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Pleasure of finding things out

《发现的乐趣》，[美]R.P.费曼著，张郁乎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10月第一版，19.00元

费曼是20世纪物理学界的奇才。他的学术威望也许比不上爱因斯坦、玻尔等人，但围绕着费曼却有太多的传奇故事可讲，他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也总是那么新鲜而具有启发性。费曼总是说，他研究物理学不是为了荣誉，也不是为了获奖，而是因为好玩，是为了一种纯粹的发现的快乐。顺理成章的事情是，费曼获得了诺贝尔奖。当记者要求费曼在两分钟之内来解释一下，他做了什么而获奖时，一个俏皮的回答是：嗨，如果我能够在两分钟之内解释给你听，那我就不该得这个奖了。既然如此，本文也就不打算在如此有限的篇幅内来讲费曼的具体工作，而只讲费曼对于科学的见解。

费曼曾经坦言，他远离哲学，对哲学绝无好感。一个事实可以佐证：他从来鼓励儿子自由发展自己的爱好，但当听说儿子居然要学哲学时，他却再也不能坐视不管了。相比于爱因斯坦或玻尔等物理学大师对哲学的主动亲近，费曼对哲学的不恭难免会惹来争议。不过在我看来，这或许与一个人独特的天性有关。毕竟，爱因斯坦或玻尔的工作更接近物理学理论的根基，而在根基的深处，物理学与哲学已浑然一体，难分界限。但若就此认为费曼只不过是一个毫无哲学头脑的物理学家，只会摆弄方程式，或是精于玩弄橇开保险柜这样的雕虫小技，那就不仅是对费曼的不恭，更是对哲学的误会。正如费曼所说，招惹我的不是哲学，而是浮夸。

什么是科学？这是科学哲学的一个中心话题，但费曼不喜欢哲学家的回答。费曼说，正是父亲小时候与他玩的游戏让他知道了什么是科学。父亲教他把瓷砖一块接一块拼起来，然后推倒，类似于多米诺骨牌游戏。然后父亲又教他在放这些瓷砖时一定得在一块白的后面接两块蓝的，依次重复，绝不能出错。渐渐地，费曼看出了门道，那就是图案的规则性。正是父亲给费曼上了最早的一堂数学课，照父亲的说法，数学是什么，数学就是寻找图案。从那以后，费曼一生都在寻找自然界以各种方式呈现出的图案，这就是费曼理解的科学。更意味深长的是，科学的知识具有普遍性。比如说，我们，连同所有的树木及你能想象得到的东西，都是由原子所构成，在此意义上，它们全都遵循相同的规律。构成天上星星的原子，与构成地上石头或奶牛的原子是同样的，岂不令人觉得世界奇妙无比？懂得欣赏这种奇妙难道不是一种至上乐趣？

科学的价值是什么？或许大众更关心的是这一问题。费曼认为，科学有三大价值。其一，科学提供给我们许多实用的好东西，这在前科学时代只能在神话里才能想象。其二，科学令我们享受智力上的娱乐，毫无疑问，这正是费曼最看重的价值，但却难免会招来质疑，尤其当现代科学越来越需要大把烧钱之时。人们不由得要问：难道纳税人的钱就是为了满足某些科学家们的智力探险活动？对此，费曼的回答是，请思考一下什么是社会责任，若社会有必要满足其中的每一个人合理正当的追求，那么，科学享乐就和任何其他事情同等重要了。更何况，这种少数人的智力享受却为整个人类生活带来无数好处。正是在此意义上，费曼强调，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传授知识，而是激发惊奇。就此而言，费曼的父亲尽管没有修过教育学理论，但他却深谙教育之道，那就是努力激发孩子的求知欲。其三，科学从不许诺我们有绝对正确的知识，相反，科学总是告诉我们怀疑的价值。科学的这一精神价值，其重要性一点都不亚于它的实用价值，可惜人们对它的关注却很少。

科学的方法放之四海而皆准吗？如费曼这样崇尚科学并且又对哲学似乎有所不恭的人会怎样看这个问题呢？费曼举了一个例子。二战期间的所罗门群岛，飞机曾降落在岛上并给驻扎岛上的士兵带去各种好吃的东西。战争结束后，岛上的土著居民为再次引来飞机，举行了一系列的模仿仪式：如修建人工着陆带，旁边点上篝火以模仿灯光，人坐在一个木盒子里，再戴上木制的耳机，上面甚至有竖起的竹竿代表天线，等等。一切都模仿得惟妙惟肖，但却没招来飞机。这一切或许会令现代人发笑，但费曼说，我们现代许多领域的活动，正是土著人意义上的科学，形式上与科学一模一样，但却得不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结论。他指的是社会科学。这是对社会科学的贬低？恰恰不是。费曼说“他不知道科学方法在这些领域是否有效。或许在这方面，它特别脆弱”。这正是一个科学家对科学方法的恰当评价，它决不是适用任何领域的。那么，在社会科学领域，更适当的方法该是什么呢？费曼的话不无启发：“比如倾听过去人的想法，倾听长者的经验，这或许是个好主意。”这些话不由得让我想起哈耶克在《科学的反革命》一书中对唯科学主义的批评。哈耶克同样反对社会科学盲目搬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弄出一大堆数据公式，其实如同“皇帝的新装”，什么都没有，还误导公众。而社会科学中真正有价值的做法恰恰就是尊重传统智慧。

费曼俏皮地问道：“怎么样，作为一个哲学家，我做得成功吗？”若是被费曼的故事所吸引，并想回答费曼的问题，请去读《发现的乐趣》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