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上进

本文故事大约发生在1924年前后的上海。看来，那时“海归”的工作待遇也非本国毕业生可比。至于是否这通牢骚造就了中国现代历史上的一位“要人”，相信读者自有高见。

拖着疲惫的身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法制经济部编辑陶汇曾先生慢慢踱进灶披间。

孩子的妈正在生火，听见脚步声，回头望望，习惯性地搭腔：“先上去坐坐，等一歇才好。”陶先生望着伊佝偻的背影，想着一个横草不拈竖针不动的大小姐，活活被上海的生活，逼得可以用一根柴做熟一顿饭！

上了楼，随意在架上抽了册书。傍晚的光线还算清亮，视线投在书页上，却像皮鞋在磨石的地面上走，一次次地滑开，总也站不稳。

饭香由远至近，陶先生还是一动不动地坐在藤椅上。屋里渐渐暗了，孩子的妈喊了两声，不见回应，只好点亮了煤油灯。

“咋个搞起？”她用湖北土话问。

丈夫的脸色在昏黄的灯下分外难看，听见问，脸上肌肉动了几下，似乎想压住冲口而出的话，终于没有办到：“今儿我才打听清楚，所里的待遇是怎么分等的！”到底是北京大学毕业，陶先生总不肯打乡谈，说的仍是京腔。

见丈夫生气，陶太太不敢吭声，只把煤油灯芯捻小了些，于是室内更暗了。

陶先生也无需太太答话，只顾说下去：“像我这样，北京大学毕业而有教书经历，月薪八十元，用的是三尺长、一尺半宽的小桌子，坐一条硬板凳。桌上的墨水是工友用开水壶式的大壶分注到若干个小瓷盂中，一人一瓷盂。这你是知道的。”

“若是日本明治大学一类学校毕业回国的人，月薪一百二十元，桌子长到三尺半，宽到二尺，也是硬板凳。如果是日本帝国大学毕业，月薪可到一百五十元，桌子长到四尺，宽到二尺半，藤椅一把。桌上有水晶红蓝墨水瓶，另加一个五格的木架子。”

“若是欧美一般大学毕业回国的留学生，月薪达二百元，桌椅同于日本帝国大学。如果是英国牛津、剑桥，美国耶鲁、哈佛，那就是各部主任，待遇顶了天，月薪二百五十元，桌子上有拉上拉下的盖，除自己坐藤椅外，还有一个硬凳子，给访客坐。”

陶先生一口气说了许多，口有些渴，端起桌上的冷茶壶灌了一大口。陶太太赶紧接口：“孩子们都在下面等着，是不是……先吃饭？”

陶先生默默站起来。两人捻灭了油灯，下楼。

饭后哄睡了孩子。夫妻在昏灯下对坐。窗外已是全部的黑，隔窗与室内的黑相吞吐。豆点大的灯光努力撑开一圈光晕，却只能看清陶先生搁在桌上的手和衣袖，袖口磨出的毛毛的边。

“我来了半年，每月薪水都是主任单独给我，从来不知道别人的情况。”陶先生不想吵醒小孩子，声音低沉了许多。“桌椅待遇虽然不同，我总当是资格有先后，能力有大小，谁想到……嘁！”

陶太太面上浮出一点疑惑，忍了忍，终于问：“你不是说，王所长上个月还夸你，工作做得又多，又细？”

“谁说不是？他还说，周鲠生虽然是欧美留学，倒不如我这本国大学毕业生！当时我还想，所长真有眼光……谁知道所里是这个政策！我编了六部书，英文日文译了那么些稿子，凭什么就该他拿二百一个月？”

陶先生声音又大了起来，陶太太赶紧冲他摆摆手。

屋里又寂静下来。

过了一阵，陶太太怯怯地问：“我刚才听你说，每月月薪有八十大洋，可是你交到我手里，只有四十元。房租已经拖了两个月，小孩子也要吃些蛋肉才好。剩下的钱……”

“剩下的，喏，都换了这些！”陶先生一指满架的线装书、洋装书。“我又不会去赌、去嫖！”

“我晓得嘞，你要买书，但总可以少买几册，留一些钱……”

“太太，你不必说了！”陶先生脸涨得通红，瞳孔也放大了不少，他的声音又太大了：“我总不能在商务过一辈子。我要图上进！”

陶太太不敢同丈夫吵。两人默默坐了一阵，陶太太捻小了灯芯，自己睡了。剩下陶先生坐在暗夜里，一个人想心事。

七年后，陶汇曾先生回到了上海。这时的他，通用的名字是“陶希圣”。

他去武汉闹了一段时间的革命。再回到上海，脸面大非昔日可比。时局不平静，依然进了商务印书馆，这次却是总经理的中文秘书，待遇大变，“坐的椅子是四面转的。桌子可大了，长到六尺，宽到四尺，满桌的大玻璃板，右手边还有两部电话机。上下班且不用打卡。”薪水嘛，自然不用说。

陶希圣后来去北京大学做了教授。抗战时他选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先随汪精卫去了南京，又潜逃回重庆，揭发汪被日本诱降内幕，再一变为蒋委员长的秘书，替委员长捉刀写了一本《中国之命运》。1949年前，他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日报》总主笔。

陶先生说过：他要图上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