成铝板继续做案。当然，更加小心，更加艰难，更加紧张，也更加危险。
早饭就这样坚持着，只要早起，就有时间。可是中餐晚餐呢？母亲病这么重，不能让她吃医院的生硬饭呀？我要保证母亲每顿饭营养丰富，味道可口。于是，我买了一大堆袖珍小罐和袖珍饭盒，分成两组，交替使用。
每天早晨，等到母亲吃完我夜里用电炉做好的饭粥，我就乘出租去上班了。老实说，我是一个好兵。这些年来，我不太在意先进，却很热爱自己的工作。脑海中只记得自己有加班，不记得自己有逃班。可是为了母亲吃上营养丰富的饭菜，我开始逃班了。我有一份相当轻松的工作，独立负责一摊，这就给我的逃班创造了机会。上午10点和下午四点是我乘出租逃班的时候。我做事做饭动作很快，前一天晚上把东西准备好，回家一小时，就做出包括果泥，果汁，卢笋汁在内的七八十样饭菜和我自创的小吃。做好后保姆就从病房回来取饭了。我们一起出门，她去医院，我回单位上班。就这样，我满天过海地逃班，没有被人发现。说到这里，很难过，这以前，别人会在上班时间买菜，回家接孩子，迟到早退，二十年来，我的确从来没有过，大家都知道我是个事业型的。说到这里，很难过，我为什么也会欺骗领导呢？只有长期和我在一起了解我的人，才相信我的这种难过。
如果只有逃班也就算了，毕竟做这事的不是我一个人，只是我还做了更“惊人”的事情。
对于癌的治疗，我是外行。有人告诉我吃蝎子蜈蚣，办法是放在花盆片上用火烤黄。听到这话，我的心里极为颤栗。蜈蚣，多么恶心的虫子，现在写起来还觉乱心和恶心。记得小的时候，受到两次挫折，这两次挫折都让我做了恶梦，那梦的内容就是树上的毛毛虫荡在我的头上，极度的惊恐和恶心使我尖叫醒来。一直到现在我都不能明白，为什么自己那么怕虫，极度惧怕中还带着强烈的厌恶 呕吐 头晕和烦乱。
然而，面对现实，我必须亲手去烤蜈蚣--做一件多么恶心的事情！
在哪里烤呢？什么地方没有人？什么地方只有我一个人？什么地方烤蜈蚣不妨碍周围任何人？找呀找，想呀想，转呀转，包括自己的住所都不属于自己一个人。找来找去，除了办公室，再没有别的地方属于我一个人了。
那天夜里1点钟，我来到办公室，关上门，开始了夜间做案。我真不知道那是什么心情。我把电炉插上电，把花盆翻过来放在电炉上，慢慢地，花盆变热，我先拿出蝎子，放在上面，慢慢烤着。时间过得真慢，我的心提得很高。半夜三更，整个大楼黑黑的，只有我的办公室是亮的，随时都会有人敲窗，随时都会第二天传遍全院，随时都会成为院长在会上点名批评的内容。我紧张得真的有些头晕。
还好，一直到我烤完30条蝎子都没有人敲窗，于是我开始了令我最紧张的蜈蚣烧烤。
实在没有想到蜈蚣这么厉害，怪不得饭店里会有蝎子，绝无蜈蚣呢？那蜈蚣是从药店买来，一条条粘在板子上的。我咬着牙，忍着恶心，用镍子把一条蜈蚣放在花盆底上，忍不住想像它会爬在我的腿上，禁不住身上直起米粒。我插上电源开始烤，天呀，实在没有想到，那是什么味呀！什么味呀！我坚持着，实在忍不住了，只好打开窗子，后来，还是忍不住了，我离开办公室想透透气，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整个走廊早就充满了那怪味！我只好打开楼大门，让味道散去。但是，事情没有我想象的那样简单，那怪味好象根本去不了，我开始紧张了，担心出问题，回去把炉子关上，把东西收拾起来，让味消散。天快亮了，我感到味散的差不多了，便整理了一下回家了。
