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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2-14 08:29:04
经济史学家们所关心的主要是以收入和支出的形式组织其经济活动的国家……，难道经济史就不能围绕着货币制度的演变而最有效地编写出来？(米奇尔：《货币在经济史中的作用》 ,1944年，1953年版，弟67页)
不知是否有必要写一部西欧金融史。仅说还没有这样一部现代史是不够的，也许没有这个需要。我们有着世界货币史（维拉尔，1969年，1976年版；格罗斯克洛斯，1934年，1976年版；也许还有加尔布雷思，1975年)，不同国家还有好几部金融史。后者缺乏相互比较，前者也许过于冗长。我认为将欧洲，特别是西欧，作为一个专题历史是一个理想的题目，因为它是由有些不同但又不是完全不同的成分所构成的一个整体，是现代世界经济史的发源地，还因为它使我们能够追踪金融的演变，中世纪后金融中心从意大利的城邦转移到西班牙、南德意志，低地国家（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的总称——译者注）、法国和英国。西欧与世界其它地方的联系是不容忽视的，这些地方有地中海东部诸国，远东，俄国，非洲，还有1492年后的南北美洲，最后还有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但是西欧是一个可以分割的整体。从大的方面来看，西欧的各部分是相似的，但在细带上却不同。正因为是这样，西欧提供了一个根据历史事实整理经济理论的良好背景，如果可能的话，还可以从积累的事实中推导出理论。
比较金融史
我的兴趣是在比较金融史上，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比较历史上的货币、银行及金融。现今的经济学大部分是以推理为特征的，建立的数学模型雅致优美，但总是与人的行为有差距。历史可以作为一个实验室，用以检验这些理论是否对政策感兴趣的政治经济学家有用；比较经济史可以检验其普遍性，而将只适用于某一特定情况的理论搁置一边。社会科学家和历史学家在这方面的目的大相径庭。前者在寻求揭示人类社会的规律时要找的是普遍性；后者寻求的是对某一特定事件的解释。也许我说得太过分了（例如，见J．G．威廉森，1978年，第788页），但我坚持认为，比较历史经济学是经济理论的一个必要的附属部分。此外，一位经济史学家非常坚决地认为经挤史产生更多的事实，更好的事实、更好的经济理论、更好的经济政策以及更好的经济学家(麦克劳斯基，1976年)。比较历史可分为三种（坎特，1971年）：有寻求类似事物的印象主义的或浪漫主义的比较历史；有如拜洛奇、切纳里、戈德史密斯、库兹涅茨、麦迪逊所从事的那种定量分析的比较历史；还有社会学的、或建立模型的从各国逐个研究中寻求为作一般解释提供标准的比较历史。我主观愿望采纳第三种，但也可能不自觉地陷入第一种。
金融
历史就说到这里。为什么要谈金融？一般的经济史都可能失于重点不明确。经济学家们对部分均衡问题都有许多可说的——改变某一变量时，系统的其余部分则在其余情况相同的条件下假定是不变的或是自明的。在一般均衡分析中，任何事物都可能受到初始的冲击或干扰的影响，在整个系统中造成的振荡，引起反响和反馈。一般均衡分析是一个难度大得多的工作，有些人认为作这种分析几乎是不可能的。经济史往往是围绕着某个主题、线索，论题而组织起来的，如经济增长、生活水准，技术变革、收入分配等等。金融史对于那些从小就耳闻目睹金融问题的人来说具有特殊的影响，金融史本身带有一些深刻的，甚至是无法想道的问题。
