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都市少年 （上）
如果您去曼哈顿西区，搭地铁北线，经过时代广场，中央公园和哈莱姆区，您便到了我从小长大的街区。华盛顿高地差不多正对着曼哈顿岛另一头的华尔街——那里不远处有一片草地，据说彼得·米纽伊特当年就在那个位置以24美元的价格从印第安人手里买下曼哈顿（现在那里有一块纪念铭石）。
街区几乎都是低层的砖结构公寓建筑，住满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蜂拥而来的犹太移民，还有一些爱尔人和德国后裔。我父母的家族，即格林斯潘家族和戈德史密斯家族都是在世纪之交来到美国的：格林斯潘家族来自罗马尼亚，戈德史密斯家族则来自匈牙利。这里的大多数家庭，算我们在内，都属于中下阶层，不象东部下城区的犹太人那样赤贫如洗。大萧条时期最艰难的那几年，我正念小学呢，哪怕是那会儿我们也用不着饿肚子。我从来没有听说有什么亲戚过得很苦。我甚至还有零花钱呢！一周25美分。
我是独生子，1926年出生，父母旋即离婚。他们分手时我还不会记事。我的父亲赫伯特搬回他从小长大的布鲁克林区。他和他的父母生活在一起直到后来再婚。我留在母亲罗斯身边，她把我养大。尽管她那时只有26岁而且非常迷人，但她用回娘家姓，终身不再嫁。她在布朗克斯区的路德维格-鲍曼家具店找了份售货员的工作，并且靠这份工作度过了整个大萧条时期。她量入为出，很会过日子。
我母亲在五兄妹中排行最小，因此我们是一个大家庭的一部分。我的表兄表妹及舅父舅妈和我们亲密相处，弥补没有父亲没有兄弟姐妹的缺憾。有段时间，我和母亲与外公内森、外婆安娜住在一起。戈德史密斯们是一大帮充满活力的音乐爱好者。我的舅舅默里是一位钢琴家，能视唱最高难度的名曲。他改名为马里奥·斯尔瓦，从事娱乐业，并与人合编了一部百老汇音乐剧《爱之歌》，是关于作曲家罗伯特·舒曼的。他后来进军好来坞，《爱之歌》被拍成了电影，由凯瑟林· 赫本和保罗·亨里德领衔主演。每过几个月就会有一次家庭聚会，我舅舅当场演奏，我母亲当场献歌——她有一付动人心弦的女低音嗓子，喜欢模仿百老汇女演员、专唱伤感恋歌的女歌手海伦·摩根，后者以广为传唱的《女之耽兮》（译者注：此歌英文名为Can’t Help Lovin Dat Man，咏唱痴情女子守望绝情男子之苦情）闻名于世。另外，我母亲平静地过着围着家庭转的生活。她乐观平和，根本不是什么知识份子。她的读物是一份叫《每日新闻》的小报。装点我们起居室的是一架小型平式钢琴，而非书架。
长我四岁的表兄韦斯利更象是我的一个亲哥哥。上世纪30年代初的夏天，他家在一个叫爱基米尔的街区租了一座离海不远的房子，地处皇后区最南端。我和韦斯利为了硬币找遍海滩，斩获颇丰。虽说时值深度大萧条，人们依然大大咧咧地来到海滩，随身携带的硬币，有不少掉进了沙里。这项爱好留下的惟一后遗症便是——我养成了低头走路的习惯。如果有人问起，我便回答说：“我在找钱。”
但是没有爸爸这一点还是令我的生活若有所失。每过一个月左右我都会搭地铁去布鲁克林区见他。他在华尔街为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做经纪人，或者按当时说法做掮客吧。他是个瘦高个的英俊男子，看起有点像吉恩·凯利（译者注：一位美国电影演员、舞者、制作人、导演与歌手，曾经主演过许多知名电影，是美国电影史上相当重要的一位演员，1962年他执导了《冷暖心声冷暖情》Gigot，描写好心肠的哑巴收留饥寒交迫的私娼母女的遭遇，悲欢交错，十分感人）而且装得还挺像。不过他一辈子都没有赚过什么大钱。他和我说话时总显得笨嘴笨舌，搞得我也很狼狈。可他是个聪明人，1935年我9岁时，他写了一本名叫《复苏在望》的书献给我。他预测罗斯福新政会令美国经济回到旧日好时光。他郑重其事地为我题赠了一本书，题辞如下：
