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 心]重新发现儒学 重新发现中国

重新发现儒学 重新发现中国

　　―――2005国际儒学高峰论坛一瞥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席卷全球，世界性、全球化成为当下话语的关键词。如何化解经济全球化中世界政治秩序面对的巨大冲击？人们从近来多次进行的“朝核六方会谈”的鲜明成果中，又一次感受到中华文化与儒家“和合精神”价值运用得当的魅力，中外学者不约而同地再次把目光投向曾不断被误读、误解、误导的中华儒家文化。日前，在由国际儒学联合会主办的2005国际儒学高峰论坛上，学者们就全球化背景下的儒学发展与创新这一话题见仁见智。

　　重新发现儒学

　　何谓“重新发现儒学”？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院长张立文在其题为《发现儒学论》的论文中，阐述了中华文化历史上儒学曾三次被遮蔽，又重新被发现的史实，他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文革”思维的解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术界面临着第三次发现儒学。

　　在全球化背景下，第三次发现儒学更艰巨，它必须超越西方文化中心论的视阈，超越西化优越论的观念，对儒学做出价值重估和重新解释。因而在西方中心主义盛行，中华民族文化被边缘化的当下，重新发现儒学，就是重新发现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就是重新发现中华民族的自信心、自尊心、自立心、自律心，就是重新发现中华儒学和文化、思想、哲学、艺术的“自我”、“讲自己”，就是重新发现“我是谁”……张院长说“这是时代的诉求”。

　　我们说去掉西方文化对中华民族文化的遮蔽，拂拭西学对儒学的尘埃，明确儒学文化身份的“我”，并不是要拒斥与西方强势文化的对话互动和参照吸收。张院长认为，儒学只有“既拿来又输出”，才能在与外来文化的交融冲突中，化生新的“和合体”，以新的理论思维形态展现在世界文化之林；才能在对当代人类所共同面临的冲突与危机的化解中，做出中国化的儒学化“和合精神”的参与。

　　当然，第三次发现儒学，还仅仅“在途中”，张院长最后强调说。

　　儒学创新仁者见仁

　　儒学如何发展？如何创新？这是此次高峰论坛的中心议题。美国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在题为《儒学创新的宗教反思》的发言中指出，不同于其他轴心文明，儒家的精神世界是紧扣身体、家庭、社群和地球而展开的。儒者以为人生的终极意义可以也必须在人伦日用中体现。人和一切存在攸关，人心应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他提出，由自我、社群、自然、天道四个不可分割的方面，所组成的儒学人文精神可以通过文明对话来丰富它的核心价值，为构建对话文明不可或缺的普世伦理提供理论与实践的基础。

　　美国夏威夷大学成中英教授直言：儒学发展至今，可说理论创新不多。大多时间，停留在阐述“反本开新”或发展民主与科学的一般命题上面。在题为《儒学的方法与理论创新：促进人类道德与世界和平》的发言中，他认为，“在未能对儒学如何界定其自身，认知世界以定位，面对历史与未来以承前启后与创新发展的条件下，儒学不能发展为非常可观及印象深刻之论。”因而必须重新掌握儒学的本体论与体用论的大构架，进而认知儒学自古就包含于本体论中的方法论与实践论的大思维。

　　面对当下的儒学危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郭沂研究员在题为《新道论初探》的发言中亦认为，构建新的哲学体系，首先要明确的是，在整个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学的发展链条上，我们处在怎样的位置，我们的任务是什么。他说，中国哲学和中国儒学第三期发展的使命和方向应该是：回应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时代挑战，以儒学的基本精神为本，回归先秦原典，整合程朱、陆王、张王三派，贯通儒、释、道，容纳东西方，建构新的哲学体系，解决当今社会面临的种种问题，并为未来世界开出大同盛世。

　　回归儒学传统

　　在此次被称为“小规模、高层次”的高峰论坛上，众学者并没有回避不久前发生的“郑家栋事件”，相反又一次引发了国内学者的反思。

　　在儒学长期受批判、被否定的背景下，当下许多学者都把注意力放在了为儒学正名上，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钱逊教授则认为，我们的注意力应该转移到如何回应挑战上来。他直言“郑家栋事件”反映出儒学自身发展的深刻危机，远远超过西方思想和全盘西化思潮冲击所带来的危机。

　　在题为《创新与回归：当代儒学发展之路》的发言中，为说明传统学术的精神特质，钱教授特别引述了现代哲学大家金岳霖先生的一段话：

　　中国哲学家都是不同程度的苏格拉底。其所以如此，因为道德、政治、反思的思想、知识都统一于一个哲学家之身；知识和德性在他身上统一而不可分。他的哲学需要他生活于其中；他自己以身载道，遵守他的哲学信念而生活，这是他的哲学组成部分……对于他，哲学从来就不只是为人类认识摆设的观念模式，而是内在于他的行动的箴言体系；在极端的情况下，他的哲学简直可以说是他的传记。

　　但是，近代学术走向分科发展之路，导致了传统学术的割裂。文、史、哲成为互相割裂的体系；走向专业化，进而职业化，被当作一种谋生的手段或饭碗。“学者为己”的精神被遗忘、逐渐减退以致消亡。钱教授说，“郑家栋事件”的根本原因是其抛弃了儒学的“为己之学”的传统，郑曾公开宣称，面对就业、职称评定和职务升迁的激烈竞争，“学者为己”既不可能，也不必要。

　　钱教授还说，儒学的又一根本特质，是它不离“日用常行”。因此才使儒学成为中华文化的主干和民族精神的基础。反之，学者只求“高明”，甚至说，不懂得康德就不懂得儒学，那么儒学便会越来越远离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这一偏向若不纠正，儒学将失去生命力。

　　钱教授强调，儒学发展的真正危机，在于儒学精神的丧失。因此在创新的同时，还需要回归———只有回归固有的传统精神，才能保持儒学的特质，才有儒学的真正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