首先，可能有人会问，货币和金融的事件及制度是否重要？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革命中所得出的（简要）结论是，货币无关紧要。反对凯恩斯主义革命的学派提出正相反的观点是唯有货币是要紧的。综合两派观点后的结论是，货币和其它因索都要紧。至于在像从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这样的事件中，是什么因素支配了国民收入和价格的变化，分歧点在货币供给的改变和支出的改变之间，用术语来说，就是分歧点在L-M曲线（代表货币供给与利率之间的关系）的移位和I-S曲线（代表在不同利率的情况下储蓄等于投资的均衡状况）的移位之间。彼得·特明在他的《是货币的力量导致了大萧条吗？》（1976年）一书中反对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安娜·施瓦茨（1963年）的货币主义观，他主张，货币支出的锐减导致了大萧条，并且造成了货币供给的下降，而不是货币供给减少的本身引起了货币支出的下降。争论述在继续（布伦纳编，1081年）。我本人的观点是，造成1929年大萧条的原因比大多数参与辩论的人们所认为的要错综复杂得多（金德尔伯格,1973年，1979年，1981年）。
W．W．罗斯托在《世界经挤》一书中（1 978年，xlii-xliii页）提出了一个极端凯恩斯主义的观点：
| 至少对某些人来说，货币事务似乎被轻视了。在对1914年之前阶段的分析中，我认为只是当货币事务对事件进程有重大影响时，才发现有货币事务。例如，传播18和19世纪农业歉收造成的影响，助长了周期性危机的环境的产生，然后对周期性危机的影响起到了缓冲作用（至少在英国是这样），在金本位制下，刺激了财源向金矿开采的通货膨胀性的转移等。1918年后，人们更自觉地利用货币政策。20世纪20年代，法国货币贬值和英国恢复旧汇率，以及美国没有承担世界经济中贸易与货币结构的责任，货币事务成了人们注意的中心。当然，1945年以后布雷顿森林会议的兴衰也是这个故事的一部分。 然而，必须强调的是，这里有关生产和价格过程（有周期性的，有趋势阶段性的，以及增长本身的过程）的观点认为非货币因素是最重要的。人类和不同的社会设计并发展了货币体系，这些货币体系像人们设想的那样多多少少适应了他们进一步的需要和目的。不同时间和不同地方的不同货币政策，会产生与历史记载有所不同的结果，财政政策更是如此。但现代货币政策和财政政采的概念到1914年还不存在，也许在一些非权威人物的脑子里有这些概念。流行的概念使得货币体系非常被动和随顺。 |
在后来写的一篇文章中，罗斯托仍然为遮一见解辩护。他坚持认为1914年之前的货币体系是被动和随顺的，价格的变化是由供给方的产量与成率的变化引起的，而不取决于受货币供应影响的需求(1980年)。但是，这个观点并非不遭受责难(博尔多和施瓦菠，1980年；西拉，1980年)。
这里之所以大段引用罗斯托的话，是因为这段话筒洁地表达了本书的中心问题。看一看目录读者就会发现，我在本书中用较大比重集中探讨1914年以来将近70年的史实，而不是以前四个世纪，但是罗斯托在一次大战时期所看到的明显的不连续性从表面判断是可疑的。我认为还有一个观点同样值得怀疑，即金融不论好歹几乎总是迁就和髓顺的，而不——相当经常——是一支独立的力量。无论金融被运用得好坏，它的重要性都很容易被夸大，但是金融通常服从于实际力量（新的发现，发明、人口变化等等），这一观点不能完全令人置信。实际上，我们将要遇到这种观点，即新的发现本身有时是由更多货币的需求所引起的。
