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重读：《体制内的声音：民主是个好东西》
——节选自《交锋三十年》
作者：马立诚，著名评论家
按海外媒体的说法，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在2006年10月“一夜成名”。
这个月23日，《北京日报》发表了他的一篇政论《民主是个好东西》。第二天，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全文转载。紧接着，人民网、新华网等网站纷纷转载。海外媒体惊奇于此文既涉及“敏感领域”，又得到官方媒介空前追捧，因此惊呼俞可平“令人刮目相看”，还给他贴上了“中国高层文胆”、“中南海智囊”的标签。
《民主是个好东西》原是俞可平为一本书写的序言。这本书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俞可平访谈录，书名就叫《民主是个好东西》。
这篇引起轰动文章讲了什么呢？
第一，民主是好的，但它不是对某些官员而言的，而是对整个国家和民族而言的。对那些以自我利益为重的官员来说，民主不但不是一个好东西，还一个麻烦东西，甚至是一个坏东西。因为在民主条件下，官员要通过选举产生，权力要受到公民制约，他们还要跟老百姓平起平坐，所以他们不喜欢民主。他们会说，民主不符合国情，民主条件不成熟，公民素质低，民主会带来危害等等。
第二，民主也有不足。由于它重视程序，会使一些看来简单的事务变得复杂，降低行政效率。民主还会使一些政治骗子有可乘之机，蒙骗民众。但是，在人类推行的所有政治制度中，民主是弊端最少的一种，是人类迄今最好的政治制度。
第三，民主是个好东西，但它不能解决一切问题。民主不能包医百病，但是它能保证基本人权，提供平等机会。民主是人类的基本价值，也是人类发展的目标，如果没有民主，人类的人格就是不完整的。
第四，民主也有痛苦的代价，民主可能破坏法制，导致秩序失控，民主程序也可能把个别独裁者送上舞台。因此，有时民主代价太高，然而从根本上说，这不是民主的过错，而是政客的过错。
第五，实现民主需要相应的条件，民主是历史潮流，但是推行民主的时机和速度，选择民主的方式和制度，则是有条件的。推进民主政治，需要精心的制度设计和高超的政治技巧。
第六，中国的民主政治，需要密切结合我国的社会现实条件，逐步前进。
平心说，这篇文章讲的是常识。海外舆论的关注点，并不是该文在民主内涵和民主理论上有什么突破。用《亚洲周刊》的话来说，海外读者是“看到了原来在中国回避了多年的东西，终于又被高调喊出来，民主终于获得认同。”另外，海外关注的就是俞可平的中央编译局副局长这一职务。他们揣摩俞可平的文章“代表了高层的现实思考”。
作为俞可平文章的一个注脚，美国杜克大学政治系教授史天健发表了一项研究成果。史天健和俞可平是北大校友，不过史天健的研究方法，国人可能比较陌生。
(本文来源：南海网 )
体制内的声音：民主是个好东西
2008-12-01 09:37:01 来源: (海南)
- 平心说，《民主是个好东西》讲的是常识。海外舆论的关注点，并不是该文在民主内涵和民主理论上有什么突破。用《亚洲周刊》的话来说，海外读者是“看到了原来在中国回避了多年的东西，终于又被高调喊出来，民主终于获得认同。”
史天健把1978年到2006年的《人民日报》关键用词抽取出来，进行量化分析，比如“人权”和“民主”这两个词。
他的做法是，把这些年《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每年随机抽选三分之一，经过比对以后发现，从1978年到1988年，《人民日报》没有使用过“人权”这个词。直到1988年，“人权”这个词开始在《人民日报》出现。但报上大部分文章认为“人权”是有阶级性的，是“资产阶级的词汇”。2002年，情况有了变化，《人民日报》七成以上有关文章承认“人权”具有普遍性，同时表示中国正在努力改善人权。
“民主”这个词，1978年就开始出现在《人民日报》上。但是，“民主”被划分为两种“民主”，即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到1988年，“社会主义民主”的提法比1978年少了，“民主”这个词前面的“社会主义”帽子逐渐消失了。报上的文章比较多地提到“我们也追求民主”。1995年，有关民主的程序概念开始在《人民日报》出现。2002年，胡锦涛担任总书记之后，情况更加进步，中国共产党开始承认“民主是追求的目标”。但由于经济条件和老百姓素质的限制，实现民主的时间表比较漫长。
从这种研究角度进行了一番研究之后，史天健认为，俞可平的文章代表了党内对民主的态度产生重大变化。“从原来羞羞答答，到现在说是好东西，这是一个飞跃。”史天健说。
海外媒体说，这些年，中共在和国际社会打交道的时候，不再避讳“人权”和“民主”这样的词汇。俞可平文章的出现，其实已经具备了社会基础和心理准备。
我曾和俞可平多次共同参加过一些会议，其实他并不是暴得大名的“新星”，而是一位早就学有所成的资深专家。
1959年7月，俞可平出生于浙江绍兴。历史上，这里是一个盛产策划人、文件起草人和咨询专家的地方，过去把这种角色称为师爷。俞可平不喜欢师爷这个称呼，他说，现代民主政治体制，没有存在师爷的必要。
俞可平在农村度过童年和少年。1978年，他考取绍兴师专政史系。毕业后，他考取了厦门大学哲学系研究生，攻读政治哲学。1985年，俞可平考取北京大学政治系博士生，导师赵宝煦是当代中国政治学主要奠基人。俞可平的博士论文是《当代中国政治的系统分析》。获得博士学位之后，他打算留校，但北大没有房子。俞可平当时已结婚生女，其妻徐秀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和俞可平是同乡同学。当时中央编译局答应给俞可平一间房子，俞可平就选择了这里。1994年，俞可平应邀去美国杜克大学任访问学者，在这里他碰见了北大校友史天健。1995年，俞可平又赴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任客座教授。
俞可平的一些研究，曾经遭遇坎坷。他论述市民社会的一些文章，曾被人扣上“自由化”的帽子，他在武汉一次会议上的发言也被人告发。上级单位几经调查，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在漫长的研究生涯中，他出版了《当代西方国家理论评析》、《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西方政治分析新方法论》、《社群主义》、《政治与政治学》、《权利政治与公益政治》《增量民主与善治》、《全球化与政治发展》、《民主是个好东西》、《思想解放与政治进步》等著作。到2000年，俞可平已经成为中国国内重要的政治学家。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何增科告诉我说，俞可平和中央编译局的团队接受了很多上面委托的课题研究。
