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01年9月11日下午，我参加完在瑞士举行的国际银行家例会，搭乘瑞士航空128次航班飞返华盛顿。正当我在座舱内踱步的时候，护送我出行海外的卫士长鲍勃·爱格牛在过道里把我拦下了。鲍勃是前秘密特工，为人友善但话语不多。此刻，他看上去神情严峻。“主席先生，”他低声说道，“机长要在前头见您。两架飞机撞了世贸中心。”我一定满脸疑狐，因为他加了句“我不是在开玩笑。”
驾驶舱内，机长神色惶然。他告诉我们刚刚发生一桩针对我国的可怕攻击——有几架民航飞机遭到劫持，其中两架撞进世贸中心，一架撞上五角大楼，还有一架下落不明。他所知道的就这些了，他用略带口音的英语说道。我们要飞回苏黎士，但他不会向其他乘客广播真实原因。
“我们非返航不可吗？”我问道，“可以降落在加拿大吗？”他说不可以，他接到的命令是折返苏黎士。
我返回座位，机长则发布广播说空中交通管制要求我们飞回苏黎士。座位上的电话立刻就被打爆了，我无法和地面取得联系。那个周末和我同在瑞士的美联储同事们，都已经上了别的航班。我没有办法了解事态进展，无计可施，只好在接下来的三个半小时里东想西想。我望向窗外，随身携带的工作、成堆的备忘录和经济报告，统统被我丢在包中不理：这些袭击会不会是一个更大阴谋的序幕呢？
我最先牵挂的是我的妻子安德莉娅，她是NBC电视台驻华盛顿的首席外事记者。令人宽慰的是她人不在纽约（译者注：NBC电视台总部在纽约），而且当天她也没有计划采访五角大楼。我想她应该在华盛顿城中的NBC分台里，正忙碌着报道新闻。所以我不用太担心，我自已安慰自已……但是，万一她在最后关头，临时前往五角大楼采访某位将军呢？
我担心美联储的同事们，他们和家人都安全吗？美联储职员一定正忙着应对危机。此次袭击——自珍珠港事件以来首次发生在美国本土——将陷国家于混乱，我需要凝神思考的问题是：经济会因此元气大伤吗？
显然，种种经济危机呼之欲出。最坏的情形便是金融系统崩溃，我想这倒不太可能发生。美联储管理的电子支付系统每日调度的资金和证券高达4万亿美元，在美国所有银行和世界其它地方的大多数银行间互相转账。
我们向来认为：如果存心破坏美国经济，只要搞掉电子支付系统就可以了。银行将不得不回到低效率的资金实物转移，而商业将局限于物物交换和欠据欠条。全国经济活动水平将会一落千丈。
在冷战期间，美联储为金融系统赖以运行的通信和计算机设施建立了庞大的备用系统，以应对可能发生的核打击。我们有花样繁多的安全措施，比如，把某个美联储银行的数据备份在数百英里外的另一家美联储银行里，或者某个遥远的地方。万一发生核攻击，我们可以启动备用系统并在无核辐射区迅速运行。美联储副主席罗杰·弗格森将在当天启用的正是这样一个备用系统。我相信他和我们同事定会采取必要手段来保证世界美元体系继续运行。
然而，虽有可能，但我并不认为劫机者矢志摧毁金融系统实体。这更有可能是一次反对资本主义美国的象征性暴力活动，就象早在8年前世贸中心车库里的炸弹事件一样。真正令我担心的是由这类攻击所带来的恐慌——特别是还有攻击将不断袭来的情形之下。象我们这样复杂的经济体里，劳动分工环环相扣，人们必须不停地互相交换产品和服务，没了商品交换，所有家庭都得完蛋。如果人们退出日常经济活动——投资者狂抛股票，商人远离交易，老百姓呆在家里害怕去购物中心遭遇自杀炸弹——就会出现滚雪球效应。此种心理将导致大众恐慌和经济衰退。象我们正在经受的这种惊骇是可以引起经济活动偃旗息鼓大幅萎缩的。祸不单行，诚非虚言。
飞机远在空中尚未落地，我就已认定世界要发生我还不能说清道明的变化。我们美国人从冷战后十年来怀揣着的良好自我感觉已然破灭。
我们终于在当时时间晚上8点半——美国时间刚刚过午后抵达苏黎士。瑞士银行官员接我下飞机，拥着我进入候机厅的雅座包间。他们表示可以为我播放世贸双塔倒塌以及五角大楼起火的录像，我谢绝了。我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世贸中心附近工作，那里有我的朋友和熟人。我揣测伤亡人数是惊人的，其中一定有我认识的人。我不想看到毁灭，我只想要一部打得通的电话。