致儿子艾伦：
这第一本书是在对你的思念中写成的，愿它能引出一本又一本络绎不绝的著作。当你长大成人，回首今日，解读书中合乎逻辑的预见，便可以开始自已的相关研究。
你的父亲。
在我任职美联储主席的那些年里，我经常把它拿出来给大家看。大家都说：原来在国会议员面前作神秘发言的功夫是有遗传啊！不过，当年我才9岁，完全不知所云。我看了看书，读了几页，就把它丢到一边去了。
我对数字的天生喜爱可能的确得自于他的遗传。很小的时候，我母亲就以我为荣，经常当着亲戚的面故意问我：“艾伦，35加92是多少？”我心算后报出答案。接着她用更大的数字考我，然后又考我乘法，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尽管早就小有名气，我却不是一个自信的男孩。我母亲每每在家庭聚会上大放光彩众星捧月，而我常常向隅而坐落落寡欢。
9岁时，我成了一个极其热心的棒球迷。波罗球场举足可到，因此附近的孩子们有空常去观看巨人队的表演。我特别喜欢洋基队，不过要去洋基露天体育馆得坐地铁，所以我主要从报纸上了解他们。1939年前，纽约的体育比赛广播节目没有正式开通，但是1936年的世界职业棒球大赛倒是广播了的，我发明了自已的方法来记录队员们的个人成绩表。我总是使用绿纸，按照我精心编制的代码，把每场比赛每次投球一笔一笔全都记录下来。我的头脑那时候象张白纸，写满了棒球比赛数据。时至今日，我仍然能背出那场世界职业棒球大赛中洋基队选手的出场顺序，以及他们的位置和击球率。（那是乔·迪马吉欧崭露头角的赛季——他的击球率是0.323——并且洋基队以4比2击败巨人队）我通过计算击球率学会了分数：3比11是0.273，5比13是0.385，7比22是 0.318。4比10以上转成分数我就没有这么得心应手了，因为几乎没有击球手的成绩能超过0.400。
我想自已当球手。我在街区球队做球手而且打得还挺不错——我是个左撇子，加上身手敏捷反应迅速，我成了一名防守严密的一垒守垒员。时光荏苒，我十四岁了。那帮大孩子中有个人大概18岁吧，他对我说：“以你现在的进步速度，你迟早有一天会进入全美职业棒球联合会。”不用说，我激动得浑身颤抖——不过，也正是在那个节骨眼上我停止进步了。那个赛季过后，我再也没有捕球或击球了。我的进步戛然而止，巅峰定格在十四岁。
除了棒球，我还痴迷于摩尔斯电报编码。上世纪30年代后期，西部牛仔片风靡一时——我们花25美分去当地剧院看最新的冒险片《何帕龙·卡赛迪》。不过令我大感兴趣的角色却是电报员。因为他们不仅能够通过指尖瞬间传信——在剧情的紧要关头，只要线路没有断，他们就能够呼救或报警印第安人来袭 ——也因为他们神乎其技。一个熟练的电报员每分钟可发送四十或五十个词，一个同样熟练的电报员不仅能在另一端在收到信息，还能根据电码不同的节奏和声音判断出是谁在发报。他会说“这是乔的手。”我和好友贺比·侯姆斯倒腾出一个电池和两套按键开始练习发报。我们的速度比乌龟还要慢，只知道电码让我心迷神驰激动不已。此后人生似水流年，当我通过卫星和中央银行同侪们跨洲通信时，再度体验到无以复加的惊奇之感。
