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质量与高语句比重演讲有密切关系：原演讲稿中的停顿有助于同声传译。语句比重高的演讲稿，停顿次数少或停顿时间很短，以至于口译人员没有足够的时间理顺其译出语。正如前文所述，停顿不仅可以为译员进行多项处理提供真正的空间，而且促进处理这一过程的发展。然而，口译含高语句比重的演讲稿牵涉多项处理系统，会让译员超极限处理信息。因此，译员因能力有限而望尘莫及的部分就显而易见了，口译准确度下降也就不足为奇。
尽管口译人员均有一定水准的语言技能，但是，语句比重过高会耗尽他们的能力，从而造成翻译不到位。总而言之，口译人员的能力是有限的。对此，Weber在其“临界”理论有精辟的论述：
听众与生俱来就有一个“临界”，超过这个界限时，他们就不再接受和处理信息。当他们听的是母语时，这个临界会高些，反之，听外语时，这个临界就低些。
Gile认为，如果总的信息处理能力等于或大于聆听、源语分析以及最后的译出语外加短期记忆的工作量，同声传译就可进行。当演讲人的语句比重超出口译人员的能力时，这种情形就可被看作是超载。听第二语言的口译人员，比那些听第一语言的人员，更容易受这一现象影响。因此，无论口译人员能力如何，高语句讲稿不利于信息处理，因为译员缺少处理空间，结果译出语不能准确到位。在这种情况下，源语讲稿中有意义的停顿无疑就成了信息处理的润滑剂。这一事实已被Blau证实，他指出适度的插入性停顿有助于理解和翻译。
结果表明译员的语句比重和口译质量之间存在正面的相互关系。有关文献也证实了这一事实，丘诺伍指出：
据发现，一篇令人满意的口译通常是译员停顿的比率（或言语密度）与演讲人相等或多于0.8；反之，则少于0.8。相反地，Baarik说，冗长的言辞往往导致译文不确定：
相对于源语，冗长的译出语会增加不确定因素，因为译出语无法控制信息的进展或是其内容，因此，译员不得不花时间斟酌他的译文。
如果我们把以上理论用于分析当前研究的结果，便可做出合理的推测：译员如能与演讲人保持较高的语句比重，他就有高效率的信息处理能力，而口译则更到位。反之，如果译员因句法不确定，术语复杂或者花过多时间搜索对应的词汇从而降低言语比重时，他们就力不从心。针对上述情况，译员可以采取两种策略：第一种是在信息处理不完整的情况下继续连贯翻译。不过这会使语言表达显得相对拙劣。第二种是把更多精力用在信息接收上以求正确理解，同时，在口译时作一些停顿。当然，这也会降低口译的语句比重。综合考虑这两种策略，受过良好训练的专业口译人员会选择后者。口译人员会本能地把更多精力用在处理有难度的未知信息上，而不会把有限的精力耗费在冗长的言辞上。否则，会产生不必要的停顿和降低言语比重。当听众察觉到口译人员已捉襟见肘，疲于应付时，口译人员也会在翻译中添加一些赘词以分散听众的注意力。
一名合格的口译工作者会自然地、不知不觉地、迅速地平均分配其注意力，这与Lambert有关高度自动分配任务的猜想相一致。犹如杂技演员走钢丝时为保持平衡而控制着钢丝的长度一般，口译人员也会在从较轻松的部分省出精力的同时不自觉地将更多精力用到困难的部分，这一切源于同声传译是一个自动的多项处理系统。因此，一名受过良好训练的专业口译工作者能运用大量词汇来获得很高的语句比重，因此他能进行恰当的信息处理并对随后的翻译做提前准备。同理，如果口译人员因为频繁的长时间停顿而导致言语比重较低，这就表明他们没有充分利用最少的精力去对信息进行解读。结果，需要用来转换和表达的注意力也耗在了理解信息上。
上述研究为完善对口译人员的训练提供了新的尺度，它有助于培养译员的精力自动分配，把多余的时间与精力用来破译信息和增强预测能力，从而使他的翻译达到满意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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