我终于在晚上9点钟之前几分钟打通安德莉娅的手机，听到她的声音，我大松一口气。我们彼此确认对方安然无恙之后，她说她得赶紧挂机：她正在值班，马上要接着播报当天事件的最新消息。我说：“快跟我说说那边的情况吧。”
她当时一只耳朵贴着手机，另一只耳朵里戴着耳塞，身在纽约的特别事件制片人在里面几乎喊起来了： “安德莉娅，汤姆·布洛考要和你连线了！你准备好了吗？”她只来得及崩出半句“听着！”说时迟，那时快，她把开着的手机放在大腿上，对着摄像机开始播报。就在那当儿，我一字不差地听到了全国人民听到的直播新闻——失踪的美国航空93号航班坠毁在宾夕法尼亚州。
然后，我才打通电话，联系上正在美联储的罗杰·弗格森。我们把危机处置预案快速地过了一遍，不出我所料，一切都在他的良好掌控之中。此时，所有飞往美国的民航班机都已停飞，于是，我打电话给白宫办公室主任安迪·卡德，请求提供返回华盛顿的交通工具。末了，我在私人保镖护卫下，返回酒店睡会儿觉，同时等待指示。
黎明时分，我再次登机，这一回坐到一架美国空军KC-10加油机的驾驶舱内。机组人员往常飞行于大西洋上空给各种飞机加油。舱内气氛凝重。“您怎么也想不到，”机长说，“听！”我把耳朵靠近头戴式耳机，但除了静电声外什么也没有听到。“正常情况下，大西洋上空充满无线电通话，”他解释道，“现在的静默极其怪异。”显然，机外什么人也没有。
当我们飞临东海岸进入合众国神圣领空的时候，两架F-16战斗机飞过来为我们护航。机长获准飞越曼哈顿南端上空——原先世贸双塔所在地已是烟雾腾腾的废墟。数十年来，我的办公地点离那里不过数个街区而已。60年代末，70年代初，我一天天眼看着世贸双塔拔地而起。如今，从3万5千英尺俯瞰，它们那冒烟的残骸成了纽约最醒目的地标。
当天下午，我在一名警察护送下，穿过路障重重的街道，驱车直抵美联储，随即投入工作。
电子资金大多流动良好，只是由于民航停飞，老式支票的传输和承兑出现延误。那是个技术问题——一个严重问题，不过，全体职员和各个美联储银行完全有能力给各个商业银行临时追加额外信贷。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大部分时间都在观察和聆听，寻找灾难性经济大衰退的征兆。911之前七个月，经济一直轻度衰退，还未摆脱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的影响。不过，情况开始出现转机。此前，我们迅速持续降低利率，市场开始趋于稳定。到了8月底，公众关注点已经从经济转向加州国会议员加里·康迪特，该议员的几则声明闪烁其词，事关年轻女子失踪案，完全占据晚间新闻，安德莉娅没有任何具有全球意义的新闻可供报道。我记得当时头脑里闪过一个似乎令人难以置信的念头——如果电视新闻大多集中在国内桃色事件上，那么这个世界一定状况良好。而在美联储内部，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利率到底该降多少。
911之后，来自各个美联储银行源源不断的报告和统计数据，却呈现出另一回事。美联储系统由分布于全国各地的12家银行组成。每一家美联储银行贷款给本地区的各家银行并加以监管。美联储银行也是美国经济的窗口——银行官员和职员与本辖区的银行家及商人保持密切联系，他们收集到的订单和销售信息，胜过每月公布的官方数据。
现在他们告诉我们全国人民什么钱也不花，除了花钱购买物资，防备可能再度发生攻击。食品、安全装置、瓶装水和保险的销售上升，所有旅行、娱乐、旅馆、旅游和传统商业活动全都下降。我们预料到从西海岸运到东海岸的新鲜蔬菜会因为空运暂停而难以为继，但是很多其它业务如此快地受到重创，还是令我们颇感意外。举例说吧，汽车零部件从安大略省温莎市运到底特律市的工厂，要通过连接这两个城市的河流桥渡，慢得象爬虫——这是福特汽车公司决定暂时关闭5个工厂的原因之一。很多制造商多年前就已经转向“及时”生产方式，不再在工厂里库存零件和材料。有需要时，他们仰仗空运来递送关键零部件。关闭领空和封锁边境导致缺料缺货，产能陷入瓶颈，被迫取消生产班次。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开足马力高速运转。