第二天早晨，我8点准时上班，刚一进楼门，就听到楼里面吵吵着，接着大家跑出来，急切地对我说：李主任，你闻闻，什么味呀？是不是烧电源了？
我的脸一下红了，无地自容，半天说不出话... 蜈蚣，你真厉害！
野外没有电炉，屋里不能烧烤，我似乎没有办法了。当时的我真羡慕农民的住所，如果在农村，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正在我没有办法时，有一天在街上碰到一位十几年未见的战友。我看我的样子象有心事，我便告诉他蜈蚣的事情。他听了，笑了，说：哎，其实不用，我母亲得肾癌好几年了，30条蝎子，五条蜈蚣，直接让药店做出粉子，然后回家自己装进胶囊就行了，另外，再吃点西黄丸。我精神一桭：“药店可以做粉吗？”“嗨，药丸，粉子，药店什么不做？”“那每天吃多少呢？”“一 天五粒””“哪里有空胶囊呢？”“药店就有呀，买回来自己装”
我高兴极了，解决蜈蚣问题是我的第三个胜利了。
没有想到，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有一天碰到一位老中医，我问他蝎子蜈蚣和西黄丸治癌的事，他说，治疗原则是凉血。至于蝎子蜈蚣西黄丸，每个人个体情况不一样，到底你母亲吃这个管不管用，很难说。
我听了，认为有道理。回去之后便开始看资料，发现凉血的确是中医倡导的冶癌办法，便想着给母亲吃什么能凉血。我忽然想起很多年前有人给我讲的一个故事：说有一位男同志得了癌症，医生让他吃蛇。开始，他们去饭店订蛇肉。后来太贵了，便去自由市场买来死的自己煮。再后来钱力不支，只好买来活的自己杀。所以他的家里总有活蛇。有一天夜里蛇从笼子里爬了出来，害得他们两个人满屋抓蛇。
我当时问，“他们不怕吗？”对方回答说：“嗨，在生死的关键时刻，就没有什么怕的了。”
“在生死的关键时刻，就没有什么怕的了。”我用这句话壮了壮自己的胆子，决定给母亲吃蛇。
我这个博客里有一篇写到冰岛人听说中国人吃蛇，不理解。其实，长期以来中国人不吃蛇。“中国人”和“病人”不是一个概念。“病人吃蛇”并不等同于“中国人吃蛇”。至于现在个别饭店做蛇，那是赚钱的另辟溪径，包括蝎子蚂蚱之类。诱人上当。个别人去吃，似乎是赶时髦，其实是对健康的无知。但这决不能代表全体中国人。包括我母亲在内，开始她并不知道自己吃的是什么。
我走进济南一家最顶级高级饭店，说要订蛇，带回去。当然价格很贵。就象故事中的那个人一样，一开始，我经济上还行，贵就贵吧，只要别让我见到蛇的样子就行。
记得那天我去取蛇。毕竟是高级饭店，把做好的蛇包装得很好，蛇血放在小碗中用塑料袋包好，打进包里。纸包很漂亮，象糕点盒。我交上钱，拎着蛇走出饭店。如果说，我对小虫的惧怕带着难以明状的恶心，那么我对蛇，这个大虫的惧怕，则有惊恐中带着撕裂头皮的呕吐之感。我当时走在街上，想到手里拎的，正在自己腿边晃动着的，是一条平时想都不敢想的蛇，真想撒手扔掉那东西。但是不行，我必须拎回家去，让自己最心爱的母亲吃了。
