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广富林遗址的猜想

余秋雨

 

　　最近，上海松江的广富林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取得了不少新成果。上海电视SMG艺术人文频道于6月29日下午进行了考古现场直播，我与这次考古发掘的总指挥宋健先生、上海博物馆馆长陈燮君先生一起，接受了即时采访。

 

　　多年来我在研究中国文化史的过程中一直把考古作为自己主要的学习项目，因此也对广富林遗址产生了很大兴趣。现把我当时的谈话和相关的思考整理如下，敬请专家们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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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的历史一般被说成是七百年，那是指元代的至元二十九年也就是公元1292年，设立了上海县。这是行政地理学上的概念。按照这个概念，上海地区早在春秋战国时代是介于吴越之间的征战之地，西汉时代属海盐县，唐宋时代属华亭县。这是上海的“前史”。

 

　　但是，如果我们的目光从行政地理学拓展到人类生态学，那么，上海地区的“前史”就更早了。在被官方划来划去之前，这一带早有祖先活动的踪迹。广富林文化遗址，可以确定已有四千年历史，这就一下子把我们的时间概念拉长了。上海这座充分近代化的城市能加入这种久远的文化概念，我觉得很有意思。

 

　　但是，我们不要因此就把广富林遗址匆忙地与现代上海直接相连，更不要把那儿发现的一些考古信息生硬地说成是“上海的特性”。严格说来，广富林遗址是为新石器时代长江下游人类生态提供了一个新的佐证，文化意义比上海一地要宏大得多，开阔得多。

 

　　中国进入新石器时代，大概在八、九千年之前。中国现代考古学产生以后，有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对新石器时代的了解更多地集中在黄河流域，例如陕西、河南一带的仰韶文化，甘肃的马家窑文化，山东的大汶口文化，以及衍伸于陕西、河南、山东的龙山文化。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系统发现，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其中良渚文化倒是早在三十年代就发现了，但当时只认为是龙山文化的别支，到五十年代才定名为良渚文化。

 

　　现在我们有信心说，在整个新石器时代，长江下游的文化遗址不仅丰富，而且已经可以完整地构成代代相续的系统。

 

　　据我本人的现场考察，最早的应该是我家乡余姚的田螺山文化遗址和河姆渡文化遗址。河姆渡文化遗址比较有名，开始于七千年前，田螺山文化遗址在河姆渡东边，是近几年发掘的，比河姆渡文化遗址还早了一千年左右，八千年。与河姆渡文化差不多时间，或稍后，浙江嘉兴一带又出现了马家滨文化。也有人认为，马家滨文化就来自于河姆渡文化，渡了一条钱塘江。又过了一千年，马家滨文化发展为崧泽文化，那就直接出现在上海地区了，中心遗址就在现在的青浦区。时间，大约在六千年到五千五百年前之间。崧泽文化终于又发展成了赫赫有名的良渚文化，良渚文化的中心遗址在浙江杭州的余杭，时间从五千五百年前开始，正好与崧泽文化相接，延续到四千四百年前。

 

　　请看，从八千年前开始，几乎每一千年都有一种重要的文化出现，直到四千年前。长江下游的文化生态链，堪称完好。良渚文化的遗址，我曾重点考察。我一直认为，这是整个中国新石器时代中最华贵生态的集中展现。除了精致的陶器和丝麻织物外，让现代人眼睛一亮的是各种精美的玉器。那些玉琮、玉璧，从造型设计到磨制雕刻技术，都达到了极高的审美等级。由此可知，良渚社会中的上层贵族已经过着十分奢华的日子，而社会等级的划分也更明显了。这是良渚文化与它的母体崧泽文化的一个重大差别。

 

　　其实，据我所知，良渚文化的奢华在长江下游的新石器时代也不是绝无仅有。例如安徽巢湖地区凌家滩文化中的水晶、玛瑙、玉器制品就都很精致。有的学者认为，为了寻求玉矿资源，这种奢华风尚从巢湖地区转移到太湖地区。良渚，以及早一点的崧泽，都属于环太湖地区。现在的上海也在环太湖地区，上海的两条河都与太湖有关。

 

　　但是，如此美轮美奂的良渚文化却突然崩溃了，崩溃得无影无踪。崩溃的时间，大约在四千四百年前。在良渚文化以后，长江下游似乎进入到了一个空白时期。原来从田螺山、河姆渡、马家滨、崧泽到良渚的几千年传代系列，戛然而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知道。

 

　　1958年，上海松江农民在广富林村挖河的时候，发现一些古物。1961年正式进行考古发掘，被认定为良渚文化的延续。这就是说，良渚文化在崩溃之后，有一脉小小的遗留，落到了松江。

 

　　一个重大文化的余音，当然引人关注。

 