在进行研究的同时，俞可平找到了同样致力于民主政治探索的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王长江。两位学者以各自单位的研究中心的名义，共同发起了“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王长江说：“一开始并不顺利，地方党政部门觉得，你们有什么资格来评价我们？”王长江解释说：“地方官员之所以比较冷淡，因为这种评选对他们升官没有帮助，许多地方打电话咨询评奖事宜的时候，第一句话就问，你们要收多少钱？”俞可平说：“我们没有红头文件，我们凭着对推动社会进步的责任感来做这件事，最终坚持下来，并获得了广泛认可。”何增科说：“俞可平的努力，是想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提供可以操作的东西。”
十七大结束之后，俞可平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说，政治体制改革不是一件“应当”的事，而是一件“必须”做的事。他说，中国要达到的不应该是一种传统的稳定，而应该是一种现代的稳定。传统稳定以“堵”为主，现代稳定是以“疏”为主。
体制内的声音：民主是个好东西
2008-12-01 09:37:01 来源: (海南)
- 平心说，《民主是个好东西》讲的是常识。海外舆论的关注点，并不是该文在民主内涵和民主理论上有什么突破。用《亚洲周刊》的话来说，海外读者是“看到了原来在中国回避了多年的东西，终于又被高调喊出来，民主终于获得认同。”
俞可平别出机杼，提出了“增量民主”理论。这个理论目前还处在雏形阶段，其内涵和边界还有若干模糊的地方，但大体框架已初具规模。这种理论的灵感是从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经验而来。中国经济改革是一种增量改革，俞可平巧渡陈仓，把这种模式嫁接到政治领域中，指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是增量改革，这足见他的聪明和触类旁通。增量民主理论有5个要点：
首先，必须有足够的存量，即必须具备充分的经济和政治基础，如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公民社会的成长等等。
其次，要在原有基础上形成一种新的增长，这也是对存量的增加。这种新增量，不是对存量的简单数量增长，而是在性质上有所突破。也就是说，增量方面含有更多的民主因素。比如，在原有的干部制度改革的基础上，增加选举官员的力度和广度。
第三，改革是渐进和缓慢的，实现质变的过程将十分漫长。
第四，增量民主的实质，是在不损害人民群众原有政治利益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增加政治利益。通过逐渐放大新增加的利益，使人民感受到政治改革的好处。
第五，深化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是目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突破口。比如在党内推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使党的各级领导真正由党员或党代表选举产生。
俞可平发表《民主是个好东西》之后不久，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和王长江以及无锡市委副秘书长王安岭等15人提出的政治改革总体方案也引起了海内外广泛关注。诸位专家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了一本书《攻坚——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2007年10月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出版。他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总的思路是坚持党的领导，“从务实的角度出发”，“重点改革阻碍经济发展的政治体制”。具体对策包括：1、推进党的改革，发展党内民主。2、形成权力制衡结构，完善人大制度，竞选产生代表，建立人大会议辩论制度。改革政协制度，任何法律经人大通过后须经政协通过，否则无效。3、改革政府体制，推进财政制度的改革。5、司法体制改革，实行法院、检察院人事和经费垂直管理，摆脱地方化。6、发挥民间组织和宗教组织的积极作用。
从这些措施来看，这个方案的确具有现实操作性，海外称为“极具善意”。
周天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当下重点可以从改革财政体制入手。
各级政府收税收费要做到有法可依，公开透明，不能隐瞒或搞两本账。2007年全国财政收入应为9万亿元，报出来却是5万亿元，那4万亿跑到哪里去了？
各级政府财政预算应当公开透明，预算计划要让人大代表看得懂。打算怎么花钱，各个领域怎样分配额度，要经过公开讨论，要让老百姓心里有数。
再有就是财政支出即花钱过程要透明，要有监督，要检验效果。
周天勇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说：“从低水平民主法制化程度转向较高水平的政治民主，至少需要40年时间。”他的算法是，从1978年起到2001年，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2002年十六大召开到2020年，用18年达到全面小康目标，同时实现政治民主化。
但是在《攻坚》一书中，又向后延长了20年的“完善期”。作者说：“从低水平民主法制化程度转向较高水平的政治民主，我们认为至少需要60年左右时间。”第一阶段是从1979年到2001年，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二阶段是从2002年十六大召开到2020年，分三阶段推进行政、人大、政协、司法改革，发展民间组织，形成现代公民社会。第三阶段是从2020年到2040年，进一步完善第二阶段形成的民主政治制度框架，形成成熟的民主法治的现代化国家。
有人问周天勇，虽然长了一点，但有一个时间表毕竟心理有了谱，这个时间表可靠吗？周天勇回答：“尽量努力做吧。” (本文来源：南海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