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说：“吃亏是福。”这是不负责任的说法。
白班的下午，MKT过来干活，说自己开得钱少，只有1600多。他说少什么，他也是1600多。MKT说不对吧，MKN是一级岗，1800多；DIK有张黄牌还1700多呢！
MKT说的对不对？难道自己的工资又做错了？他的心沉淀淀的。事后他极想去查，去核对；但他终于忍住了。
他想起了因为做工资的对错而得罪KKI、MZI的往事。往事可以不提，往事的教训怎么敢忘记呢？人最根本的心理之一，就是“怕吃亏”；当工资有可能做错时，人就感觉“吃亏”了；当人感觉“吃亏”了以后他的情绪就会失控：惴惴不安，愤怒，或者两者交织。在这种情绪状态下，他就会有得罪人的言行。况且，别人对这种事的判断未必全面、准确；更有可能是自己记错了：自己对工资多少的关心比一般人差。所以他决定：不能去查，去核对。
但他内心涌动的、想“去查，去核对”的需要一直要冒出来，他就极力地抑制：在家时不看那放工资条的抽屉；不想这件事，想别的事。抑制内心需要的心理状态是不平衡的，所以他告诉自己：“到了明天就好了。”这样的内心冲突与自我暗示要反复好几次。到了第二天，每当又涌动“去查，去核对”的想法时，他还告诉自己：“再过一天就好了。”到了第三天他就不怎么能想起这件事了；就是想起，那需要或想法也很微弱了。如果他在这种情绪状态下再去查，去核对，就不会有得罪人的言行了。
后来他看抽屉里的工资条时，发现是1700多——是自己记差了。
单位分最后一批福利房，大概四万多，他当时没有要。没有要的原因除了他没有结婚，对房子不是太需要外，主要是迷惑与观望。既有对国家和单位经济政策走向的迷惑，以及对一个新区域在一个旧城市能够拥有的地位的迷惑，又有个人在单位发展前途的迷惑；因为这些迷惑，他就没想到可能会吃亏或沾便宜的问题。因此，他当时就观望。这时候，观望与行动，也就是不要与要的人几乎是一半对一半，因此他既说不上是从众，也说不上是特立独行。事后人们说那些要了这批福利房的人是“傻人有傻福”。因为历来福利房是轮不到没地位没门路的“傻人”的。
单位“作中介”的第一批商品房，他要了，十二万多。两厢比较，他多花了七万多，明显地吃亏了。这时候，要这样房的人几乎是没有，所以他即使说不上特立独行，也说得上是“极少数”。但这时候他已经结了婚，他自己感到特别需要房子，即使再有福利房，象他这样没地位没门路的“傻人”也是沾不到什么便宜的，所以他就对沾便宜吃亏什么的不管不顾，就坚决地要这第一批商品房了。
可现在的商品房多少钱？是他的商品房的两倍，这么看他又沾便宜了。但再想想没要福利房的吃亏，好象总的看，他还是吃亏了。人生的得失到底该怎么算？“事后诸葛亮”谁也会，但没什么借鉴意义。似乎应当这么看：没要福利房，他是吃亏了；要了第一批商品房，他是沾便宜了——这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但他的心里还是不能平衡。
其实，在个人经济方面的吃亏与沾便宜的衡量尺度，就是个人的需要。只要能够满足个人及家庭的需要，就无所谓吃亏与沾便宜。
妻子爱一个人逛商店，刚结婚时他还是陪的。但每次陪对他来说都是受罪：喝不上水；如果临出门喝水，在街上又要到处找厕所，感觉麻烦，累。他就奇怪，她临睡觉老喊整天上班太累，怎么逛商店两三个小时都不嫌累？所以他后来就不陪了。但不陪的时间长了，他又有了疑虑：难道每到礼拜天她出去都是逛商店？会不会做什么对不起自己让自己吃亏的事呢？所以有一天他就突然提出也要去逛商店，想观察一下有什么可疑之处。谁知自始至终，除了累之外，他还是什么感觉也没有。他的心也平复了：他没有吃亏。