制度无关紧要的观点是所谓的科斯定理(Coase theorem)(1937年，1960年)的中心内容。这种理论认为，需求与供给定调子，制度跟着调子起舞。当然，制度学派的立场恰好相反，他们宣称，经济中受制于习惯观念和行事方式的人们之间的关系对于经济的状况时常（通常？）是至关重要的。除了制度学派外，许多其他团体也认为金融事件和金融决策对经济成果有重大影响。这些团体有重商主义者，金银通货主义者，凯思斯主义者、研究英国国债的历史学家（迪克森，1967年），研究法国革命的历史学家（布歇，1970年）或研究法同20世纪20年代的战后外交政策的历史学家（舒克，1976年）。熊彼得将货币分析与实物经济分析进了明确对比，他对在任何有意义的情况下货币能够在任何时候（他的强调）保持“中立”表示怀疑(1954年，第277-278页)。一批著名历史学家[霍赛利茨(1956年)，格申克龙(1962年)，卡梅伦(1961年)]将十九世纪中期法国经济的增长主要原因归之于一种特殊银行 ----- 动产抵柙贷款银行的建立，尽管人们像过去经常发生的那样，从原来坚持的观点后退了几步。这个观点是这种银行是法国工业，也是整个欧洲大陆所丧失了的创业精神的替代物。后来，卡梅伦（和他的合著者休·帕特里克）采取了更折衷的立场：在特定的环境中银行能从事许多方式中任何一种方式的活动。银行能刺激，抑制或调节经济增长(1967年，2页)。
雷蒙德·戈德史密斯(1969年)指出，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包括这个社会的金融资产与货币收入的比率的逐步而稳定的增长，这个比率从一个很小的分数开始，将近两倍时达到平衡。倘若这个概括具有普遍正确性，那么对银行业和金融的讨沧就会使像英国和法国之间比较增长这样的问题明朗起来。英法之间比较增长问题被认为在20年前就解决了，但最近一些学者又重新提出这个问题。这些学者中的一部分坚持认为，1789年法国人均生活水平与英国一样高，从1815年至大约1870年之间的法国经济增长与英国一样快（奥布赖恩和凯德，1978年）。但金融史表明，法国在近代金融制度的发展方面落后于英国约100年，如中央银行、国家财政改革、银行券与银行存款的使用、保险等等。有这种可能，即金融制度与经济增长无关，法国能够在落后的金融体系下达到较高的生活水平，取得较大的增长幅度。但这种可能性看上去靠不住。不少人断定，英国1688年以后调动资源----本国的和别国的----的能力使它能够在其人力为法国的三分之一的情况下击败法国人，而法国人无能为力的原因是他们一心关注着自己的税收和借贷制度的改革（迪克森，1967年；布歇，1970年）。金融是否像人们普遍坚持认为的那样，与军事后果有关，而与经济发展的过程无关？
战争金融
钱是战争的支柱（艾伦伯格，1896年，1928年版，第22页）。当1499年路易十二询问占领米兰需要什么时，孔多提埃尔·吉安·恰科姆·德·特里武尔齐奥说出“三件东西：钱、钱、钱”（前引书，第24页）。“据说战争是一个‘敏感的东西’，我们猜想这句话的意思是战争喜欢硬币。按照路易十四的说法，最后一枚畿尼总会获胜”（巴杰特，1856年，1978年版，第9卷，第297页）。J.A.霍布森认为金融对战争是如此重要，罗斯柴尔德家族可以用拒绝为战争筹资的方法防止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1927年，1938年版，第57页）。1914年一位德国人也说过同样的话（考夫曼，1914年，第9页）。19世纪60年代，詹姆士·德·罗斯柴尔德男爵对格尔松·布莱希特勒坚持说不是这么回事：“尽管我们无力防止战争，我们也不会为战争贷款，这是我们公司的原则，这样我们至少可以安心一点，因为我们没有为战争做什么事”（斯特恩，1977年，第73页）。(我们的公司指的是在法国的公司及在其它国家的罗斯柴尔德公司。)布莱希勒德也许曾经同意这个原则。但是，1864年、1866年和1870年在俾斯麦的压力下，他的银行以及德国其它主要银行未能遵守这一原则，当俾斯麦不能获得州议会批准必需的拨款时，这些银行向普鲁士战争机器贷了款（前引书，第84-85页）。
