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ogle频繁遭封 反思搜索权力冲突

互联网解构了传统的信息传播与流转方式，颠覆了传统知识集权与专制，还自由于民众，但信息海量无秩序传播却时刻制约着信息网际传播的功效与优势，搜索引擎最大化满足了公众的求知欲与知情权，同时缓解了上述悖论。

　　正因为如此，搜索引擎厂商才够能从技术配角的角色跳将出来，独立门户，对抗传统内容门户，Google、百度等搜索巨头的纷纷上市，资本光环的环绕，将搜索力的威力发挥到了极至，这也为搜索权力的产生，甚至被滥用，为搜索权力的区域性对抗民族国家的文化差异与冲突埋下了伏笔。

　　早在2005年年底，日本政府就开始召集包括松下电子、 NTT和东京大学，富士通、日立和NEC等再内的各大科技公司与相关大学，研发本民族的搜索器，挑战已经垄断日本搜索市场的Google和雅虎公司，并准备从2007年度开始花费数千万美元在3-5年的时间开发出本土的搜索器;

　　法国在2006年正式推出6个重大工业创新项目，其中包括引人注目的Quaero搜索引擎计划，这是继去年4月，希拉克和时任德国总理的施罗德提出建立欧洲自己的搜索引擎计划，以对抗来Google“文化入侵”的继续;

　　除此之外，在德国、沙特，Google也遭遇到了不同程度的民族抵制与封杀，日前，据外电Mizzima News报道，google搜索和电子邮件服务再次在缅甸被当地政府封杀，消息已得到缅甸惟一一家互联网服务供应商Bagan Cybertech公司官员证实，此前缅甸政府此前也曾封杀过一些网站，如雅虎网站和Hotmail电子邮件服务。

　　为何提倡“不做恶”的Google却频频遭遇异国政府的抵制与封杀?搜索引擎到底有着怎样的搜索原罪?搜索权力所引发的文化冲突又值得怎样的反思与警惕呢?

　　若干年后，网络应用中用户使用频率最高的工具一定是搜索引擎，因为只有搜索引擎，尤其是人性化的智能搜索引擎才能够真正解决和满足人类对知识的精确化、垂直化搜索欲望。根据福科的权力论以及顺从心理学原理，当人类对某搜索引擎过于依赖，甚至将其当作一种生活或工作不可或缺的常态时，搜索权力就在无形中产生了，并有意或无意的左右着知识的传播、文化的构建、甚至区域共同体的形成。

　　国际化、世界大同一直是人类的梦想，然而执拗的现实却往往是民族敌对意识、狭隘的民族观念愈发强烈，正所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谁能保证具有民族属性的Google等搜索巨头在成就搜索权力之后，能够永久不滥用这种权力，不进行新形式的搜索专制?或许谁也不能保证。

　　Google频繁遭封，至少说明在以下几个方面，搜索权力与民族国家的具体国情、政策、社会、文化产生着巨大冲突可能:

　　首先，可能危机国家信息主权。传统的主权观念在信息社会中越来越显现出概念的不周延，从军事战略角度，今后的战争将是信息化战争，攻守之间不在于人多，资源何等丰富，而在于网络信息储存量以及信息技术等层面的较量上，而搜索引擎在网络信息数据存储量上具有无以伦比的优势;

　　其次，可能违背国家政策规定。法律与政策是滞后的，但同时又是地方性的，区域性的，Google能够以保护公民言论自由，维护公民宪法权利为由抵制司法机关的审查，提供包含色情、违法的搜索信息，但这些在我国却是完全行不通的，这也是为什么Google.cn在进入我国之后要进行自我内容过滤，建立自我审查机制的根本所在;

　　再次，可能侵害公民个人隐私。互联网世界是虚拟的，但在虚拟的世界中却往往出现隐私权危机，也就是所谓“互联网中人人都可能知道你是一条什么样的狗”，例如Google通过长年累月的积累，已经将用户的搜索行为、历程等隐私全部记录下来，构建了一个非常庞大的cookie数据信息库，而它的cookie政策竟能一直保留到2035年，一旦Google将这些隐私信息滥用，后果将不堪设想;

　　最后，可能颠覆民族文化传统。每个民族的传统文化都是趋向于内部保守型，都是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Google的搜索政策代表的是典型的美国文化与思维方式，虽然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但也含有太多的糟粕，如果不给予防范，长久下去，就有可能淡化或颠覆既有的民族文化传统，而一个丧失自我文化传统的民族，至少不会是一个完全独立的民族;

　　理解了以上几个方面的忧虑，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会从长远的角度考虑抵制或封杀Google。近日，百度被国家人事部正式授予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资质，百度CEO兼董事长李彦宏、首席技术官刘建国以及百度高级科学家洪涛三人均正式“变身”为博士后研究员导师，这可以看作是我国从积极推动本土中文搜索角度，寻求对抗海外搜索权力冲突的另一条路径，或许，值得反思的不仅仅是民族国家，而是正在日益国际化的搜索巨头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