　　新世纪开始以来，又一次考古发掘在松江广富林地区开始。这次考古发掘规模很大，初步结果发现，除了良渚文化的遗留，更多地看到了黄河流域龙山文化的遗迹。有一些陶器，应该来自于河南、山东、安徽的交界地带。因此，广富林遗址不仅仅是良渚文化的余脉，而成了一种溶合了其他文化的独立文化。

 

　　2

　　要分析广富林文化的性质，我们最好先从良渚文化崩溃的原因上来推测。

 

　　我对于良渚文化崩溃的原因，大致有三种估计。

 

　　第一种估计，是生态原因。临近大海的长江下游，几千年前的洪涝灾害很容易摧毁人类还很脆弱的基本生态。从河姆渡文化开始，这一带以稻作生产为主。洪涝灾害极有可能引发海水倒灌（后来钱塘江的海堤就是为了阻止海水频频倒灌而建造的）。在良渚文化时代，人们还无法对付海水倒灌所造成的颗粒无收，只得四处逃命。也可能有一部分凭借着简单的木舟去了远方，生存的机会虽然不大但也不能排斥有一丝可能。遗址墓葬中可提取的DNA留存，说不定能在今后的研究中追寻出某种线索。

 

　　广富林文化遗址最显目的是一个干栏式建筑群的遗迹。干栏式建筑，我们从河姆渡文化遗迹中就能看到。这种建筑把住房筑于一排排木桩和竹桩之上，一般目的是为了防止潮湿，防止禽兽蛇虫，而重要目的是为了防止另一种“潮”，那就是潮水。这种干栏式建筑是一种智慧，也是一种挣扎。古人在江潮和海潮面前，采用了力所能及的自卫方法，但是，如果潮水再大一点呢？因此，干栏式建筑也是一种族群面临淹没的前兆。我们看到那一排排干栏的遗迹终于没有能撑住它们上面的房舍，总以为是因为时间的力量，其实，更大的可能是因为自然的力量。

 

　　广富林遗址现在开挖的面积还不大，但从已经看到的墓葬来看，似乎可以判断这是一个处于迁徙过程中的族群所在。甚至可以说，处处暴露出某种“生态逃难者”的痕迹。正宗的良渚文化中，墓葬分类清晰有序，上层贵族有专属墓地，中、下层贵族虽无专属墓地却也在村落墓地间显而易见，而且拥有一些精美的陪葬品，而平民墓葬则以生活用品陪葬。但广富林的几处墓葬，不仅不存在统一规则，连墓主头颅的朝向都很杂乱，可见社会层级不高，或者曾经社会层级很高的人群处于一种无可奈何的低级生态之中。

 

　　而且，从现在发掘的成果看，广富林文化延续的时间也不长，才一百多年时间吧，可见它处于一种脆弱的生态边缘，或处于一种生态威胁之中。

 

　　第二种估计，是战争原因。由那么多精美玉器装潢着的强大而自傲的良渚文化，既然给自身划分了森严的等级和阶层，就极有可能发动战争，或被别的群落觊觎而讨伐。我在四川成都的金沙遗址中曾发现过良渚文化的玉琮，可见在遥远的古代，良渚的器物即便在良渚文化崩溃之后，也被各地君主所艳慕。不难想象，在当时的战争中，生态层次高的文化群落反而会显得软弱无力。人类历史上很多发达的文明就是如此涅灭的。

 

　　松江广富林遗址中出现了明显的黄河流域的器物，这很可能是一种征战的遗留。是良渚进攻了北方，还是北方进攻了良渚？这还不清楚。当然，也可能是一种非战争性的自然交溶。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要期待广富林遗址的进一步挖掘了。

 

　　广富林墓葬中有不少蜷曲的遗骸，我们还没有获得可信的解释。在考古挖掘中，类似的情况也有，有的还有反背着手的。是一种巫术习俗，还是原始宗教的仪式？都有可能。我比较偏向于这是一种刑罚，而相对集中的存在，则可能与战争有关。

 

　　第三种估计，与第一、第二种估计相关。那就是，良渚文化在遇到生态灾难和战争灾难的时候，为什么无法有效应付，走上了一条自我毁灭的道路？一种比较可信的回答是，过于刻板而精细的社会结构，造成了控制能力的僵化。那么多精美玉器，多数是礼器，再加上玉器和陶器上十分一致的神人兽面神徽，证明良渚文化已摆脱了原始多神教的自然崇拜，躬行着一种以祖宗崇拜为基础的极端化神权信仰。这种极端化神权信仰，使整个社会失去了发现危机、应对危机、战胜危机的能力，一旦有事，只能走向灭亡。人类历史上不少文明也正是由于这种极端化的信仰原因而破败的。

 