书中下面的篇章中充满了战争金融的内容。现代编史工作，例如法国的编年史院，已不再详细描述王朝和战争的故事，而转向日常生活的历史，如家庭、疾病、死亡、住房、妇女的作用等等。（但是，不妨提一下，最近，在1982-1983学年和1983-1984学年中，普林士顿大学的谢尔比·卡洛姆·戴维斯历史研究中心选择了“战争与社会”这个题目作为该中心讨论会的论题。）金融史免不了涉及战争问题。战争是一个温室，它对财力是一项极沉重的负担，而这些财力要通过金融来筹集。金融革新发生在战争期间。例如，英格兰银行建立于在欧洲大陆被称为“奥格斯堡联盟战争”的“九年战争”当中，1800年拿破仑建立了法兰西银行用来为他的战争筹款助一臂之力，这些绝非出于偶然。在中世纪，导致银行家破产的主要不是像现代那样的商品和股票市场的垮台，而是国王们不能如期还债，这些债务是用来招募雇佣军和资助同盟国的。1585年西班牙军队对安特卫普的包围摧毁了该城市日趋衰落的金融力量。1792年法国对阿姆斯特丹的占领对该城市的金融领导地位是致命的一击，这个领导地位是两个世纪前从安特卫普夺过来的。王朝对我们来说不如战争那么重要，尽管有些统治者的金融能力、权利和不负责任值得我们注意。
相关的问题
任何历史都与思想史搀和在一起，尽管大学里的经济系试图将它们区别对待。历史就像珠穆朗玛峰一样，本身就值得探索，因为它的过去在那里。但是，一个从现代经济学角度去研究历史的人会不可抗拒地发现，历史上类似的事情和先例对目前的问题和争端有影响。例如，早期对欧洲金融中心发展的历史调查较清楚地显示了当前经济进程中的问题，即在当前的经济进程中，也许会出现一个单一的欧洲金融中心，以集中欧洲金融一体他的力量(金德尔伯格，J974年，1978年版)。浏览一下欧洲过去250年内的金融危机，可以间接地看出外汇投机危机的潜在可能性，这种投机使德国赫斯塔特银行和美国富兰克林国民银行在1974年倒闭，更不用提最近从1972年开始的给发展中国家的银行贷款的激增，这种激增在1973年和1979年因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提高油价而加剧（金德尔伯格，1978年）。
一部更有雄心且更综合的欧洲500年金融业也企图阐明现代的问题和争议。例如，以前谈到过的凯恩斯学派和货币学派之间的争论，这个问题的根源不像该专题的学生所想象的是在20世纪20年代或30年代，而是可以追溯到十七世纪或更早。
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之间争议的一个分支是在国际收支理论方面，以及收支赤字是否由实物经济因素所造成的，如坏收成、对同盟国的补贴、战争赔偿、欧佩克的油价上涨等等，还是主要因为货币发行过多。这一争议出现于各个国家和各个世纪。
一个贯穿所有货币理论及货币历史的主题包含于所谓的格雷欣定律之中。该定律认为劣币迫使良币被窖藏或出口。这不仅与用同种贵金属铸造的良，劣硬币有关，而且与使用银和铜或更广泛地使用金和银的复本位制有关，与纸币和硬币有关，与允许将中央银行的储备从金子兑换为国家货币以及国家货币兑换为金子的金汇兑本位制有关，或者与一个具有两种储备货币的纯汇兑本位有关。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无法解奂的：两种或更多种货币是必需的，因为不同的货币要派不同的用场，而两种或更多种货币又是不稳定的。
对现代货币争议中每一个有历史例证的争议都进行讨论也许是令人厌烦的，但列个单子也许有助于提醒读者注意；
(1)可变动汇率与固定汇率。
(2)战时通货膨胀后的货币改革。
(3)作为公共商品的货币的特征，这种公共商品应该由一个垄断的政府或中央银行提供，或者，就像哈耶克(1972年)和沃贝尔（1977年）最近建议那样的发行货币自由竞争是否有好处。