我内心深处渴望着跑到纽约外面去。有的晚上，我蜷缩在收音机前，转动着调谐盘，努力收听远方电台。大约是从11岁起，我开始收集全国各地的铁路时刻表，花很多时间去记四十八个州的路线和各镇名称。我会有条有理地想象一路游历，比如说从大北方起程、穿越明尼苏达州的广阔平原、北达科他州和蒙大拿州，在象法戈、迈诺特和哈佛利这样的城市逗留一番，接着继续向前穿过北美洲大陆分水岭。
我13岁的时候，没想到我父亲会突然邀请我和他一起去芝加哥出差。我们到达佩恩站，登上百老汇特快列车。这是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最高级的火车，开往费城然后西折。接着载着我们经过哈里斯堡（译者注：宾夕法尼亚州的州府）和阿尔图纳（译者注：宾夕法尼亚州中部城市），到达匹兹堡（译者注：美国钢铁工业中心，宾夕法尼亚州第二大城市，位于该州西南部）时已是晚上。黑暗中，我们和吐着火焰喷着火星的炼钢高炉擦身而过——这是我平生头一回见到了多年后我要进行专门研究的行业。在芝加哥我拍摄了很多地标照片，诸如水塔和湖滨道，回家后我在暗房里把照片冲冼出来（摄影是我的另一项爱好）。那次旅行进一步坚定了我追求更加多姿多彩的人生梦想，不再甘心做华盛顿高地的平庸男孩。但是我没有和任何人谈过这番心事。尽管我母亲知道我收集铁路时刻表，但是我敢肯定她没有意识它们对我意味着什么。我要逃离她的世界。
我的另一大爱好是音乐。12岁那年听了表姐克莱尔的演奏后，我开始学吹单簧管，并且全情投入，每天要练3到6个小时。刚开始，我的注意力只集中在古典音乐上，但很快便扩大到爵士乐上。有个朋友有台留声机，他邀我过去，放了一张班尼·古德曼和他的管弦乐队的唱片《唱！唱！唱！》，我一听之下就迷上了。
那是音乐史上激动人心的时代。古德曼和阿蒂·肖、弗莱彻·亨德森开创了一个光辉的新纪元。他们把上世纪20年代的舞蹈音乐和拉格泰姆音乐、黑人灵歌、蓝调音乐及欧洲音乐的某些元素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所谓的“大乐队爵士乐”。 “大乐队爵士乐”大受欢迎，声名远播，由于这个原因，1938年古德曼和他的管弦乐队受到邀请，在卡内基礼堂举行了有史以来第一场非古典音乐会。从那以后，除了吹奏单簧管，我又开始练习高音萨克斯管。在我听来，萨克斯管是“大乐队爵士乐”中最让人满意最具爵士风格的乐器。
格伦·米勒是我心目中的英雄，他把乐队的一支单簧管和两只次高音及两只高音萨克斯组合在一起，赋予音乐天鹅绒般的全新质感。1941年我15岁，我搭地铁去宾夕法尼亚酒店听他的乐队演出。我有幸挤到台前，离格伦·米勒本人只有10英尺。乐队开始演奏柴可夫斯基第六交响乐的舞曲部分。我吹奏起来。“这是《悲怆》，”米勒转过头来看着我说：“太棒了！孩子。”
乔治华盛顿中学离我家大约一英里半，是纽约市最大和最好的公立学校之一。1940年秋我入学时，它已有3000学生，其中包括夜校学生，当然大部分是我们这些人。如果你是别的街区的学生，就得竞争入校，而且班级间竞争激烈。部分原因是由于经济大萧条：我们很多人觉得从一开始就不具备任何优势，所以有必要更加努力*。还因为多了战争的不确定性。尽管离珍珠港事件爆发还有一年多，纳粹德国在不久前就占领了西欧。收音机里关于货船在大西洋被德国U型潜艇击沉的消息满天飞，爱德华·R·默罗不时从伦敦发来报道，那里正遭受德国空袭。
*竞争同样表现在体育场上：乔治华盛顿中学无论在棒球还是足球方面都是纽约市众多学校中不可小觑的力量。