9月14日，星期五，国会批准第一笔400亿美元紧急拔款，并且授权总统武力对付任何攻击我们的国家、组织或个人。布什总统发表也许可算是任内最有影响力的演说，振奋国人的精神：“美国成了被攻击的目标，因为我们是为世界上的自由和机遇指引方向的最明亮灯塔，”他说，“但是最终——没有人可以挡住它的光辉照耀！”他的支持率飙升到86%，而政治人物们，都成了双党派人士——哪怕仅团结一会儿。众多“奇思妙策”云涌国会山，希望帮助国家重振雄风。有向航空业、旅游业和娱乐业注资的众多计划；有向商业进一步扩大税收优惠以鼓励投资的大量建议；屡屡提起针对恐怖主义的保险事宜——如何对这样灾难性的事件进行保险？如果有这样的保险，国家在其中起什么作用？
我认为，为了全面消除这些负面连锁反应，让商业飞机重上蓝天刻不容缓。（国会很快通过一项150亿美元的航空运输拯救议案）但是在此之前，我几乎没怎么注意那些争论，因为我全神贯注于更为宏观的整体形势——对此我仍未明了。我深信答案不在于又大又仓促且代价高昂的表态中。常见情况是：每逢国家面临重大危机，每位国会议员都觉得他必须提出议案，总统们怀抱有所行动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出台短视低效而且常起反效果的政策，比如1973年第一次欧佩克石油危机时期，尼克松总统强行颁布汽油定量供应政策。（该项政策导致当年秋天在美国某些地方排起了购买汽油的长龙）不过，坐到美联储主席这个位置上的14年间，我已经多次见过经济从危机中起死回生——包括我任职才5周时证券史上最大的单日跌幅；我们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房地产的大起大落、储贷业危机以及亚洲金融风暴中挺了过来，更别提 1990年的大衰退了。我们享受了证券史上最长期的市场繁荣，继而饱尝了互联网泡沫破灭的痛苦。我渐渐开始认识到美国经济最强大的力量正是它的韧性——吸收破坏力并复原的力量，其方式和步调，常常是无法预测的，更不会轻易听人摆布。况且在目前的恐怖情势下，还无从得知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我想最好的策略莫过于观察和等待，直到我们对911的确切后果有更好的了解。这就是我于9月19 日下午，在众议院议长办公室的一个会议上，向国会领袖们的进言。众议院议长丹尼斯·哈斯特德、众议院少数党领袖迪克·格普哈特、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特伦特· 洛特和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汤姆·达施勒，会同克林顿总统任内的前财政部长鲍勃·鲁宾、白宫经济顾问拉雷·林赛在国会大厦靠众议院这边、附属于哈斯特德办公室的一间装潢简单的会议室里开会。立法者们想听取我、林赛和鲁宾关于此次袭击对经济影响的评估。接下来的讨论极其严肃认真——没有哗众取宠的表演。（我记得我暗自思忖：这才是政府应有的工作态度）
林赛认为恐怖份子严重打击了美国人民的信心，最佳的反制措施就是减税。他和其他人主张尽快给美国经济注入约1000亿美元。这个数目吓不倒我——约占国家年总产值的1%。但我对他们说，这1000亿美元到底是多了还是少，我们不得而知。不错，航空业和旅游业深受影响，报纸上充斥着各种裁员的报道。不过令人感到神奇的是，9月17号，星期一，纽约证券交易所就在离世贸遗址仅3个街区的地方成功地重新开张了。这是重大举措，给人以昨日重来系统依旧的感觉——可以说我们在美联储东拼西凑的画面中出现了一个亮点。与此同时，支票承兑系统也恢复正常了，还有，股票市场并没有崩盘：股价只是跌了一下就稳住了，这表明大多数公司并未深陷危机。我对他们说，明智的做法就是继续研究新的方案，过两周再开会，那时我们掌握的情况会更多。
第二天早上，在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的一个公开听证会上，我表达同样意见，力劝大家沉住气：“没有人能够完全估算出911这场灾难带来的损失。不过再过数周，恐慌渐渐消失，我们便能较为准确地评估这一影响深远的事件对近期经济的影响，”我还强调：“在过去的二十年里，面对各次冲击，美国经济变得更有韧性。金融市场取消了管制，劳力市场比过去宽松多了，还有，信息技术在最近取得长足进步，这些都大大增强了经济吸震和复苏的能力。”
