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时代公共信息传播的理念转型

　20年前，尼葛洛庞蒂在他撰写的《数字化生存》一书中讲到：“比特(计算机的最小存储单位)，作为信息时代新世界的DNA正迅速取代原子成为人类社会的基本要素。”当时看到这样的描述，我们可能还觉得美国人有些危言耸听。那时互联网刚刚对中国公众提供商业服务，人们还在用固定电话线拨号上网。每小时的费用高达几十元人民币。但是就是在那样的网速之下，我们可以在自己的计算机屏幕上，看到当天纽约时报，互联网开始把人们与世界范围的信息连接起来，我们不会质疑网络计算机技术具有的强大能量。

　　但是互联网真的能够形成人类社会的基本构成要素吗？当时谁会相信这样的断言？因为20年前人类建造起来的信息传播网络不仅是完备的，也是有效的。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电报、电话一应俱全，整个网络计算机不过是加入了一个技术维度。它真的有这么重要吗？

　　20年后的今天，中国互联网网民的总数已经到达6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45.8%。[1]电子信件、谷歌、百度综合性搜索引擎、QQ、MSN即时通讯工具、移动便携终端承载的各种网络信息服务，已经日益广泛地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工地围挡互联网已经构成社会运行的基础设施，网络信息传播正在成为中国社会文明进程的重要推动力量，互联网已经成为一个区域、一个行业、乃至一个国家和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基础环境要素。

　　此时，我们或许需要重新审视尼葛洛庞蒂20年前那段描述的洞察力。

　　今天，影响信息传播模式改变的三大技术已经日益清晰地呈现在大家面前。

　　一是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它拓展着信息传播的自由时空，使得人类之间的信息交流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得以实现。今天使用手机上网的人已经达到5亿，整个网络信息传播的物理通道已经发生了本质性的更移。

　　二是智能便携的发展，它提供了网络信息技术多元社会应用的个人平台。人的多元社会需求就在这个小小的智能终端上得到延伸和满足，中国智能手机的社会渗透率位于世界前列，中国人手中持有的智能终端占到了全球智能终端总量的四分之一。

　　三是大数据为基础的云计算服务的发展，它极大推进着人类的信息共享、资源共享、服务共享，在满足多元社会需求的同时，提高社会的运行效率。

　　这三大技术已经改变了整个人类信息交流的形态和模式，进而使得公共信息提供、社会关系乃至社会结构演进方式都因此发生着重大的改变。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传播技术到达这一境界，能够对整个人类社会的进程产生如此广泛和深刻的影响。

　　互联网不仅是技术革命者，而且是社会变革进程的推动者。它的积极作用至少可以从五个方面实施观察。

　　一是公众知情范围不断扩大。中国人知情权实现的动力，远比互联网深刻得多，之中包括来自于全体人民不可遏制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发展欲望。改革开放30年在祖国形成的全新的经济、文化、政治和社会基础，最高领导集团的执政意志都实施了推动，互联网在这里功不可没。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应用，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方式更加丰富、更加便捷。

　　二是公众表达空间不断扩大。公共表达不仅关系到维护人类的基本权利与尊严，而且也是公民参与社会事务的前提条件和基本形式，是人类智慧创造得以实现的基础。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公民言论的通道因互联网的使用正在不断拓展。人们正在通过互联网这种传播自由度最高的信息平台，不断开辟自身的话语表达空间。

　　三是公众的监督权在不断地加强。在互联网信息传播的环境中，公众的监督范围在不断扩大，监督的途径在不断拓展，监督的效力在不断加强。我们能够看到，在公众参与的社会监督中，整个事件的过程、关键事实的验证，不同角度的质疑、各种观点的争辩，都通过互联网平台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由此推动着整个社会的观察与思考，最终演进成全体公民对社会公共领域实施全程监督的社会变革进程。

　　四是公众参与的机会在不断地增多。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信息传播技术的普及应用，中国公众与政府的日常信息沟通正在变得越来越通畅。中国民众的意志正在通过这样一种日常的信息交流越来越深刻地影响到中国今天的发展与未来走向。今天，人们通过互联网的信息通道，对整个社会的经济、文化、政治和社会建设全方位的提供着意见和建议，我们国家的“十二五”规划、国家的教育中长期发展规划、科技中长期发展规划，都会在互联网上征求全民意见。

　　五是公众协商的机制开始呈现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中国已经进入一个多元化时代，一切均被多元的经济结构、价值体系、文化背景、乃至多元的利益关系所驱动。这样一个多元化社会的运行模式生成的活力与矛盾，在给社会带来巨大推进力的同时也给社会带来了频繁的震荡力，在交织着各式冲突的社会运行过程中，公民直接参与的公共协商作为保证现代社会良性运行的基础机制变得日益重要，它不仅成为化解现实矛盾冲突保证社会平衡运行的重要途径，而且也预示着当代中国从代议民主机制到协商民主机制的更为高级的社会发展趋势。

　　互联网在释放着对社会进步的巨大推进作用的同时，也呈现另外一方面的效应。

　　社会运行的实践已经让人们看到，网络信息传播正在对社会产生前所未有的震荡性影响。这种影响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观察。

　　一是个体信息传播平台开始普及，公民媒体的时代到来了。今天任何一个拿着连接互联网手机的普通网民，就拥有了进行公共信息传播的全程技术平台。在这种公民媒体时代，意味着今天的政府管理机构、专业组织机构、职业媒体机构，对自己工作领域和视野之中发生的重大事态变动，都未必拥有第一定义权、第一描述权、第一传播权。许多突发性事件、重大的环境变动，第一时间的描述与传播已经呈现在公民媒体平台上。

　　二是信息网状传播结构形成，信息影响力的立体效应呈现。在这种传播结构当中，任何一个区域、一个行业，乃至任何一个机构发生的具有公震效应的事态，它的影响力瞬间就会超出区域和行业的范围，进而影响整个社会。

　　三是信息传播与社会变动的能量转换已经完全突破时间和空间的局限。在传统的社会形态当中信息传播和社会变动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能量结构，它们之间的能量互换需要复杂的因果过度，是需要时间的。而今天在互联网信息环境中，这种能量转换瞬间完成。

　　在互联网信息环境中，公共信息提供者的社会责任变得重大。任何从事公共信息传播机构都需要尽职于：向公众报道他们生存环境发生的重要变化；向公众传递文明的观念和健康的文化；向公众提供对提高他们生活质量有实用价值的信息服务；向敌视人类良知和道德准则、毒化人类生存环境的一切行为和力量做坚决的斗争。

　　今天，从政府机构到社会的专业组织机构，大多都已经在互联网上建造起各自的公共信息传播平台。在这种状况下，谁进行公共信息的提供，谁就应该尽守公共信息传播的社会责任，这种责任可以视为与公共教育同等重大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