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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6-30 12:21:18
五人者，盖当蓼洲周公之被逮，激于义而死焉者也。至于今，郡之贤士大夫请于当道，即除魏阉废祠之址以葬之。且立石于其墓之门，以旌其所为。呜呼，亦盛矣哉！
夫五人之死，去今之墓而葬焉，其为时止十有一月耳。夫十有一月之中，凡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其疾病而死，死而湮没不足道者，亦已众矣；况草野之无闻者欤！独五人之皦皦，何也？
予犹记周公之被逮，在丁卯三月之望。吾社之行为士先者，为之声义，资财，以送其行，哭声震动天地。缇骑按剑而前，问：“谁为哀者？”众不能堪，抶而仆 之。是时以大中丞抚吴者，为魏之私人，周公之逮所由使也，吴之民方痛心焉。于是乘其厉声以呵，则噪而相逐，中丞匿于溷藩以免。既而以吴民之乱请于朝，按诛五人，曰：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即今之傫然在墓者也。然五人之当刑也，意气扬扬，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 有贤士大夫发五十金，买五人之脰而函之，卒与尸合。故今之墓中，全乎为五人也。
嗟夫！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且矫诏纷出，钩党之捕遍于天下，卒以吾郡之发愤一击，不敢复有 株治；大阉亦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
由是观之，则今之高爵显位，一旦抵罪， 或脱身以逃，不能容于远近，而又有剪发杜门、佯狂不知所之者，其辱人贱行，视五人之死，轻重固何如哉？是以蓼洲周公忠义暴于朝廷，赠谥美显，荣于身后；而 五人亦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无有不过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不然，令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之下，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故予与同社
贤士大夫者：冏卿因之吴公、太史文起文公、孟长姚公也。
明朝末年，宦官魏忠贤专权，阉党当政。他们网罗党羽，排斥异己，杀戮大臣，欺压人民，暴虐无道，形成了“钩党之捕遍于天下”的局面。当时以江南士大 夫为首的东林党人，主张开放言路，改良政治。他们多次上疏弹劾魏忠贤，斗争非常激烈。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对东林党人进行残酷迫害，杨涟、左光斗、魏大昌等 相继被杀。天启六年（１６２６），魏忠贤又派爪牙到苏州逮捕周顺昌，苏州市民群情激愤，奋起反抗，发生暴动。事后，统治者大范围搜捕暴动市民，市民首领颜 佩韦等五人为了保护群众，挺身投案，英勇就义。次年，崇祯皇帝即位，罢黜魏忠贤，魏畏罪自缢，阉党失败，周顺昌得以昭雪。为了纪念死去的五位烈士，苏州人 民把他们合葬在城外虎丘山前面山塘河大堤上，称为“五人之墓”。张溥于崇祯元年（１６２８）写下这篇《五人墓碑记》。碑记，又称碑志，记述死者生前的事 迹，评价、歌颂其功德，刻在墓碑上。
治国就是治吏
崇祯
对于崇祯这句牢骚话，历来史家见仁见智；倒是《明史》评论较为客观，说他“承神、熹之后，慨然有为”，然“大势已倾”，“用非其人”，以至“身罹祸变”。
平心而论，崇祯对于明朝覆亡固然难辞其咎，但他执政后还是很想有番作为的。他登基伊始，便当机立断地剪除了魏忠贤阉党集团。接着，又严惩贪官污吏。在用人 上，更是每“临朝浩叹，慨然思得非常之才”。然而事实却是：堪当重任之才寥若晨星，多数是崇祯每任用一人，便失望一人。究其原因，除了崇祯帝本人刚愎自 用，用人失察之外，关键就在于，明朝中后期在选人用人机制上发生了严重腐败和危机。
明初，开国皇帝朱元璋很注意重典治国，在官 吏铨选、考核、监督方面也制定了一套严密的制度。但到明代中后期，随着整个国家机器日趋腐败，这些制度也都遭到严重破坏。当时，科场舞弊盛行，对官员的考 核、监察名存实亡，连负责考核选拔官吏和惩治贪墨的吏部官员和监察御史们，也大肆贪污受贿。据孙承泽《春明梦余录》记载，这些人每到一处，便公开收受贿 赂，以至“不肖有司应劾者，反以贿得荐；应荐者，多以不贿止”。到崇祯上台，虽然他以很大决心整饬吏治，但已积弊难返。崇祯元年，吏科给事中韩一良在奏疏 中说：“臣所闻见，督抚也，非五六千金不得；道府之美缺，非二三千金不得；以至州县并佐贰之求缺，各有定价。”寥寥数语，生动反映了当时买官鬻爵之风愈演 愈烈的情况。其实，崇祯对此并非没有觉察。他在崇祯十年的《罪己诏》中就说得明白：“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明末 的官场，已俨然成了权钱交易的大市场。
这些通过走门子、塞票子上来的无耻之徒，其道德品性不言自明。至于其能力如何，虽然不能 一概而论，但既然来路大多不正，其能力、素质恐怕也要大打折扣。崇祯朝战事频仍，但崇祯御宇17年中，却是“兵事方亟，诸大臣避中枢（指兵部尚书一 职）”。原因很简单，军事并非儿戏，那些只图渔利，并无真才实学的贪官墨吏们，平日当当太平官还勉强凑合，要真让他们领兵打仗，搞不好连脑袋也保不住。事 实也确实如此。崇祯一朝，因军事失利被杀的领兵官员不计其数。
明王朝大厦将倾，崇祯面对的却是这么一批贪才、庸才、蠢才，他怎能不陷入“任用一人，失望一人”的怪圈，并且直到临死还牢骚满腹呢？
毛泽东生前最爱读《明史》。他有一次谈到明末的历史时，曾不无感慨地说：崇祯其实是个有作为的皇帝，“但他面对那样一个烂摊子，只好哭天抹泪地走了”；“治国就是治吏。如果我们的干部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毛泽东熟读经史，深知历朝历代 的兴衰存亡皆与吏风是否清明息息相关，因而把治国归结为治吏，充分显示了一代伟人的深谋远虑。当然，我们党绝不是明朝的崇祯，党的立党宗旨和正在逐步建立 与完善的一整套民主法制机制，决定了我们不能也绝不会腐败到那种程度。但是，如果我们掉以轻心，不有效加强对吏治腐败这个“最大的腐败 ”的治理，也是非 常危险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重温一下明末那段历史，恐怕不无警示意义。
毛泽东论“国之不国”：治国就是治吏，否则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 。在枪决了张子善、刘青山之后，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语重心长地说：“我们杀了几个有功之臣也是万般无奈。我建议重读一下《资治通鉴》。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之不国。如果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是这样。杀张子善、刘青山时我讲过，杀他们两个，就是救两百个、两千个、两万个啊。我说过杀人不是割韭菜，要慎之又慎。但是，事出无奈，不得已啊。问题若是成了堆，就是积重难返了啊。崇桢皇帝是个好皇帝，可他面对那样一个烂摊子，只好哭天抹泪去了哟。我们共产党不是明朝的崇桢，我们决不会腐败到那种程度。不过谁要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若是搞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