其实，对于形势，我算是表面乐观内心忧惧吧。和大多数在政府里工作的人一样，我一直预感会发生更多的袭击。这种感觉一般不会公开说出来，但是你看看参议院表决时的一致通过就清楚了：98对0通过对恐怖份子使用武力，100对0通过航空保安条例。我特别担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苏联解体的混乱中，核武器是有可能被人从兵工厂偷出来的。我还想到水库可能会遭到污染。不过，我不会在公开场合表达如此悲观的立场，因为如果我把所想到的可能性全部说出来，会把市场吓得半死。我知道我可能谁也瞒不了，不过，市场中的人会听到我的讲话，并说：“我真的希望他说得没错。”
九月底，第一批经济不景气的数据出来了。通常，申请失业救济金的新增人数能在第一时间清晰地反映出经济是否出了问题，该人数由劳动部每周统计一次。当月第三周，申请高达 45000份，比八月底高出13%。该数据证实了新闻报道中失业人员范围之广、窘迫之深。我仿佛看到成千上万原先在酒肆宾馆度假胜地工作的人们现在生活无着，不知该如何养活自已和家人。我据此得出结论：经济不会很快复苏。这次打击太大了，具有高度韧性的经济也难以承受。
象很多分析家一样，美联储的经济学家们都在研究经费和减税方面的一揽子提案及相关的数目。对于每个提案，我们想尽办法洞悉细节、估算总额的数量级，有趣的是，它们都在1000亿美元左右——这正是林赛当初提出的数额。
10月3号，星期三，我们又在哈斯特德的会议室碰头，还是讨论经济问题。再过了一个星期后，初请失业金人数更多了——又有517000人申请失业救济。此刻的我，决心已定。当我还在担心再度发生袭击的那段时间里，是无法知道情况到底会有多糟糕的，也不知道该如何未雨绸缪保护经济。现在，我对与会之人说：损失已经可以测算出来，我们应该采取行动加以挽回，而且实施经济刺激正当其时。总额1000亿美元的一揽子措施看起来是蛮合适的——够多，但又不至于多得令经济过热从而导致利率上升。立法者们好象没有异议。
当晚我回家，自以为态度鲜明表述清晰，促进了共识的达成：这1000亿美元的数字最初可是拉里提出来的啊！因此，当读到媒体对这次会议的报道*时，我大吃一惊。听上去似乎全是我一个人在唱独角戏。一方面，国会和政府当局对我言听计从的传闻，令我暗喜，另一方面，这些媒体的报道又让我如坐针毡。对扮演发号施令的角色，我向来不能处之泰然。从早年起，我就视自已为一个幕后的专家，一个命令的执行者而非号令者。1987年股灾的历练，使我能镇定自若地作出重要的决策。但是哪怕到今天，众目睽睽之下，我仍然手足无措。外向——那不是我的性格！
*比如，2001年19月15《时代杂志》报道：“格氏态度之转变予立法者以久盼之绿灯……白宫与两党领袖咸服格氏之衡论：新定之国用与减税总额应为岁入之百分之一也。此数，当有立竿见影之近效，无赤字膨胀之远忧，过则将遽致长期利率之抬升。”
当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在大家眼里我说话很有影响力，但是911之后的那几个星期，并没有产生我所期望的效果。我此生最糟糕的一个预测也许就是“会再度发生恐怖袭击”之忧，而大家都以为是我开了绿灯的经济刺激，也并没有实施。它陷入政治泥潭裹足不前，直到2002年3月份才出台。这一揽子经济刺激不仅姗姗来迟几个月，而且对公共福利并没起多大作用——它成了一场说来叫人脸红的“政治分肥”闹剧而已。
尽管如此，经济还是自我调整了。工业生产仅仅温和下降一个多月，十一月份便开始走出低谷。到了十二月，经济再次抬头增长，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出现回跌，并稳定在911之前的水平上。美联储的确在其中插了一手，不过，我们只是延续911之前的动作，不断降低利率，让大家更容易借钱和花钱而已。
