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人再次关注“北欧模式”

德国人再次关注“北欧模式”

　　位于北欧的丹麦、瑞典以及芬兰过去在经济发展上一直不如德国，然而近些年来，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持续增长、而且失业率低、社会稳定。相比较，德国、法国、意大利等所谓的欧洲强国却经济增长迟缓、失业率高居不下、国家债务沉重、人心不稳。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西欧和北欧出现如此差别？德国能从“北欧模式”中学到哪些经验？最近德国著名的《经济周刊》为此作了特别报道。 

　　从20世纪70年代起，瑞典的社会和福利国家模式就成为许多欧洲国家学习的榜样。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北欧福利国家也经历了经济结构调整带来的阵痛，但其高税收、高就业、注重平衡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的模式依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根据世界银行对各国的统计，北欧国家公民是世界上收入差别最小的。北欧国家在完全自由市场经济和国家计划经济之间成功地走出了第三条道路。 

　　“北欧模式”能否成为治疗德国经济和社会问题的良方，专家对此还存在争议。毕竟德国的人口和经济总量比北欧国家要大得多，存在的经济结构和社会问题也比北欧国家复杂得多。但至少在某些领域，政府在实施改革的政策方面可以向“北欧模式”学习，虽然北欧国家经济体制中存在较高的国家成分和较高的税收，但其较早实施的自由化改革带来的明显效果，依然可以作为德国经济和社会改革的借鉴。 

　　稳定政府开支 

　　与德国连年超出欧盟《马斯特里赫条约》规定的国家债务相比，北欧国家从1998年以来，其国家债务从来没有突破《马约》规定的上限，成为欧盟内经济结构最好的地区。瑞典议会从1997年起，就对政府支出进行了上限控制，甚至涉及到政府职能部门的每一个具体岗位。由此国家债务从1995年占GDP的80%降到目前低于50%，到2009年将降到36%，而德国目前是67%。 

　　芬兰节约开支还包括缩减公务员队伍，其公共事业管理人员仅占从业人员的4.6%，瑞典为5.8%，而德国为7.1%。芬兰通过稳定的财政支出政策，减少国家债务，使政府有能力增加对基础设施以及教育和科研的投资。2006年二季度，瑞典政府用于这方面的投资同比去年增加了9%。 

　　强调科教优先 

　　没有足够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和不断的创新，就无法在全球化时代保持竞争优势，对此，北欧国家比其他工业国家认识得都要早，并及时进行政策调整。芬兰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还是以林木业为主，90年代后调整了经济结构，大力发展信息产业，以诺基亚为代表的一批高技术企业应运而生。现在芬兰每1000名就业人员中就有16名科学家，而欧盟的平均比例为千分之六。从1995年起，芬兰的劳动生产率比欧盟其他福利国家要高出一倍。 

　　芬兰用于研发的经费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48%，瑞典为3.98%，都高于欧盟目前的平均值2.26%，提前达到欧盟“里斯本战略”制订的3%目标，而德国目前仅为2.49%。在瑞典和丹麦的企业平均每年有20%的员工接受继续教育，而德国仅为5.2%。德国25岁至64岁的人群中只有约24%的人大学毕业，而北欧国家平均为33%。 

　　实现高就业率 

　　2003年以来，瑞典、丹麦和芬兰的失业率一直持续下降。北欧的做法是，政府不仅要保障失业者的生活，而且要求失业者必须提高自身能力，设法重新找到工作。谁要光想领失业救济金，不找活儿干，有关部门就会迅速采取行动。在丹麦哥本哈根的职业介绍中心，每个工作日都有许多失业者主动上门登记，寻找合适的工作。政府对劳动力市场尽量减少限制，丹麦几乎没有严格控制企业的裁员保护法，这在讲究福利保障的欧洲是难以想象的，但政府用于保障失业人员的财政转移支出却比德国还低。 

　　北欧国家通过改善妇女教育环境，使女性就业的水平也得到提高，女性就业率平均为70%，而德国为62%。北欧岁数较大的人也能申请到工作，而德国一般年龄超过58岁就很难找到工作。根据贝塔斯曼基金会的报告显示，芬兰55岁至64岁的就业人员比率在过去10年由约33%%增加到51%，而德国仅为44%。芬兰2005年实施的退休制度改革，允许退休年龄从63岁延长到68岁，谁工作到68岁，还能得到政府特别津贴。 

　　合理应用税收 

　　社会体制的金融保障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税收，自由经济学家，德国汉堡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托马斯·斯特劳勃哈甚至也承认，税收政策是国家治理经济最根本的良方。德国目前的经济改革主要就是税收政策的改革。在德国企业面临着既要承担员工沉重的福利和社会保险税负，又要保障企业竞争力的两难局面。瑞典和丹麦的经验是将提高企业的竞争力放在首位，首先是降低企业的所得税，然后确保员工的社会保险支出。北欧企业的所得税在26%至28%，比德国低10个百分点，由此提高了企业投资和创造就业的信心。 

　　另外员工的税收负担相对也比较合理，虽然员工的社会税负仅占其毛收入的10%，但通过较高的收入税和消费增值税，总体的社会贡献也非常大。北欧的增值税在22%25%之间，高收入阶层的个人所得税超过50%。国家的高税收政策在德国遭到大部分公民的反对，而北欧国家的高税收政策得到大部分公民的容忍。瑞典Sifo市场研究所的调查显示，高税收政策对瑞典选民的选情影响不大。相对于德国，北欧国家的公民对政府稳定财政支出政策比较信任，并相信政府能有效利用税收。 

　　大胆改革创新 

　　瑞典是最早建立“福利社会模式”的国家，强调社会公平和政府对社会承担的义务，因此在瑞典，许多公共事业部门依然置于国家的统一管辖下。瑞典所有的约1000家药房都是国营的。70多年来，政府一直没有放松对劳动力市场的调控。然而政府的政策并不是铁板一块，某些地方甚至走在欧洲其他福利国家的前面。比如商店的营业时间早已放开，这在德国还是颇有争议的话题。丹麦也允许年营业额350万欧元以下的商店在周末继续营业。根据德国经济研究所的报告，丹麦的市场开放程度在30个OECD成员国中位居第五，芬兰和瑞典分别为第六和第十，而德国排名第二十二。 

　　在健康医疗体制改革方面，北欧国家也比德国走得远。在瑞典，220欧元以下的医疗费需要患者自己承担，而到牙科医生就诊的费用完全由个人支付。患者每次看病的挂号费约15到35欧元，而在德国最有钱人看病的挂号费也不会超过10欧元。显然，德国公民享受了更多的社会福利好处，但国家的医疗负担沉重。不过，北欧的健康医疗体制总体上还是落后于德国，北欧每千名居民中平均只有3个病床，而德国是它的一倍。北欧的私人医生和诊所也很少。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北欧国家在邮政通讯、能源和交通领域的竞争能力明显高于大部分其他欧洲国家，诺基亚、爱立信代表着北欧在高技术领域的成功。稳定的政府财政支出、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和较低的失业率，以及对教育和科研的高投入都是欧洲其他福利国家值得学习的榜样，但“北欧模式”并不能够简单移植，各国更需要结合自身国情，探索出自己的可持续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