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于谦案

　　正统十四年（1449年）二月，蒙古族瓦剌部落首领也先遣使两千余人贡马，向明朝廷邀赏。由于宦官王振不肯多给赏赐，并减去马价的五分之四。瓦剌借机就制造衅端，于这年七月率大军向边境骚扰。明军的败报不断传到北京，英宗朱祁镇在宦官王振的怂恿下，率五十万大军亲征，结果在土木堡惨败，明五十万大军“死伤过半”，英宗本人也被瓦剌俘获。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土木之变”。
　　当时局势十分危急，瓦剌兵锋极健，大明王朝风雨飘摇。在国家民族的危难关头，于谦力挽狂澜，力排南迁之议，坚请固守，并亲自督战，率师二十二万，列阵北京九门外，破瓦剌之军，取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
　　瓦剌进攻北京失败后，也先挟英宗逼和。于谦认为“社稷为重君为轻”，坚决不同意，由此也让英宗怀恨在心。也先无隙可乘，被迫释放了英宗。英宗回来后，被弟弟景帝囚禁在南宫。天顺元年（1457年），英宗复辟，徐有贞、石亨等人诬陷于谦谋立襄王之子，于谦被逮捕下狱，关在锦衣卫镇抚司。
　　跟于谦一起被逮捕审讯的还有内阁大学士王文。法司给于谦和王文二人定的罪名是“意欲”迎立外藩（指襄王朱瞻墡的长子）为帝，意图谋逆。二人因此备受酷刑。于谦冷静而从容，似乎早预料到一切。王文则极力辩解道：“按照祖宗成法，迎立外藩必须有内府的金牌和符信；派遣使者，必须用兵部发的马牌。这些事只要到内府兵部一查便可明白，岂能平白无故地诬陷？”
　　兵部主管马牌的是车驾司主事沈敬，沈敬却是个硬汉子，不肯做伪证，当场指出兵部从未发出马牌。内府的金牌和符信早就被孙太后拿去，一直在后宫中，大家心中有数，如果真的查验，反而应验了王文的话。
　　王文见占了上风，更加据理力争。堂上堂下吵得不可开交时，于谦却笑道：“亨等意耳，辩何益？”萧维祯看见于谦是个明白人，终于忍不住说了实话：“于公可谓明白。事出朝廷，承也是死，不承也是死。”
　　因为没有任何证据，三法司只好加上“意图”二字，给于谦和王文定的罪名为“意图迎立藩王”，“坐以谋逆，处极刑”。沈敬也跟着倒霉，被认为是于谦和王文的同谋，不过罪减一等，免死罪，充军铁岭。
　　当案子的审理结果递到英宗朱祁镇手中时，英宗见到给于谦的定刑是一个“死”字，不禁犹豫起来，迟疑着说：“于谦实有功。”（《明史·卷一百七十·于谦传》）
　　但一向与于谦不和徐有贞马上攘臂直前，大声说：“不杀于谦，此举（指夺门之变）为无名。”于是，英宗下定决心，诏令将于谦和王文弃市，就是公开斩首示众。这已经是一些大臣极力营救的结果，其中新入阁的阁臣薛瑄（前面提过的宦官王振的老乡）更是据理力争。按三法司的定罪，于谦应该被凌迟处死，改为弃市，已经是罪减一等。
　　正月二十二日，于谦、王文同日被杀，于谦慨然赴死，时年六十岁。据说于谦被杀时，“阴霾翳天，京郊妇孺，无不洒泣”。于谦家属也受到牵连，长子于冕充军山西龙门，于谦妻张氏发配山海关，家产也被抄没。当锦衣卫来抄于谦的家时，家中没有发现任何值钱的东西。只有正屋一间，大门紧闭，上面一把大锁牢牢锁着。锦衣卫大喜过望，忙撞门进去，但里面装的都是皇帝御赐的物件，蟒袍、剑器、圣旨等，一件一件地摆着，并没有金钱宝物之类。见此状况，就连负责查抄的官吏也涕然泪下。
　　指挥同知陈逵感念于谦的忠义，冒险收藏了于谦的遗骸。天顺三年（1459年），于谦女婿朱骥将于谦的灵柩运回故乡，葬于杭州西湖三台山麓，后人称为于少保墓。
　　成化二年（1466年）八月，遇赦回乡的于冕上疏为父讼冤，宪宗朱见深亲自为于谦昭雪，将崇文门内西裱褙胡同的于谦故宅改为“忠节祠”，遣官祭奠英魂。宪宗亲自撰写诰语：“当国家之多难，保社稷以无虞，惟公道之独持，为群奸所并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实怜其忠。”弘治二年（1489年），明朝廷赠于谦光禄大夫、柱国、太傅，谥肃愍，赐祠于其墓曰“旌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