我走进家里，告诉母亲，这是我从外面订的最好的肉食，专治她的病的。她问，什么肉？我说，稀罕的，不容易搞到的，很贵的，最好别问，是医生让吃的。
我母亲好脾气，好糊弄，说，“吃就吃的，不让问就不问吧，你反正不会害我。不过，以后少花钱。”
母亲说的对，我算了算，如果母亲每周吃一条这样价格的蛇，很快就把我吃穷了。
有一天，三姨来我家，我说了给母亲偷偷吃蛇的事。我说，我这么怕蛇，不敢自己做，怎么办呢？三姨父说，我是属蛇的，从来不怕蛇，以后这个工作给我吧。我负责去买，做好，送来。我高兴极了，真是遇到救星了。然而，事情也很快暴露了。原因是，我从饭店带回来的蛇，是油煎好的，看不出蛇的形状和蛇皮，所以母亲一直不知道。但三姨父做好的蛇，是水煮的，那上面明明带着蛇皮，一看便知是蛇。
母亲坚决不吃蛇！并且由此断定，我以前在饭店做的是蛇肉。给母亲吃蛇的事，就这样泡汤了。从此在漫漫抗癌路上，我们家再也没有涉及到蛇的问题。
我在医院工作这么多年，很明白土办法不是主要的，母亲病的这么重，手术后的化疗是不能免去的。“化疗，化疗”，唉！这到底是哪个外国人发明的鬼办法？别说中国人野蛮，吃蛇，吃蝎子蜈蚣治癌，别看这些东西给我带来这么大的麻烦，令我这么惊恐，但是，公道讲，中国的土办法比化疗的洋办法要好多了，文明多了！为什么这么说呢？蝎子蜈蚣虽然恶心，但没让人送命，也没有去赚坑人的钱，让病人家属人财两空，雪上加霜，可是化疗，你是多少的残忍：夺去病人的头发，夺去病人的心肾，夺去病人的钱财，降底病人的抗病能力，加速病人生命的灭亡。你是多么可怕，多么虚伪，世上谁还比你更残忍？
跟大家一样，我伴着母亲，走上了可怕的化疗之路。那是怎样的路呀？我真后悔！
先是化疗方案的确立。根据我母亲的病情，医生决定三种化疗药一起上。那一年，我母亲己是68岁的老人了，常年睡觉不好，年青时得过肾病，长期以来患慢性肾盂肾炎。在这种情况下给母亲上化疗，心里的确担心，可母亲转移这么重，不上化疗放疗又怎么说得过去呢？
那是怎样的日子呀，我的母亲不知道她己转移，我也没有告诉我的父亲。上不上化疗，我是不能跟他们商量的。我的手里攥着母亲的命，上还是不上呢？请教医生，百分之百的回答都是肯定要上的。有的医生说得更干脆：“上，肾衰了可以透析，那个病发作了可没有办法，上！”
我真的犹豫了。我找到经治医生，希望他同意会一下诊。照理说，病人家属不该提这个要求，还好，经治医生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同意了我的要求。我于是回单位找朋友给北京最有名的宋主任联系。希望他能答应电话会诊。宋主任真是好人，没有见到我本人，不收任何费用，就答应在电话中会诊。到底是名医，他电话会诊的第一句话就问：病人一般情况如何？我们经治医生回答说“一般情况还行”。这句话意味着，我母亲的身体情况是可以上化疗的。然而宋主任还是坚持不要三种药一起用，担心病人身体受不了，他要求分开，先用一种药。
现在想来，我母亲的命也是宋主任救的，如果当时一下用三种化疗药，我母亲肯定没命了。当时只上了一种，要求用8次，我们才用了两次，母亲就撑不住了，出现了肾衰......
