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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信息化

2014-04-09 09:31:59

电视镜头里的连恩青依然难掩戾气,此时他已经被判处死刑,但面对央视《面对面》栏目采访,他依然表示“不后悔”,依然坚称“医生是咎由自取”。


连恩青,温岭人,因手术后导致空鼻综合征,多方奔波投诉无门,于2013年10月25日来到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对医生行凶,致1死2伤。2014年1月27日,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连恩青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2014年4月1日,浙江温岭杀医案终审维持死刑判决,将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与去年10月底舆论聚焦温岭杀医案的重点有所不同,二审公开宣判,浙江高院驳回连恩青上诉维持原判,舆论再次把焦点对准连恩青,因为他“至死不悔”。


4月8日,《北京青年报》的社评和《京华时报》的头条评论同时关注了“死不认罪”的连恩青。俗话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但面对连恩青的桀骜狂悖,大概没人会认可他的“坚持”是一种勇气。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或逻辑,致使连恩青内心积蓄的极端负面情绪无法化解?他始终认为自己行凶杀人不是逞一时之快,也不是在泄一己之愤,他说他“把内幕揭出来,同我遭遇一样的人,他们可以得到应有的医治”。《北京青年报》的社评《面对“杀医逻辑”,我们该反思什么?》试图剖析连恩青“杀医逻辑”背后的病态人格,“他在营造一种正义幻觉,把自己打扮成除暴安良、瘅恶彰善的‘英雄’”。


用最直白的话来形容连恩青的“杀医逻辑”,他认定了自己心中的“死理儿”。《京华时报》的评论《连恩青为何“死不认罪”》如是分析道,“连恩青何以依然选择了仇恨,而没有一丝悔意?这就在于,他已经完全掉进了自己编织的逻辑陷阱,无法自拔。在他看来,整个医疗系统都在与他为敌,联合起来欺骗他、陷害他,而这一切背后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黑幕’。一旦陷入这种极端思维,大概很难让他对自己的违法行为有所醒悟。如果说这是医患矛盾,那更像是连恩青‘一个人的战争’”。


2013年8月,连恩青被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诊断出有“持久的妄想症障碍”,住院治疗了两个多月。但出院仅10天后,杀医案就发生了。一个活在自我妄想与病态逻辑中的人,或许没人能纾解他内心的死结。


论者吴帅在《长江商报》上还原了记者采访连恩青的部分场景。采访中,记者反复普及一个医疗常识:“你知不知道人类在疾病面前已经克服的疾病是很少的,有大量的疾病是人类现在没有掌握、也没有克服掉的,你知道不知道?”她还追问“如果医生犯错了,应该由谁来惩罚医生?”但连恩青坚持认为自己的“疾病”是医生一定有能力治愈的,没能治愈只是因为医生联合起来“欺骗”他。


西方医学家常常这样阐释医学,“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这样的阐释压根也不可能“打动”连恩青,因为他深信医学是无所不能的。连恩青以他的极端“注解”着医学的功效,大多数患者不会像连恩青这般偏执,但对医疗对医学期望值过高,远远超过了医学科学所力所能及的范畴,这可能是中国患者的通病。 


二、 


“世界上几乎没有两个一模一样的疾病,同一疾病在不同患者身上有不同的表现,不同的疾病在同一人身上也可能又相同的表现。相同的疾病,相同的治疗,对于不同的病人会产生不同的结果。”曾有医生如此描述医学与疾病的复杂性,意图告诉患者,“一旦生病,就要求医生百分之百的诊断和快速治病,这是有违医学科学规律的。”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中国的老百姓相信这句“老话”,但他们不愿意相信医生所说的“医学科学规律”。再说得深入一些,他们是“不愿意”相信,而并非一定不相信。为什么“不愿意相信”,这又回到了“医患矛盾”的原点问题上了。


在温岭杀医案中,时至今日,舆论其实仍然呈现着严重分裂态势。在相关新闻评论中,既有人赞同严惩凶手,也有人就此抨击当下医疗乱象。同样是在《北京青年报》的社论里,评论不单单反思了行凶者的病态人格,同时也反思了医院方面的不妥之处:比如病历上的名字打成连恩清,还有将其年龄33岁写成80岁。此外,连恩青对某医生痛诉病症,抱有甚高期待,结果该医生却问,“你做什么工作?你游不游泳?你有没有老婆?”让他痛感这是推诿和敷衍。这些细节看似无关紧要,但连恩青多疑、狂躁,甚至有被迫害妄想症,寻常的细节容易被他放大。医院方面缺乏足够的沟通耐心和技巧,最终让连恩青恼羞成怒。这一点,在该案主审法官梁健那里也得到了证实,“医院在管理上存在不规范、不健全之处,在解释过程中有些不圆满之处,会导致患者对医院产生愤恨和不满情绪。”


病态的医患关系中,医生有医生的难处,患者有患者的痛处。但是,“这些年来,医生忙碌于认识和治疗疾病,却疏于认识他的病人。”评论者吴帅继续在《长江商报》上剖析医患之间缺乏沟通的严重性,“医生眼里只有疾病,却看不到活生生的人,就医中,留给病人的时间越来越短。当这种行为越来越普遍,成为“主流”选择,造成的恶果必然是,我们离“知道”病人的距离越来越远,这是危险的一件事情。”


当务之急要重塑医患之间的信任。信任的基石是什么?恰恰由患者从医生那里可以获得多少信息来决定。在众多媒体剖析连恩青的“杀医逻辑”时,《楚天都市报》一则关于“草图医生”的报道让人看到一丝温暖的亮色:武汉有一位外科医生,从医25年来,每次接诊病人时,不仅会耐心而细致地向患者讲解病情或手术过程,为了让沟通更直白,他还养成了一个习惯:一边讲一边画,25年画万余张草图为患者讲解病情。


我们应当记住这位医生的名字,他叫李雁。“草图医生”李雁有一个朴实的观点,“医生有义务让病人清楚地了解自己的病情和治疗方案,不能用专业术语来敷衍他们。”李雁说,“尽管医生都很忙,但多花点时间与患者沟通,值得。”


在反思连恩青“死不认罪”时,媒体也在反思如何让医生获得充分的职业保障。外科医生李雁的“草图”当然是为患者而画,但如果用最庸俗的眼光考量,在保障职业尊严和安全方面,李雁笔下的“草图”对医生的保护力度,是不是要强过防身术、以及医院驻点民警震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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