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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0-31 16:38:41
+ 米尔格拉姆实验（权力服从实验）
津巴多设计斯坦福监狱试验的灵感来自于他的高中好友、一生的良朋，伟大的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Milgram）。米尔格拉姆是犹太人，与津巴多一样，成长于纽约内城的Bronx区，一个充满了罪恶的地方。作为犹太人的出身与成长环境的恶劣，让Milgram提出了疑问：“为什么大屠杀会在此时此地发生？”得到的回答是：“不对，那是纳粹德国，你要知道，那是在1939年的时候。”“我知道，但是如果希特勒要求你，你会不会电死一个陌生人？”“不会不会，我是个好人。”“为什么我们不尝试一下把你置身当时的情景，看你会怎么做？”
于是米尔格拉姆以每小时4美元的报酬找来了1000名实验对象（全部不是大学生，年龄在20到50岁之间），在耶鲁大学开始了世人称为米尔格拉姆实验的传世经典。试验对象在实验中担任教师的角色，共同进行实验的还有一位学习者，和一名身穿白大褂的心理学家。
这1000名米尔格拉姆的小白鼠被担当权威角色的心理学家告知，实验的目的是为了测试学习效果与惩罚的关系，“你担任教师的角色，负责提供材料给学习者；你负责提问和惩罚的工作，如果答对了，给他一点奖励；如果答错了，给他一点惩罚，你要按这个仪器上的这排按钮，第一个按钮写着15伏，意思是惩罚是给予学习者15伏电击，这排按钮是以15伏递增，如果第二个问题答错了，就给他通30伏电以作惩罚。最高电压是450伏。”
家用的电压是220伏，450伏的效果不用说也知道。学习者其实是一名演员，他的任务就是故意答错，并且发出受到电击时的惨叫。
米尔格拉姆真正的问题是：有多少人会一直惩罚学习者的错误，直到最高的电压——450伏？
为了考察担任教师角色的实验者在实验条件下的反应，米尔格拉姆还故意在375伏的电压下贴上一道该死的提示：“危险：严重的电击”。同时他还要求扮演学习者的演员要不断地发出惨叫和哀求，要求“停止实验”。
说这道提示该死，是因为这与演员的惨叫和哀嚎一样，是个心理上的暗示：对实验对象的道德和良心的唤起。而正是这种道德意识和对心理学家所代表的权威角色服从之间的挣扎，成为对实验者人性的最大考验，也是Milgram试验设计的绝妙之处。如果说道德意识和良知是天使的化身，唤起人性之美好一面；那么心理学家将要扮演的，是魔鬼的角色，但是这名魔鬼将穿上白大褂，打着科学研究的旗号，头顶心理学家的光环，以一种权威的身份隐藏着魔鬼的真面目，让人无法辨认。
米尔格拉姆曾经问过40名精神科医生：“你认为在这个实验中，有多少人会一直惩罚学习者直到450伏，而把整个实验完成？”“1%。”因为这是撒旦式的行为，在美国人当中，有撒旦行为倾向的统计数据，正是1%。这些精神科医生的专业知识还是比较扎实的。
错了，全错了。
米尔格拉姆实验结果之所以让世人震惊，是因为有2/3的实验对象，而不是1%，按下了450伏的按钮。这只是第一组实验的结果。米尔格拉姆一共进行了16组相同的实验，而在最后一组实验中，有90%的人完成了整个惩罚的过程，把所有的电压按钮都按遍了，一直到450伏，最高电压的惩罚。
当然，这些试验对象并非哼着小调心情愉快地按下按钮。在试验过程中，受到作为学习者演员惨叫声的不断刺激，他们向饰演权威角色的心理学家提出要终止试验，而他们得到的回应是“请继续，试验对象只是身体上的疼痛，不会造成创伤。”据Milgram的观察，很多试验参与者的身体反应都反映心灵上的折磨：流汗、颤抖、咬嘴唇、呻吟、指甲无意识地插入自己的身体、甚至有参与对象身体出现抽搐。
但他们却都遵从了身穿白大褂的心理学家的要求，痛并挣扎着执行科学试验的要求，尽管不断受到自身良心的谴责。
对米尔格拉姆试验质疑者如Orne和Holland撰写论文提出，或者这些试验对象都不是傻子，他们早就察觉了学习者其实是个演员，没有真正地受到电击。所以他们才会一直把试验进行下去。
心理学家Sheridan和King为了求证，在1972年进行了另一组试验。这会受电击的对象不再是演员，而是一条可爱的小狗。小狗不会表演，每一次电击都是实实在在的痛苦，小狗每受到一次电击就痛苦地跳起来，惨叫！在接受测试的男性对象中，有50%完成了整个试验，按下了每一个梯度的电击按钮，一直到最高强度的电击。
女性对象的结果更是让人惊讶：100%的女性完成了试验，按下了每个梯度的电击按钮，尽管女性比男性更温柔、没有男性天生的攻击性和暴力、甚至更喜欢小狗，但女性与男性相比，更听话、更容易屈从于权威的要求，即使是无理的要求。
