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改委官员“泄密”：官员乃城镇化最大短板

规划迟迟未能出台，有历史问题尚未梳理完成不能贸然行事的因素，但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李克强不急于出台城镇化规划或许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从上到下，多年在量化数字经济的驱动下，已经不会从发展的角度考虑和理解的发展方向和模式的问题了，大多数官员并没有站在中国战略的高度上来认真评估城镇化对中国发展的巨大影响，因而对城镇化的理解出现了大幅偏差。

眼下，在**上提出城镇化概念后，很多地方都有了大干快上的冲动，但是很多官员，其中不乏中共高层官员甚至主管城镇化的发改委官员，内心中的城镇化是把土地当作目标、把进城农民当作了负担的，因而考虑的是如何分享这次土地盛宴的同时将负担的拖累降低到最小。这与城镇化本来的设想相去十万八千里，要推动和实现自己的战略设想，李克强现在面临的挑战就是向自己的“同志们”系统化的“传道、授业、解惑”，以期他们能够在未来带领城镇化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城镇化是超越简单经济范畴的社会发展新模式

作为政策制定的参与者和政策的执行者，官员能否对城镇化的真正内涵有着充分的认识，事关城镇化的成败。但是现在很多官员，根本没有正确理解什么是城镇化，还停留在西方式城镇化的认知层面，从简单的经济量化角度去考虑城镇化的投入和产出。对于口中的人的城镇化，更缺乏足够的认知。

对于什么是人的城镇化，从现实讨论层面看，这里主要的构成还是农民，从不同的角度去看，人在城镇化中扮演的角色的地位会有截然不同的结论：主动去看能把人当作改革的核心推动力，但如果被动看则这部分人可能被视为改革的负担；全局看他们是进一步发展有待挖掘的金矿，狭隘的看他们则可能成为制约发展的绊脚石；统筹的看他们是发展为人民宗旨实现的载体，分离看他们则成了发展效率的制擎。所以这些问题没有搞清楚之前，或者说没有把中心思想普及之前，所谓人的城镇化就犹如无根之浮萍，随时可能因为人的问题的毁于一旦。

综合李克强的不同场合的表态看，农民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有待通过改革而释放其巨大价值的金矿：一方面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劳动力短缺的问题日益凸显，中国需要未雨绸缪来延长人口红利；另一方面，处于小农经济的农业生产需要进行现代化升级，提升生产效率，其前提就是让一部分农民离开农业岗位。短缺与过剩同时出现，就意味着有着产业人口转移的可能，城镇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三者之间出现了以人为核心的第一个交集。第二个交集来自于普遍盯着的土地，也是中共高层目前最担心导致城镇化思维被扭曲的点，因为城市化过程中，围绕土地带来的财富太具吸引力了。

从更深层面看，人的城镇化是把人的位置又二元到一元再到多元的过程。所谓二元就是现在的城乡二元化问题，这种社会结构形成的利益藩篱已经制约了人的自由流动，也影响了中国所倡导的社会公平理想的实现，因此，简单说就是城镇化的过程就是要把这个藩篱拆除，再无传统上的农民与市民之分，真生实现“公民”的含义，这是由二元到一元的过程，是一个社会公平层面的整合。一元到多元，实际上是一个社会自由分工的层面，完成真正公民一元化之后，超越传统意义、不附加公平等意义的农民、工人、者、公务员等社会分工性质层面的定义以及收入、居住地等层面的定义共同构成了一个多元化的社会。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发展仅仅是发展的一部分而非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