(4)把经济史解释成为一个为在私人手中建立起财产权的过程以提供鼓励（诺思和托马斯，1973年），以及令人感兴趣的反例，即在包税制度下私人控制了政府收支和受金钱支配的出纳官们强烈地制约了17世纪英国，尤其是18世纪法国的政府财政。
(5)货币当局是否需要明确的、完备的规定，还是应当由他们判断和斟酌决定。
(6)大批财富跨越国界转移和外汇转移，这些转移的发生是否由于收入变化，价格水平变动，或者，至少首先是否由于资金回流。
(7)货币与金融的布局，特别是金融中心是否最好按等级结构设立，以提高效率，或者金融力量的集中化是否会导致金融中心对外围的剥削。
(8)欧洲处于支配地位的金融中心转移的基础，是否在于军事力量、经济实力或为了适应经济变革。
(9)金融市场增大其规模和能力以对付新的问题，地方市场融合为地区，全国和国际市场。这些市场需要中介机构来衔接借入短期资金和贷出长期资金的时间，以及比个人小贷款户向拖欠人更大的要回债款的能力，消除风险。
(IO)金融市场对付风险的能力，不仅要通过借贷方之间的中介作用，而且要通过保险和证券组台多样化。
(11)格雷欣定律中未言明的由于拥有世界上两种或更多货币所造成的不稳定性是否能够通过转化为一种货币来消除，或者，由于货币要做各种各类的事情——交易的规模，支付的地域距离和不同的国家，是否需要一种以上的货币。
(12)社会——经济，国家、政府—一对变革的适应能力和创立新的金融制度以对付新问题的革新能力。
最后一点是一个涉及到社会科学根源的问题，因为它关心社会学和政治能否像加里·贝克尔和芝加哥学派所认为的那样，从经济分析中得到最好的解释；或者反过来，经济行为和金融行为是否在任何时候都是建立在社会政治矩阵的基础之上，而国王们，财政部长们以及中央银行的总裁们很少甚至一点儿也没有自由选择经济政策的余地。这个问题在任何关于通货膨胀的讨论中都会出现。它是由下列事件引起的；1688年英格兰“光荣革命”后金融改革的成功；法国未能像英国那样进行金融改革，直到1789年法国发生流血革命，28名金融家被送上了断头台；18世纪天主教法国的三位主要金融改革家（蒂尔戈除外）是非国教的外国人和新教徒（约翰·劳、伊萨克·潘乔德和雅克·内克尔），他们不受国教准则的约束。银行家们的争吵形成一个贯穿于欧洲金融史的主题。这些争吵可以从两个层次上分析：一是性格和兴趣不相投造成的小抗衡，二是革新的一部分。新人物、新的办事方式威胁着传统的人和旧的办事方式。英格兰银行和法兰西银行都是由外来人创立的。争吵最明显的是传统人物坚决反对和不愿适应革新的场所。
在所有这些中，时间框架是重要的。从长期看，货币的数量理论是正确的。这个理论在短期内经常不接近现实。此外，从某些很长的迹象来看，货币数量可能会对实物经济体系的需求作出反应。一般认为，1 6世纪的价格革命是发现新大陆及其金银（尤其是银子）的结果。一个造诣颇深的货币学者进一步论证说，这些发现本身就是对15世纪欧洲货币需求作出的反应（维拉尔，1969年，1976年版）。
旧的争议
在揭示当前问题的同时，人们摆脱不了旧的争议；货币的实质是什么？货币是不是像C．F．克纳普1905年在德国所认为的那样，是国家所规定的东西（埃利斯, 1934年，第2章）?或者，选择什么作为货币的最终权力是否由市场决定？人们在多大程度上能依赖于金融设计？各种制度在多大程度上有必要接受达尔文主义的自然选择及适者生存过程所产生的后果？发行货币的银行需要垄断权吗？信用体系是否天生的不稳定?通货膨胀——或者说黄金对地方货币的升水——是否主要由过多发行本国货币造成的，还是由国际收支造成的，即对外支付导致贬值然后导致通货膨胀?还有一个问题，即是否复本位制是好的，因为它增加了货币供给；或者是坏的，因为它存在着格雷欣定律中所说的不稳定性。这个问题是扩张主义者(被称作凯恩斯主义者)和收缩主义者(被称作货币主义者)之间长期争论的一个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