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夺情”

    万历年间，发生过张居正“夺情”事件，直接导致五名大臣被廷杖。
　　“廷杖”，就是在殿廷杖责大臣，受刑地点就在承天门（今天安门）后边、午门前面。廷杖没有法律规定，不分官职大小，不管是德高望重的文臣，还是功勋赫赫的武将，只要惹怒了皇帝，就被拖到午门打屁股。负责行刑的是锦衣卫的校尉，监刑的是司礼监太监。
　　万历五年（1577年）九月二十六日，张居正父亲病死。按照封建礼教，父母死亡，在外做官的儿子必须离任回乡服丧三年，等到服丧期满后才可回任办事。否则，即是“忘亲”、“夺情”。当时张居正权势正如日中天，生怕一旦离去，他人谋其位，因此不想回来家江陵奔丧守孝。但他表面不便明说，暗中指使大宦官冯保出面挽留。冯保传中旨，命吏部尚书张瀚奉诏留张居正。张居正本人也一再要张瀚以吏部尚书的身份出面留他。然而，这张瀚却是个角色，始终不为张居正所动。张瀚的下级户部侍郎李幼滋想要讨好张居正，“首倡夺情”之议。内阁大臣吕调阳、张四维首先附和张居正，并引前朝事例，请张居正夺情视事。御史曾士楚、吏科都给事中陈三谟亦上疏请留，自此，“和者相继”。
　　万历五年（1577年）十月十八日，翰林院编修吴中行上书疏劾，说张居正夺情是违背“万古纲常”。第二天，检讨赵用贤上书，认为不能援前朝故事为张居正夺情制造根据。十月二十日，刑部员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联名上疏，弹劾张居正夺情是“贪位忘亲”。张居正大怒，十月二十二日廷杖吴中行、赵用贤各六十，艾穆、沈思孝各八十。这四人都被打得气息奄奄，不成人形，旁人都不敢多看一眼。
　　这时候，又有一个跳了出来，即观政进士邹元标。吴中行等人因为上疏反对张居正夺情而被廷杖时，邹元标不过是一小官，默默无闻，见状立即厚贿太监，并马上上一疏反对夺情，言辞十分尖锐，批评张居正素来以“非常之人”自居，而他“以奔丧为常事而不屑为”，说明他实际上与禽兽无异。张居正大怒，下令廷杖邹元标一百六十。邹元标因为之前贿赂过太监，虽然挨的板子比别人多，反倒挺过来了。他因此成为大名人，极为沾沾自喜。邹元标如此，不过是“沽名讪上”，欲博得犯颜死谏的美名。
　　朝臣们相继上书为被廷杖的五人求情。张居正不听，将吴中行、赵用贤革职除名，艾穆、沈思孝、邹元标分别发配凉州、神电卫、都匀卫充军。吴中行、赵用贤为隆庆五年张居正所取进士，与张居正有师生之谊，而艾穆为张居正的同乡，他们从维护封建伦理纲常出发，不讲私恩，不避权势，疏责张居正夺情，“直声震天下”，时称五人为“五直臣”。
　　最后还是明神宗朱翊钧出面，说张居正“亲承先帝付托，辅朕冲幼”，“朕切倚赖，岂可一日离朕”，命张居正在官守制，“夺情”风波才算平息了下来。
　　直到次年三月，张居正才归家葬父。朝廷内外对“夺情”一事议论纷纷，反对张居正者抨击他是“贪位忘亲”，置“万古纲常”于不顾。张居正虽成功“夺情”，仍旧独执大权，但这件事也成为他死后被论罪抄家的祸根。
　　邹元标一事后来对明神宗朱翊钧触动很大，认为大臣冒死进谏都是为了博取虚名，所以之后对大臣的进谏往往不佳懒得理睬，把奏疏留中不发，拖而不决，任其自生自灭，再激烈的言词也懒得去追究，锦衣卫的监狱竟至于长满青草。明神宗从此不上朝，消极怠工了。大臣们也因祸得富，没有人再被廷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