这让我想起了《朗读者》（The Reader）中的Hanna，一个热爱文学、在生活中热心帮助陌生人的好人，一颗纳粹机器顺从的螺丝钉，那个因“终于职守”而紧锁教堂的大门使300人命葬身火海的女人，那个在法庭上被世人唾骂、权力和理性制度的牺牲品。
+ 米尔格拉姆试验与斯坦福监狱实验的现实版本
1961年，另一位Hanna, 汉娜阿伦特以《纽约客》记者的身份踏入了耶路撒冷的军事法庭。审讯的对象是纳粹特务头目阿道夫艾克曼。化名隐匿潜逃于阿根廷的“专家”艾克曼在纳粹系统中是一名技术官僚，在1938年到1941年间，他的任务是负责驱赶在德国的犹太人；1941年到1945年间，他的任务是负责运送整个欧洲的犹太人、波兰人、斯洛伐克人和吉普赛人运送到死亡集中营。
“专家”艾克曼的专长是铁路运输，他的办公地点在办公室，工作性质实际上与现代的白领并无差异：计划、协调、保证执行的效果与目标一致，与文件、电话、电报、铁路时刻表、车皮和人数的统计数字打交道。他曾经递交过辞职信，因为无法承受集中营现场的惨况，但被上司以“服从是军人的天职”驳回。他就是社会学家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提出的纳粹理性化屠杀系统中的一颗螺丝钉。
当汉娜阿伦特看到坐在防弹玻璃亭中接受审讯的艾克曼时，大失所望。艾克曼完全不具有任何“杀人魔王”的特质，法庭上艾克曼礼貌周全、表现得毕恭毕敬、唯唯诺诺。这与Christina与 斯坦福监狱中“臭名昭著”的看守John Wayne的印象几乎一致。
在经历此次审讯后，汉娜阿伦特提出了“平庸的恶”的概念：他之所以作恶，并非因为他有以人类为敌的恶魔天性，或者他想作出惊天动地的事情来出人头地，相反，他只是普普通通的人，他服从上级命令、忠于职守，不敢越雷池一步；他把自己降低为“什么也不是”，只是一只不出声的驯服工具。
而因此米尔格拉姆试验也被人称为“艾克曼”试验：服从权力的要求，执行自身角色被理性体系所赋予的任务，哪怕任务看起来是如此地不具有理性，但理性系统的分工，已经让不具有理性的任务衍生了理性的缘由：服从。
如果说米尔格拉姆试验是由于心理学家的权威角色迫使试验对象执行其承诺的角色所赋予的任务，那么津巴多的试验则更深入了一步。在这个试验中，不存在上级：津巴多没有上级，但是却自觉地赋予了自身由系统设定的监狱长角色，具有维持试验进行的职责；看守们没有上级，津巴多并没有要求他们要迫害囚犯，而是看守的角色赋予了他们迫害的需要以维持自己的职责。由系统设定所赋予的权力诱使好人津巴多和看守们释放出内心的恶魔。
津巴多的斯坦福试验让他成为了一名军人的辩护专家证人。这名军人是在2003年发生的骇人听闻的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的美军虐囚事件中的一分子。这让津巴多有机会接触和了解到事件的所有相关资料。津巴多意识到阿布格莱布监狱就是现实版的斯坦福监狱。
在长大20年的时间里，尽管斯坦福监狱试验名动天下，但津巴多却从来没能够出版过一本书，因为他一直内疚于1971年那疯狂六天中自己犯下的错误，一直不忍揭开人性的阴暗面。直到阿布格莱布监狱如出一辙的再现了他曾经目睹的情形，他才决心写出了一本著作《路西法效应（Lucifer effect）》。
路西法曾是上帝宠爱的天使，但因反对上帝要求他尊重亚当，而离开天界，堕落成为魔鬼撒旦。津巴多用路西法效应解释好人转变为魔鬼的现象，是想要说明，魔鬼原本就是天使。坏人并非天生的恶，而是情景（situation）的力量让好人逐渐堕落。
津巴多在TED演讲中总结了平凡的好人堕落为恶魔的七个社会化过程：“无意识是第一小步，对他者的非人化对待，对自身的去个人化，个人责任的分散化，对权威的盲从，对群体准则不经批判思考的服从，以不作为和冷漠的形式被动容忍邪恶。”
把斯坦福试验放置于中国社会的环境下，我们就容易理解为什么城管总是出事、为什么孙志刚在收容所中会惨死、为什么会有匪夷所思的躲猫猫事件。是系统赋予的权力角色诱使权力的拥有者从正常人演变成一个个不可理喻的恶的化身。
+ 系统情境之恶（Power corrupts）
阿克顿勋爵的名言“Power corrupts,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在中国被翻译成为“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该翻译无疑只传达了原文符合中国语境需求的部分意思。
根据韦氏（Merriam Webster）字典“corrupt”真正重要的意思是：“道德、行为和习惯上从好向坏的转变；在错误的原则和道德价值观的影响下堕落。”