眼看着自已的预期落空，我并不介意。因为911劫波过后，异乎寻常的经济反应，确认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实：我们的经济具备高度韧性，我对参议院银行委员会所作的乐观陈述已然成为现实！挺过艰难的最初几周后，美国家庭和商业都缓过气来。我不禁自问：到底是什么东西催生了如此空前的经济韧性？
自亚当·斯密时代以来，经济学家一直试图回答此类问题。我们认为现在拥有充足的资料来弄清楚全球化经济是怎么一回事，而当年，斯密不得不几乎两手空空地发明经济学，以评估18世纪复杂的市场经济发展状况。我远远比不上亚当·斯密，但我有着相同的求知欲，想弄明白推动我们时代的强大力量。
本书颇有几分侦探故事的味道。911之后，我明白，如果我的观点需要进一步的佐证，这个佐证就是我们生活在一个新世界——一个资本经济全球化的世界里，哪怕仅仅和25年前相比，它也是灵活得多，韧性得多，开放得多，更能自我调整和快速变化。这个世界向我们展示着前所未有的巨大机会和同样巨大的新挑战。《动荡年代》是我理解这个新世界本质的尝试：我们是如何走到这个地步的？我们经历过什么？且不论是好是坏，到底有哪些东西已露端倪？只要有可能，我都会在回顾自已的经历时把本人的看法融入其中。我这样做是出于准确记录历史的责任感，如此一来，读者才可以了解本人思想的来龙去脉。本书因此而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我尽力再现求学之路，而第二部分，则更多的是以所写的内容为基础构建基本概念，进而理解前所未有的全球化经济为已任。自始至终，我都在探求新兴全球化环境的关键因素：发端于18世纪启蒙运动、起着支配作用的原理，极为庞大、起着推动作用的能源基础设施，以及起着威胁作用的全球性金融失衡和世界人口剧变，除了无可置疑的成功，还有对财富分配正当性的长期关切。最后，我综合以上内容，对2030年的世界经济局面作出了合理推测。
我不会假装无所不知。但是，鉴于本人身处美联储的优势，在相当广泛的议题上，我都有特权听到最棒的想法和说法。我可以读到大量的学术著作，里面论及的很多问题，我和美联储的同事们天天都要与之打交道。离开美联储全体职员，我绝不能取得丰硕的学术成果，无论是出奇地犀利，还是相当地沉闷。我有权利召来一位或多位美联储委员会的经济学家，询问有关当前利率或历史利率的学术工作。我也可以立刻收到详尽的利弊分析，所涉内容几乎无所不包：从用于评估风险中性(译者注：风险中性是相对于风险偏好和风险厌恶的概念，风险中性的投资者对自己承担的风险并不要求风险补偿。）的最新数学模型，到美国中西部公立大学的出现及其影响。因此，没有人拦着我去碰五花八门千奇百怪的假说。
很多全球性力量正渐渐地改变着我们原来熟悉的世界，有时几乎不为人所知。大多数人都可以看到，日常生活因为手机、个人电脑、电子邮件、黑莓移动邮件系统和互联网的使用而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硅电子特性的研究导致微处理器的诞生，光纤、激光和卫星三者相结合，令通信能力有了革命性的提高。从美国伊利诺伊州的北京到中国的北京，人们见证了生活的变化。如今世界上大把人口使用的技术，我在 1948年初出茅庐时是想都不敢想的，那是科幻小说中才有的事。新技术不仅打开一个低成本通信的全新局面，而且促成金融领域的巨大进步，大大增强把稀有储蓄导入到生产性资本投资的能力，成为迅速推进全球化及经济繁荣至关重要的激活器。
关税壁垒在二战后接下来的岁月里逐渐削弱，这是因为大家认识到：战前贸易保护主义导致贸易螺线形下降——国际劳动分工的倒退引起世界经济活动几乎崩溃。战后贸易复苏有利于开辟新的低成本货源，再加上新兴的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部分归功于硅技术），资本主义市场全球化的推进力度由此得以提高，哪怕是冷战时期也是如此。在以后的四分之一世纪里，拥抱资本主义自由市场，为成功取得全球性零通胀率和个位数利率助了一臂之力。