我们决定了给母亲上化疗，遇到的第一次问题是费用问题。别看母亲是离休的，医生要求上的那种化疗药却不报销。唉！那哪是药呀，分明是金子，一支药2万元，八次下来，再加上其他药物，就是20多万。当时，正值买房的时候，我自己家刚买了房子装修完，正一贫如洗之时。 为了给母亲治病，再多的钱也要想办法。我的命运总是很好，关键时刻上天总是关爱我，千难万难这个问题总算解决了。解决了钱的问题，这应该是第五个胜利了。让宋主任会诊，看来事小，其实事大，化疗方案的确立关系到治病的进程，我认为那也是一次胜利，是我决断的胜利。
实在没有想到，好不容易解决了钱的问题给母亲治病，竟然是在自讨苦吃。母亲原本样子好好的，在我的调理下看上去红光满面。可化疗药一上，一夜之间母亲的样子就变了：恶心呕吐，脸色发黑，整个人进入病态，很快头发落光，光光的头顶尖让人心寒。我开始疑惑了：这人好好的，一针药下去搞成这样，这是治病吗？分明是在下毒呀！然而既然化疗方案决定了，就没办法变了，我后悔有点来不及了。
真感谢他们向我提供了一个方子：喝芦笋！真是太感谢芦笋了，呕吐的母亲喝上芦笋就能安定下来。在芦笋的帮助下，我们完成了第一次化疗。
因为化疗，母亲的身体明显变得虚弱，进医院时好好的，出医院时人己弱，唉！这种治病真是！
很快就到了第二次化疗日。我们住进院，一检查，母亲肌酐、尿素氮都不正常了。医生便给母亲输黄芪，半月下来，母亲的肌酐指标正常。当母亲的肌酐指标正常时，本该是出院的时候，然而真正的治疗刚刚开始。那化疗药再一次进入到母亲体内，她的肌酐又上去了。
从那以后，母亲的肌酐再也没有正常过。很快，第三次化疗日子到了，医生依然给母亲输黄芪，但再输，母亲的肾功能也不能恢复正常。医生一点不吃惊，完全意料之中的说：她的肾己经有器质性病变了。医生说这话的时候那么淡然，那么正常，那么理应就该如此。把母亲好好的一个肾，打成这样，竟然是完全正常的治疗。医生和侩子手，经常是一步之遥。当然这里的“医生”两字，并不是指我母亲的经治医生。我的意思是说，任何治疗都不应以损伤其他器官为代价，没让病人死在这个科室，却让病人死在那个科室，可都是这个病人，生命只有一次，这种治疗理念是错误的。我这里谈的是理念，绝不针对哪个人，我母亲的经治医生很好，并不是我怕得罪人，这是真心实话。我在这里谈的理念，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西方的。这些年来我们的西医也开始谈“少创伤”，但其先天不足，决定它但很难达到中医的顶点。
我开始怀疑化疗决策的对否。按照化疗方案，母亲的苦难还早呢？八次化疗，还要放疗，现在只用了一种化疗药，还有两种等着上，这样下去我母亲生命还有救吗？我感到如果她的癌变身体还能撑两年的话，但现在的化疗最多能撑半年，甚至随时都会夺去她的生命。我再也不想听医生的了！我眼前看到的是：母亲不打化疗看上去挺好的，有说有笑，生活自理，一上化疗一夜间就不象样子。我不管医生怎么说，眼见为实。我的思想是多活一天是一天，我不能不相信我的眼睛。
没有人可以商量，苍天也不理我，我只有独断专行，果断决定。就这样，我停了母亲的化疗。我的公公是西医学界的老专家，他一再督促我：上放疗呀！上放疗呀！我坚决地回答：不上，化疗放疗，什么都不上了。我母亲肾己坏了，再上化疗更没有抵抗力了。一个没有抵抗力的人，身体还能撑多久呢？我不能让母亲接受这残忍的治疗。我公公说，那你怎么办？我说，我想办法，会有办法的。
其实，我能有什么办法？随着肾衰出现，连蝎子 蜈蚣 西黄丸都不能吃的母亲，该如何治病呢？