我们之所以特别意识到战争的存在，是因为我校各个班级的人数越来越多——增加的主要是几年前随家逃离纳粹的犹太难民学生。我入学时，亨利·基辛格是四年级学生，我们却到30年之后才见上面。我记得和约翰·凯梅尼坐在同一间教室里上数学课，他是匈牙利难民，日后成为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数学助手，并和托马斯·库尔茨（后来还成了达特茅斯学院院长）发明了BASIC语言。约翰刚来美国不久，说话带着很重的口音，但是他很有数学天赋。我不知道是不是部分因为他曾在匈牙利受到过良好教育。所以我问他：“是因为你从欧洲来的吗？”我希望他给个肯定回答，是的话就说明他的优势不是天生的，我有可能通过努力学习赶上他。但这个问题似乎令他一怔，他耸了耸肩，答道：“每个人都是欧洲来的呀！”
我在华盛顿中学学习很刻苦，但是并没有在门门课程上取得同样高分。我只要专心学习就能取得好成绩，数学的确学得很棒呢。至于我不感兴趣的课程，只能算学得还可以吧，因为棒球和音乐占了我很多时间。音乐越来越成为我生活的重心。演奏可以赚钱——我加入了舞蹈乐队，周末走穴吹上几曲就能挣10美元。
我还能准确地记得：日本袭击珍珠港那天，我在房间里练习单簧管。我打开收音机正想歇一会儿，里面传来战争宣言。我那时并不知道珍珠港在哪个位置 ——没人知道。我的第一反应不是“噢，我们要参战啦！”，而是希望这桩不幸的事马上过去。十五岁的男孩总是会忽视很多事情，只顾着做手头上的事。
当然，战争是不容忽视的。当年春天就开始实行配给制了，而且大多数孩子毕业后，只要年满18岁就直接去参军了。1942年夏天，我加入了一个六件套乐队，前往卡茨基尔山区（译者注：纽约州中部的游览胜地）的一个休闲酒店演出了一段时间。那里年轻人不多——我们几乎是为父母辈的人演奏——而且气氛压抑。整个春季，我们在太平洋战争中节节失利，哪怕美国在中途岛海战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检查制度也不允许人们谈论真实战况，不过，似乎凶多吉少。
1943年6月我从华盛顿中学毕业后无心上大学。1944年3月我将满18岁，想在入伍前，好好利用这段时间做更多音乐训练。于是，我继续留在小乐队里演奏，并报考朱丽亚音乐学院的音乐课程。朱丽亚音乐学院是纽约市最大的私人音乐学校，我在那里学习了单簧管、钢琴和作曲。如果说我有未来计划的话，我寻思过加入军乐队。
第二年春天，征兵局打电话给我。我赶去体检，在市区坐了好长一段地铁。体检地点在炮台公园的庞大参军中心，由旧海关署改建。那是一个带有雕塑和壁画的巨大建筑，拥有带回声的高大空间，几百名和我年龄相仿的男子在里面排队等候。轮到我做X光透视——检查是否有肺结核——之前，一切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一个中士把我从队伍中叫到他的桌前。“我们在你的肺上发现了一个黑点，”他说，“我们不知道它是不是活性的。”他边说边把几张纸和一个肺结核病专家的住址塞到我手里，要我去见那个专家并回报结果。第二天我见到了专家，可是他也不能确诊。他说：“我们得观察一年才行。”于是我被划为不宜参军的人。
我几乎要发疯了。人人都在军队里，我却被排斥在外成了孤家寡人。我更怕得了不能掉以轻心的重病。没有征兆，呼吸自如，也没有其它不适——按理说，作为一名单簧管吹奏者和萨克斯管乐手，有病的话早该发现症状了。但是X光片上的黑影是明摆着的。记得拍片当周晚些时候，我和一位女友坐在草坡上，望着乔治华盛顿大桥说：“如果真得了肺结核，我的小命就完了！”