　　松江广富林文化遗址中出现的黄河流域龙山文化的痕迹，就没有像良渚文化那么极端化的信仰标记。相比之下，龙山文化显得比良渚文化粗疏和落后，但又显得世俗和务实。多年来我一直寻找着中华文明的两条母亲河互相交溶和撞击的前沿点，以及交溶和撞击的并列遗存。事实证明这种寻找有些难度，约略找到一些又不是很早，缺少追根溯源的价值。松江广富林是到目前为止两河文化相叠的最早遗址之一，我期待着今后的挖掘能找到这方面更多的证据。

 

　　我说了，前面这几点都只是估计和推测，但粗粗一想，已经具有很大的学术气象。你看，生态原因，战争原因，信仰原因，最后的结果是两条母亲之间的文化叠加，这是一些多么有意义的理论课题！中华文化的研究，理应提升到更高的层次之上，而真正的高度总是与始源性的探寻有关。

 

　　3

　　松江广富林文化遗址的考古挖掘，计划很大，将会历时不短的时间，希望引起更多民众的持续关注，尤其是上海民众。

 

　　我想提醒朋友们的是，广富林文化遗址尽管现在还不太著名，而且与其他遗址相比，挖掘出来的物品也不是很多，但是，它却处于中华文化史的一个极其关键的时段上。

 

　　四千年前，对中国是一个什么概念？那是中华文化跨进文明门槛的关键时刻，在中原，正值夏代。就严格意义上的中华文明而言，这个时段因文字、城市、青铜器的成熟汇集而成为一个重要起点。长江下游的情况虽然与中原华夏文明的核心地带有明显差异，但是人们如果要看看在这个重要起点上长江流域的动静，长江下游的动静，那么，松江广富林是一个绕不开的解读地点。

 

　　而且，这个时段，也是中国古代氏族社会逐渐解体的关键点。

 

　　广富林文化的出现，对今天的上海文化来说有点突兀。上海的习惯性思维方式，缺少面对遥远古代的准备和兴趣。但是，我觉得身处文明古国的任何一个角落，都应该具备解读古代文化的素养。这儿所说的古代是真正的古，也就是足以纵横数千年而不是局囿一百年。哪怕是上海，甚至是深圳，都不应例外。

 

　　这样，一座现代城市也就有了思维的深度。上海拥有一个长久性的考古现场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可以启发车水马龙间的现代人经常想想人类兴衰流徙的大课题，还可以从中体会数千年间曾经一再出现的环境生态威胁，重新理解国际间环保人士对于上海几十年后有可能面对的生态考验的提醒。保守性的自得其乐，封闭性的自以为是，是上海文化思维的陷阱。

 

　　由广富林考古，也可以使我们对文化的本义产生更深的理解。以前，很多考古学家一再声明，考古学上的“文化”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是两回事。例如，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和广富林文化中的“文化”概念，和我们平常所说的“文化”就不一样。这种区分也许是必要的，但我今天要特别强调两者之间的共性。考古学上“文化”，是指由实物遗存证明的人类在地点和时间上的生态共同体。那么，一般意义上的“文化”是指什么呢？说法很多，著名的定义就有两百多种，但在我看来，仍然是指地点和时间上的生态共同体。这里所说的生态，包括生活方式和精神价值两个方面。其中，什么生活方式能保存下来成为文化，由精神价值选择决定。

 

　　我把考古学上的“文化”和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合为一体，是想提升一般意义上的“文化”的学术含量，防止它被大量表皮现象所肢解。现在，大家在“文化热”的潮流中，常常失去文化“以精神价值为核心的生态共同体”的本性，越讲越零碎，结果很可能以文化的名义失落了文化。

 

　　我一直动员我的学生和其他文化界朋友稍稍关心考古，也是出于这个原因。考古，乍一看是爬剔远古时代的破残印痕，其实与生气勃勃的文化创造密切有关。十九世纪的德国考古学家谢里曼（H.Schliemann）和英国考古学家伊文斯（A.Evans），通过考古，印证了《荷马史诗》中的描写，使人们知道千古诗情与野外挖掘的密切关系。中国现代考古学开始以后，不少充满诗人情怀的文化人成了考古学家，例如王国维、罗振玉、郭沫若、陈梦家等。由此可见，考古，是现代人对于自己邈远身世的大胆追寻，因此，是一门极富想象的现代学问。

 

　　因此，我希望松江广富林的考古发掘现场，能够成为一个景点让更多的人参观。但是，千万不要匆忙地塑造四千年前广富林人生活的假雕像、假图景。发掘现场本身就是最好的景观，人们都愿意投入一个探索过程，并不急于获得最终结果，更不愿意接受伪造的最终结果。

 

　　考古，是一种永恒的期待。既具有这种期待的热忱，又具有这种期待的耐心，是现代公民文化素养的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