我去了北京，所有的西医大医院都跑了，我找了中国最有权威的西医专家，他告诉我：控制不住，最多两年。我神情漠然地回到家里，查资料，看报纸，报纸上抗癌的宣传真多呀？我看到一则广告：中药治癌，效果很好。于是我坐火车去了。我找到那里，是一家小诊所，我挂了号，我感到很奇怪，一种说不清的奇怪。他们给我开了药，十副药两千多元，一个疗程。应该说，这药是很贵的，西药贵跟进口有关，中药贵就没有道理了，仅仅是因为治癌吗？什么病不是病？癌症病人就该多付钱吗？再说能治好病的话，你给人多要钱，你真的能治好吗？如果能治好，还是世界不治之症吗？
我认为，医生认钱，就不是好医生，他一定治不了。
钱是怀疑的一个方面，再就是药量，大得很，我不解。我学过中医，长期以来一直关注中医理论。我知道，中医的治疗原则是和谐。“和谐”是什么？有生，有制（克），相辅相承。那么大的药量，是什么思维？讲和谐的中医理论不是这样的。
我怀疑的第三个方面是它的加减期。中医理论起源易学，易学讲天体运转规律。由于大宇宙每天都在变化，人体内的小宇宙也每天都在变化。随着大小宇宙的变化，作用于人体的中药也需要每天加减，以适应这种变化。所以严格意义是每天一加减，一般意义是两天一加减。三天一加减刚刚将就，六天一加减大概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如果十几天不加减，那就是胡闹了。
我站了一下午，直到他们下班，我没有买药。第二天，我去了最大的中医医院，医生告诉我：他们治不了。
我又回到家里。沉闷着。
其实，我还是相信中医的。有一次，我得了毒性咽炎，在一家大医院输液。几天后我的左肩不能动了，整个身子弯着走路。我找到医生看病，医生说我是肩周炎，需要继续输抗菌素，我又输了十天，越输越重。一个月过去了，我的左胳膊完全不能动，只能单手自理生活了。
医生还是要我继续输抗菌素。
有一天，我的一个表弟来到我们家。他说，他认识一位中学语文教师，在家里自己开药，水平很高。我说，我去看看吧。于是我们来到这个民间医生家里。我把情况告诉他，他说，输红霉素速度太快，是药物在体内堆积刺激血管造成的。他用手压了压我的穴位，我的胳膊就可以动了。几天后，我的胳膊就好了。
对中医我还是很迷信的。
其实，北京大医院有很好的中医，这是我亲身感觉到的。但是挂号太难了。不要怪有医托，挂号太难了，我真盼望能有医托帮忙---我可以辞去工作，常年坚持那样摧残人的挂号，我母亲不行，她身体受不了。当然，我没有找医托。
我妹妹说，她省城中医大医院有熟人，可以找个好医生给我母亲治肾。于是，我母亲开始了让这位中医生治肾的过程。两个月下来了，我惊住了：原来母亲只有肌酐 尿素氮两项不合格，两个月的中药治疗，出现了二氧化碳结合力等七项指标的不合格---母亲的肾病进入晚期了！
后来，我妹妹也后悔了，她说，她又了解了一下，这个中医生是西医改的，是半路出家。我看了看他的方子，也的确是西医思维。比如，母亲睡不着，他便加酸枣仁的量，由4.5克（药典标准量），一直加到30克，越加，母亲越睡不好，而且由于火大，造成了更重的癌变。
我流泪了。西医不能治，中医庸医瞎治。好的中医生又不肯接手。更好的中医生因为路远，我们不能天天坐火车去看病。怎么办呢？
走投无路的我，做为“江湖医生”，给母亲开中药了...
五年过去了，我和癌症肾衰搞起了拉锯战，用我的心，用我的爱，用我的挚着，用我的无私，也用我的自信和坚持......
中国和冰岛有时差，来冰岛快三年了，每天夜里12点爬起来，3点才能睡下，天天如此，慢慢地，有点感觉不到自我的存在，白天跟别人说话时，我似乎灵魂在，却肉体不在……真想休息一下！
这次回家，没有按时开药。以后不会了，我还会坚持，一直走下去。只是，“江湖医生”治病其压力可想而知。周围人有问我的，我无可奈何又自嘲地说：“我属于江湖骗子，只骗我妈。”
谁愿意总背着癌症和肾衰这两个包袱在身上呢？
心里需要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