福柯在他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研究中发掘了权力、知识、话语、制度和身体之间的隐秘关联。如果把斯坦福试验的监狱视为一个现代的制度体系，置身监狱情景中的津巴多和看守所获得的便是制度角色所赋予的权力，这种权力corrupt了他们的判断；如果把Milgram试验的试验对象的忍受心灵的谴责不断电击学习者的行径解释为对权威的盲从，身穿白大褂的心理学家所获得的情景所赋予的权力便是由科学和知识所衍生。
如果按此逻辑分析，为何网络虚拟空间上人会呈现出语言的攻击性和残暴性，原因是网络空间话语自由所产生的权力。话语是一种权力，同时由权力产生。网络空间的话语权并非像传统的现实空间中，老师赋予你上课说话的权力，或者领导赋予你开会讲话的权力，由某个权威所给予，而是由网络系统本身赋予的一种权力。
话语的权力本无好坏。正如科学和知识所衍生的权力也无好坏。但权力的中性意味着滥用的潜在可能，当网络成为捍卫自身权益，在公共空间中获得表达自身意见的自由的机制时，话语权力便是天使的化身；而当权力表达成为恶意的对他人的攻击、接种谣言的培养基时，网络自身的无限放大功能便会把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大楼地下室的一隅扩充为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在大海面前，李宇春、曾轶可的声音被彻底地淹没。
这是由系统衍生的权力所衍生的恶，这与你我本是好人与否无关，是情景诱因所孕育的恶。网络的匿名性更是让这种恶免予受到实质的惩罚，最多或许是自身良心和道德的谴责，但这却早已被权力挥洒的快感所覆盖。
津巴多在TED演讲中引用了人类学家John Watson对23个不同文化的研究来说明匿名的力量：在某些文化中，制服和面具成为战士作战时的工具，而制服和面具产生匿名性，无名性导致杀戮、酷刑和摧残。在Watson研究中，在15个作战时使用匿名手段的文化中，13个文化会有残暴的行径；而在不使用匿名手段的8个文化中，只有1个文化产生残暴的行径。
“这就是匿名的力量。”津巴多认为。
路西法效应揭示了善恶本身同体，关键在于情景的力量，权力的诱因才是释放魔鬼的真正诱因。
马基雅维利的言论谈到：“欲建国与立法者必须谨记，国与法之立须基于人皆为恶且一旦找到时机，人皆意欲作恶之认识（Whoever desires to found a state and give it laws, must start with assuming that all men are bad and ever ready to display their vicious nature, whenever they may find occasion for it.）。” 而津巴多则说，真正重要的，是时机（occasion），是时机产生人的恶。
津巴多发展出了一套崭新的英雄观。所谓英雄并非仅是天生异于常人的超人，而是当可能为恶的时机来临时，能够以良心和道德行事的普通人，英雄是作出不平凡社会行为的平凡人（Heroes are ordinary people whose social actions are extraordinary）。从某种意义而言，英雄可能是异端，对抗不合理的权力、理性和群体的服从（conformity of the group），这需要的是英雄想象和技能的形成，需要一个自我的标签：“我是等待中的英雄（I am a hero in waiting）。”
宽恕的可能性
美国人迈克尔舍默在题为《当经济学遇上生物学和心理学》的著作中，描述了美国人在听闻“阿布格莱布”虐囚丑闻之后的反应：“我们都知道有些人残酷成性、作恶多端——是我们要反抗的‘坏人’。可剪着精干短发、胡子剃得干干净净、玩橄榄球、上教堂、爱父母、高大健康的年轻美国人居然是‘坏人’？怎么可能呢？到底是谁在料理一切？难道美国不是一个发达的民主社会吗——事事讲法律、保护公民自由和平等人权？”
如果置身于阿拉伯世界，可以想象阿拉伯人的反应会是与美国人完全相反的：“这正是残酷的、丑陋的、万恶的美帝国主义！”
于是世界就被分割、对立，仇恨就产生，恐怖袭击、谋杀、战争接踵而来。
津巴多对情景和权力衍生恶的洞察，或许会启迪我们，其实真正化解各方仇恨所需要的，是对人性的理解。阿拉伯人、美国人、日本人、印度人，汉族人、藏族人、维族人，都是一样的人，那些曾经的恶，如果我们愿意相信是路西法效应的结果，这将为宽恕布下基础，或许这才是津巴多的探索的真正伟大意义:“To err is human, to forgive, s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