1989年是世界经济的决定性时刻。柏林倒塌的那一瞬间，昭示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在铁幕后完全崩溃，连西方最饱学的经济学家也远远没有料到。这暴露出中央计划经济是一个无可挽回的失败；伴随着干预主义经济政策在西方民主国家日趋幻灭，市场资本主义受到支持，开始在世界上大多数地方暗暗取代原先政策。中央计划经济再也不是辩论的主题，再也没有颂歌。除了北朝鲜和古巴，它从世界经济议程中突然消失了。
不仅仅是前苏联集团的各国经济在一番混乱之后，走上市场资本主义道路，连我们以前称之为第三世界的大多数国家也这样做了。它们原先在冷战时期保持中立，但已经实施中央计划经济或一直进行严重的管制以至于和中央计划经济没啥两样。共产主义中国，早在1978年就向市场资本主义靠拢了，却加快大范围的严格管制运动，其后超过5亿人的劳动力拥向珠江三角洲的自由贸易区。
在保护外国人财产权的问题上，中国的转变是微妙的，但是大得足以引发一场外国直接投资（FDI）进入中国的爆炸性热潮。这一热潮始自1991年，可谓名副其实的：FDI从1980年的5700万美元蹒跚起步，到1991年突破40亿美元，然后以每年21%的速度飙升，到2006年达700亿美元之巨。这些投资结合丰富的廉价劳动力，形成强有力的组合，平抑了所有发达国家的工资和物价。早些时候，被称为亚洲老虎的较小经济体，特别是南韩，香港，新加坡和台湾，通过引进发达国家的技术并向西方出口的办法，迅速提高了各自的生活水平。
上述地方及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远远超过其他地方。结果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GDP）占世界比例显著上升，这种变化趋势同时带来了强烈的连锁效应。发展中国家的储蓄率普遍比工业化国家高——部分原因是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安全网很薄弱，所以老百姓自然而然地留了更多的钱以备不时之需及退休养老。（其他因素也有。比如：没有很好地形成消费文化，老百姓不喜欢花钱。）自2001年起，世界GDP份额不断从低储蓄的发达国家向高储蓄的发展中国家转移，令世界储蓄高企，全球范围内的储蓄增长总额大大超出计划投资总额。我们不得不承认，真正平衡全球储蓄和投资的市场机制，已经令实际利息（名义利率用于调整通胀预期）低到无法不关注的地步。换句话说，寻求投资回报的资金供应已经快过投资者的实际需要。
明显过度的储蓄，经济活动的全球化，由科技推动的生产力，加之劳动力从中央计划经济向竞争性的市场经济的大转移，这一切帮助所有发达国家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平抑了名义利率、实际利率和通货膨胀。这就是为什么目前世界各地（委内瑞拉、津巴布韦和伊朗明显例外）的通胀率为个位数的原因——这是自19世纪30年代放弃金本位实行法币或纸币以来的罕见情形、也许是绝无仅有的一次。无心插柳柳成荫，这一系列力量最耐人寻味之处便是同时出现在二十一世纪初。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并不是通货膨胀和长期利率持续下降的根本原因，但是我们中央银行家们确实有意调整政策，最大化这种全球金融结构性变化所带来的长期好处。然而，我还会在稍后略述，由于某些原因，这些力量似乎没有哪一个会长久存在。法币世界里的通货膨胀是难以抑制的。
过去二十年来，实际长期利率（剔除了通胀影响）不断下降，这和日益上升的股票市盈率、房地产以及所有赢利性资产互相连动。结果，1985年至2006年间（2001年至2002年明显例外）世界资产总市值的增长速度比世界名义GDP还要快。于是造成世界流动性显著上升。股票和债券价格、家用任宅和商业地产、美术收藏和大多数别的玩意儿全都参与其盛。很多发达国家的房主在入不敷出的时候，可以利用不断升值的房屋净值（译者注：房屋净值指住宅市价和未偿贷款之差额）进行超前消费。特别是在美国，家庭消费不断增长，吸纳了大部分发展中国家迅速扩张的巨额出口。正如《经济学家》在2006年末的评论：“世界经济从2000年开始以年均3.2%速度增长，迈向最辉煌十年的征程已然过半。