他结婚的第一、二天晚上，实际上并没有过上性生活，因为没有经验，不会。每次妻子都小心翼翼的，垫上卫生纸，怕有血。回门时，在岳父岳母家没有别人时，妻子微笑着说：“咱们俩现在是有夫妻之名无夫妻之实。”她这微笑是抱怨还是理解？第三天终于过上了真正的性生活，因为姿势、角度终于互相适合了。但他突然想到：没见红。他是处男，如果妻子不是处女，那他岂不是吃亏了？他问妻子为什么没见红？妻子坚决地说她也不知为什么。他闷闷不乐地躺转身去。妻子说：“我就知道你要嫌我这！”这话又象是抱怨他狭隘，又象是说她原本就知道她不会有血。他就套话。是不是跟什么人那样过？如果有，告诉他，没什么，只要不骗他就行。她坚决地说：“没有！”是不是以前进行什么剧烈运动破的？她也坚决地说：“不知道！”他只能自己细细地琢磨。
结婚以前，他就看过妻子的阴部，没见过处女膜；但这一点也不敢肯定，因为他从来就没见过这东西，见了也不一定能识别出来。他头一两次看的时候，就见一种白乎乎粘乎乎的东西，当时他以为是白带。但在看以前，他用手指捅过，手指上没血，他当时问妻子；妻子当时说，那东西硬呢，有种手指头粗的卫生巾塞进去都没事。后来又一次用手指捅过后，妻子抱怨说流血了；但这一次他记不清是在他“看”以前还是以后——也许这一点无所谓。
他又查书。书上说，有处女膜并不一定是处女，处女也不一定有处女膜。既然从其它方面看不出妻子有不是处女的迹象，那就“疑罪从无”吧。这么一想，他的心又平复了：他没有吃亏。
婚姻爱情方面的得失到底应该怎么衡量呢？
一个十几年不见的朋友给他打电话，问他：“当了多大的官了？”他说：“当什么官！工人一个。”朋友也许以为他是谦虚的话。朋友为什么会这么想当然地以为他当官了呢？
现在虽然不讲阶级了，但还讲阶层，比如工人与干部的区别，蓝领与白领的区别。他虽然是中专毕业，但与他同批或以前或稍后的中专毕业生几乎都成了干部，只有包括他的极少数几个还是工人。虽有时代发展的因素，虽有个人性格能力的因素，但社会不公平造成的个人得失还是无法视而不见的。
干部与工人的差别，不仅仅是社会地位的差别，还是经济收入的差距，还是与权力关系远近的区别，还是人际环境的异同，最重要的是个人尊严的异同。这种差别，不亚于阶级斗争年代阶级的差别，不亚于封建时代范进中不中举的差别。这样的“失”怎么能视而不见呢？
这样的“失”，如果没有相应的或者高出的“得”来弥补或反超，那将终生是“失”，无论怎样的达观也掩盖不了。
是不是战争、灾害、祸事之类能让人忘怀得失而变得高尚呢？并非如此。在战争、灾害、祸事之中有两种人，一种是受害者，一种是施救者。受害者的心灵往往要受到伤害，这是最大的“失”。受害者的心灵创伤愈合以后会不会变得高尚呢？有可能。但其比例未必就比高尚者在其他正常人群的比例高，大多数的受害者的心灵创伤愈合以后，其道德水平还是要趋于一般的“合理”的道德的。而施救者对他人的救助，表面上看是高尚，实际上无非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同情心而已，还是在合理的道德范畴之内的，而所谓的“高尚”是需要自我牺牲重大利益甚至生命的；也就是说，大部分的施救者并非高尚。
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什么就变不成普通人的情怀呢？因为这样的情怀太高尚了，高尚得不合人的心理的最起码的常识了。所以对于得失——我们主要是说“失”，高尚的情怀是无济于事的；除了坦然地承认，除了在其它方面进行补偿进而升华自己的品德，“失”是变不成“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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