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惟庸案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在中央设立了中书省。明初的中书省组织庞大，职权很重，这一部门远承古代的宰相（丞相）制度，近袭元朝中书省“录军国重事”的旧制。省内设左、右相国（后改为丞相）为长官，还设有平章政事、左右丞、参知政事等高级官僚，以及作为职能办事人员的左右司郎中、员外郎、中书舍人等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仅是中书省下属的机构，六部的领导人尚书、侍郎等不过是丞相的属员。当时的中书省不但有“综理机务”的职权，而且全国各级各部门给皇帝上的奏报，也规定要“先白中书省”，一切以皇帝名义发出的诏令谕旨，也经中书省再下达，俨然是设置在皇帝和国家机关中间的一级权力部门，是必要的中转站。任丞相的人更是仅处在皇帝一人之下，高踞于百官之上的权要。丞相对一切庶务有权专决。
　　朱元璋能得天下，武臣立功，要推徐达、常遇春，文臣立功，要推李善长、刘伯温，常遇春四十岁病死，刘伯温则辞官不做。这个人号称能未卜先知，大概十分了解朱元璋的秉性，但终究没有逃过毒手，被朱元璋指使胡惟庸下毒害死。　
　　一直以来，文臣派李善长与武臣派徐达间的斗争很尖锐。朱元璋后来之所以重用胡惟庸，也是想牵制二人。但左丞相胡惟庸自洪武三年官中书省参知政事，六年生右丞相，进左丞相，在中书省时间最久，权利最重，大权几乎完全旁落在他手中。胡惟庸在外生杀黜陟，惟所欲为，许多生死人命和升降官员的大事居然不向皇帝奏明就直接执行。
　　朱元璋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大权旁落。卧榻旁边，岂容他人鼾睡？胡惟庸很快以私通日本、蒙古的“谋反”罪名被凌迟处死，许多大臣株连被杀。案件前后株连三万余人，史称“胡狱”。只有李善长、陆仲亨、费聚三人，因与皇帝是患难初交，未加问罪。
　　翰林学士承旨宋濂被称为是明初文臣之首，他的次子宋遂、长孙宋慎，坐胡党之案被杀。宋濂和妻子儿女也难逃劫难被捕下狱，坐罪当诛。宋濂因当过太子朱标的老师，朱标竭尽全力搭救师傅，他苦苦哀求皇帝赦免宋濂，朱元璋不许。
　　这件事让马皇后知道了，马皇后劝朱元璋说：“宋先生曾经讲学宫中，一字为师，终身不移。民家为子延师，尚以礼全终始，何况天子呢？况且他隐居青萝山中，还能有什么施展？”朱元璋自负地说：“这个你不知道，此老儿不甘寂寞，虽隐居青萝山，但四方前去求教者络绎不绝，受业者遍及天下，倘有异志，如何得了！”依旧不肯饶恕宋濂。这话的意思十分明显了。马皇后知道皇帝丈夫的真实意图，所以才说宋濂不能再有什么作为。但朱元璋意思是，他也知道宋濂无罪，只是怕他名气太大，万一有异志，必然一呼百应，这才要趁这个机会除掉。当天，马皇后陪朱元璋吃饭。她呆呆地坐在桌边，不沾酒，也不吃肉。朱元璋感到奇怪，问她是不是身子不舒服。马皇后难过地说：“宋先生犯了死罪，我心里十分难受，在为宋先生祈福呢。”朱元璋听她这一说，也有点感动，才下令赦免宋濂死罪，改罚充军茂州（今四川茂县）。七十二岁高龄的宋濂因此得以免死，却经不起这场惊怕，再加上路上劳累，途中病死于夔州（今重庆奉节）。
　　胡惟庸以谋反罪伏诛后，朱元璋查到胡惟庸欲籍日本为助，越想越是恼怒，曾一度想要发兵征讨日本。元朝曾对日本大举征讨，因遭遇风雨而全军覆没，是当年蒙古铁骑横行天下的第一次惨败，故终元之世日本不通中国。明王朝建立后，朱元璋谴使赵秩赴日本通好，日本怀良亲王遂谴使来华，奉表称臣，两国间的邦交得以恢复。现在出了胡惟庸之事，两国立即断绝了邦交。朱元璋预备对日本用兵，曹国公李文忠因此被召回京师。李文忠却力阻出征日本，又引元朝征日本失败的教训为鉴，朱元璋勉强作罢，心中却始终耿耿于怀。李文忠后来莫名其妙地中毒死去。
　　杀掉了胡惟庸及欧，朱元璋下决心乘这个机会将权利收回到自己手中，着手对中央统治机构进行了改革。他废除了中书省及丞相制，分中书省及丞相权力归属六部，相对提高六部职权和地位，由六部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改大都督府为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事皆由朝廷总之；兵制上实行卫所制，使武将与兵权分离。这一系列的措施都使皇权得到大大的加强。
　　这样朱元璋就废除了有一千多年历史的丞相制度和有七百多年历史的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制度，将军政大权揽于一身。这是自秦汉以来，专制和中央集权发展的极至。
　　其实，胡惟庸案不过是一个偶发的事件，在此之前，朱元璋就曾几度要削减中书省的权力，取消胡惟庸等以丞相身份通过中书省对各级国家机关的控制，如在洪武十一年（1378）三月下旨，“令奏事毋关白中书省”，明显的意图是要限制中书省的职权。但这还不能从制度上根本解决问题，矛盾仍然相继出现，废除丞相制遂难以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