如果不出意外，将会超过传说中田园诗般美妙的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市场资本主义——这一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经济发展的引擎，看来运转良好。”就总体而言，这些发展向来范围广大、影响积极。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里，数以亿计的世界人口得益于市场开放和自由贸易的恢复而摆脱贫穷。诚然，地球上还有很多人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但是全世界发展中国家里，有大部分人口终于体验到什么才叫富裕，开始向往这个所谓发达国家的专利。
如果说过去25年的故事有一条情节主线的话，那就是重新发现资本主义的威力。市场资本主义在19 世纪30年代失败后被迫撤退，国家干预主义因此在整个19世纪60年代甚囂尘上，其后，市场资本主义以强大威力逐渐卷土重来，70年代就已初现峥嵘，时至今日，它已在不同程度上进入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商业法规的普及，特别是对财产权的保护掀起全球性创业热潮。这反过来产生了种种机制——即斯密所谓“无形之手”的国际版本——如今暗中引导着这一参与日众的人类活动。
结果就是政府对老百姓日常活动的控制减少，市场力量逐渐取代一些原本由国家掌控的重要权力，很多明令限制商业活动的法规已被取缔。二战刚结束的头几年里，国际资本流动是受控的，汇率完全由财政部长们裁决。那时中央计划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普遍盛行，欧洲的早年中央计划经济遗痕至今依然清晰可辨。市场需要国家干预才能有效运作，这在当时被奉为金科玉律。
20世纪70年代中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经济政策委员会，由来自24个国家的决策人物组成。在经济政策委员会的多次会议上，只有我和西德的汉斯·提特梅耶极力主张制定基于市场经济的政策。我们在庞大委员会里只是微不足道的少数派。当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和斯密的设想的经济模型背道而驰时，英国伟大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观点取代了亚当·斯密的观点及其古典经济学。凯恩斯提出一个数学上很巧妙的解决之道，来解释为什么经济萧条以及政府消费赤字如何令经济快速复苏。虽然凯恩斯干预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中叶开始盛极而衰，却依然独占鳌头雄霸天下。经济政策委员会内部，大多数人认为——工资由市场决定，而物价由市场决定，既不足也不可靠，需要辅之以“收入政策”。各国的收入政策都不尽相同，但是一般都为各个协会和管理层间的工资谈判设立了指导方针。和今天相比，那个时候的协会要普遍得多并且也更有影响力。决策者们表面上承认收入政策不能全面控制工资和物价。然而，这些指导方针通常以政府监管杠杆为后盾来 “劝服”违背者。如果这些方针政策解决不了问题，正式的工资和价格管制往往就会粉墨登场。尼克松总统注定要倒霉，他于1971年实行的工资和价格管制，虽然在一开始大受欢迎，却最终沦为战后发达国家普遍采取干预主义的最后遗迹之一。
在我的早年学习生涯里，我学会欣赏竞争性市场在理论上的优美典雅。自那时起六十年来，我懂得欣赏理论在现实世界里起作用（有时候不起作用）的过程。尤其是我始终有幸和上一代所有重要的经济决策人物互动，并且有无与伦比的机会接触到预测世界趋势的种种信息，既有数字，也有传闻。总结经验，我当仁不让。越总结，我就越欣赏竞争性自由市场的美好力量。的确，说到加强法治并增进财产权的地方却无法取得物质繁荣的例子，除了少数另有隐情的例外，我还真想不出。