后来，多亏我的高音萨克斯管教师比尔·希尼尔给了我一条脱离苦海的道路。比尔是有传奇色彩的爵士乐导师之一。他的方法是组建一个只有四、五件萨克斯管和一件单簧管的小乐队，并让学生自已谱一些曲。在我们的小乐队里，希尼尔让我坐在一个名叫斯坦利·盖兹的15岁男孩旁边。今天，研究爵士乐历史的人把斯坦利·盖兹列为和迈尔斯·戴维斯、约翰·柯川并驾齐驱的人物。希尼尔要我和斯坦利·盖兹一起演奏，就象要求一个鸡尾酒会上的钢琴手和莫扎特同台切磋分解和弦。我和盖兹相处得很好，不过，他演奏时，我只有聆听的份。有时，当你面对出类拔萃的人时，你可以看到通往他们能力水准的路，并希望自已可以沿着那条路前进；而另一些人，他们的能力是天生的，无论你怎么练习也达不到那种水准的。盖兹属于后者，我凭直觉就意识到自已永远也学不会他的天才乐技。
话虽如此，经过这样的合练，我的萨克斯管演奏水平真的好多了，这也证实希尼尔的确是当教师的料。我和他说起被军队拒之门外的事，他只是大笑。他说：“这就是说没什么东西能阻止你找到一份工作。”然后他向我透露：亨利·杰罗姆那里刚好有个空缺。
亨利·杰罗姆的管弦乐队是个有14人的演出团体，在东海岸相当有名。我前去试听并获邀加盟，这标志了我的人生大转折。打比方说吧，这无法和加入全美职业棒球大联盟相提并论，而更象是加入一个AAA级棒球俱乐部，但它仍是一份正儿八经的成熟职业，我为此缴纳入伙费，并在那些日子里赚得丰厚的收入。乐队一半时间在城里，一半时间到美国东部巡回演出，于是，我平生第一次有机会靠自已的力量离开纽约。
杰罗姆乐队比我以前参加过的乐队要好很多很多。亨利·杰罗姆本人是先锋派艺术家之一。他的乐队日后加入打击器乐和快速即兴演奏，把查理·帕克和迪兹·葛拉斯比的波普爵士乐风带入传统的大乐队爵士乐中。尽管这支乐队的名气最后没能做到长盛不衰，但是我的乐师伙伴和乐队后继者中，成就不朽事业的人却出奇地多。约翰尼·曼德尔——我们的一个长号手——去了好莱坞写下了著名歌曲《你微笑的影子》和电影《捣毁》（译者注：中文又名《风流医生俏护士》， 1970年上映的反战幽默片）的主题曲，荣获一次奥斯卡奖和四次格莱美奖。鼓手斯坦·列维后来和查理·帕克同台演出。拉里·利弗斯成为流行大画家。我的萨克斯管搭裆莱尼·伽蒙特成了尼克松总统的律师。
随着1944年战争形势的好转，我们的音乐风格大受欢迎。接下来长达16个月里，我们在很多著名的地方演出，比如纽约林肯酒店的蓝房（译者注：肯尼迪夫人把原本白色墙壁改为蓝色，故此得名。这里经常是总统夫妇款待贵宾的地方）和时代广场儿童派拉蒙餐厅。我在纽波特纽斯（译者注：美国弗吉尼亚州东海岸港口城市。美国现役所有航母都在纽波特纽斯造船厂建造，是目前美国仅有的一个航母造船厂）市外的弗吉尼亚海滩上演奏舞曲，大多数观众是造船工人和海军家属。我们有时在剧院里表演，和杂技演员们——也就是那些在好莱坞正式节目前进行热身表演的儿童舞蹈队，以及阿尔·乔尔森（译者注：美国爵乐大师，主演了第一部正式的有声片歌剧《爵士歌手》1886.05.13~~1950.10.23）全盛时期就名动天下且依然活跃的歌手们一起分摊收支。1944年12月我们在新奥尔良市的罗斯福酒店担任头牌乐队，那是我当年所到过的最远地方。有天晚上，我在离河不远的一条街上遛跶，举头仰视一艘油轮昂然驶过。新奥尔良市远远低于海平面啊！此事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过后，新奥尔良市拦海大坝发生决堤，由于往事如昨，历历在目，我顷刻间便对水灾之深了然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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