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张占胜在北景乡，乃至临猗县，都是一个享有很高声誉的能人。送苹果进中南海，则更为他增添了一丝传奇色彩。
在石家庄村，人们习惯把张占胜叫“张班长”。“张班长”是一个昵称，却透露着村民们对张占胜的尊敬。“说个难听话，咱这么大村里，小娃娃都知道我张班长，他威信高着哩！”十五组组长、支部委员杨理斌说。
在2005年12月才新换届当上村支书兼村主任，就能够在3月份安排参加温家宝总理的座谈会，对张占胜来说，并不意外。
早在18岁那一年，张占胜就当上了村支部的副书记。这一年是1963年。3年后，他被调到乡上担任团委书记， 1970年，又派回村里担任支部书记，这一干，就是16年。和他同时期的农民相比，以及和许多基层干部相比，张占胜被评价为“有超前意识”。
1970年代，改革开放还没开始，他就带着村民办厂子，先后办过织布厂、纺纱厂、轮窑等。
“他这人，把自己的诚信看得比啥都重要！”包村乡干部薛立功讲了一个故事。1980年代初，苗木正走红时，张占胜给村里开办了一个苗木公司。公司开张时，以集体的名义办的。当时张占胜表态，“如果赢利算集体的，赔了算我自己的！”
1986年，因为遭遇假种子等一系列市场原因，苗木公司赔了。张占胜信守自己的诺言，全部承担了债务。“苗木公司赔了，但村上没担一分债务！”村支部委员杨理斌说。
苗木公司出事不久，张占胜就辞去了村支书的工作，他说自己是开始“一心一意跑自己的光景了”，但被大家广泛认同的一种说法是，他为了打官司，自学法律，觉得会耽误村上的工作。
至于身上这笔债务，数额有多少，张占胜作为自己的“败笔”，没有给人说，甚至连妻子都说不清楚，有人估计至少在几十万。此后的20年，张占胜不参与村里的政事，踏踏实实过日子，打工、自己办养殖厂，起早摸黑干了20年，他成了全村光景最好、最富裕的人家。
新房盖起来了，儿孙满堂，张占胜本打算安享晚年——他过去的政绩已足以让他赢得全村人的尊敬了。
不料却横生枝节。2005年12月，村上换届选举，在最关键的时候却陷入僵局。“候选人不能服众。18个村民小组的全部党员和代表，异口同声都要推举老支书哩！”
刘安江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全村人都等着老支书的回音。他被推举到老支书家“做工作”，劝老支书“出山”。那天，正好是村民张某家给孙子过满月，写一笔好字的张占胜，被请去做账房，记礼金。“我们几个人，对老支书简直是苦苦哀求，因为那边就等着回音呢！”
面对乡亲们的苦求，张占胜的心又热了。“乡镇干部给我做过工作，让我继续干，我没同意，如今18个居民组党员异口同声让我干，我没法子拒绝啊！”就这样，2005年12月，众望所归，张占胜于20年后再任村主任。次年3月，接受会见，并为进中南海给总理送苹果落下伏笔。
重新上任的张占胜“心劲很大”，他想带领村庄，“再回到从前的辉煌。”
12月12日上午，张占胜又去了趟城里。在邮局，他发走了一封挂号信。信是寄给温总理的。“上次见面，因高度紧张，加之口音问题，有些问题未阐述清楚……”在这封信里，他再次阐述自己对“三农”的看法。“这不是我个人说的，是代表农民阶层说的……”
在信的最末，他表达了自己的心愿：我希望能在卸任之后，带上自家的土特产，再看望总理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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