自由竞争无拘无束，但其分配报酬的正当性一直广受质疑。纵贯全书，我认为人们始终对市场力量抱着矛盾心情。竞争使人焦虑，因为竞争市场产生成功者和失败者。本书将审视快速变化的全球化经济与永恒人性之间发生碰撞的枝枝蔓蔓。过去250年的经济成就正是这种碰撞挣扎的结果，而焦虑不安也正是这种快速变化的后果。
我们极少仔细研究经济活动的主体，即人类自身。我们是什么？我们的天性中有什么东西是历时不移经久不变的呢——我们又有多少判断力和自由意志进行学习和行动？自从第一次懂得问这些问题，我就一直对其答案孜孜以求。
我在全球各地旅行了差不多六十年，发现人们表现出显著的相似性，远非文化、历史、语言及偶然性所能解释。看得出来所有的人都与生俱来地努力追求自尊，而自尊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其他人的认同。这种努力追求决定了大多数家庭把钱花在哪些东西上。不久的将来，哪怕人们有技术能力在电脑空间里各行其事，对自尊的追求也仍将促使他们在工厂和办公室里并肩工作。人们有和他人互动的内在需要，其本质就是要得到对方的认同，无人可以免俗。真正的隐士是罕见的心理失常者。至于什么东西能增进自尊，则取决于知识的渊博程度或者自觉的价值取向，无论对与错，生命因此而充实。失去那些每天指导我们做出众多选择的价值观，我们将一事无成。对价值观的需要是与生俱来的，但价值观的内容则不是与生俱来的。这种需要是由我们内心深处先天的道德感所要求的，是大多数人寻找宗教指引的基础，数千年来人类信仰了数不胜数的宗教。部分先天的道德操守是正义感和公平心。对于什么是正义，我们有不同的观点，但是没有人能免去作出正义判断的内在需要。这种内在需要是法律统治任何一个社会的基础。我们正是在这个基础上，要求人们对自已的行为负责。
经济学家们一定要做人类天性的学生，尤其是开心和恐惧。开心是人生的庆典。只有觉得人生是开心的，我们才会想办法活下去。令人遗憾的是，沉溺于眼前快乐就会不思进取固步自封，而当大祸临头，开心则变成恐惧。恐惧是我们内心深处对威胁的自然反应，直达所有先天倾向的最深处，即生存的欲望。这也是众多经济反应的基础，特别是感觉欠佳时，风险厌恶抑制我们投资和交易的意愿，在极端的情况下，甚至会把我们吓得离开市场，造成经济活动严重下降。
人类天性的一个主要方面——人类的智能水平——与我们成功获取生存资料大有关系。正如我在本书末尾指出的那样，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在拥有最尖端技术的经济体里，平均来说，人们每年每小时的产值增长率似乎不能超过3%。显然，这是人类创新活动提高生活水平的极限速度。要做得更好，我们看来还不够聪明。
许多人对我们目前所处的新世界感到很恐惧，其中，维系原先身份和安全的稳定环境已经不复存在。在快速变化的地方，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备受关注。这确确实实是一个动荡时代，急功近利，道德缺失，一味降低打破旧秩序的人力成本。面对不断整合的全球化经济，地球人面临着严峻的选择：要么拥抱开放市场和开放社会所带来的全球利益、摆脱贫困、提高技能、心系正义原则过上更有意义的生活；要么拒绝机遇、死抱本土主义、部落文化和民粹主义以及每个群体身陷重围乱抓救命稻草时的种种“主义”不放。在今后的几十年里，我们将面临巨大障碍，能否超越障碍取决于我们自已。对美国人来说，向世界高技能劳动力敞开国门并着手教育改革，将是我们政策议程上的头等大事，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医疗保险危机找到一条出路同样迫在眉睫。在书末我会回顾一些主题。在最后一章，我断言：尽管人类有很多缺点，但是我们面对逆境永不言弃，终将成功，这并非偶然，这种执着深蕴于我们的天性之中——几十年来，这个事实一直鼓舞着我，我对人类未来充满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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