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关注的不仅是当前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状况，更多地关注在我国进入市场经济新时期如何从根本上改善农民的经济地位和财富状况。本文在简单阐释收入和财富的性质及其增长因素的基础上，深入揭示了妨碍农民增收致富诸多因素，重点剖析了妨碍农民增收的制度性因素。初步提出了农民增收的十种方法，列举出政府在农民增收致富中肩负的六个方面责任。
农民是积贫积弱的庞大的社会群体。增收致富是中国最大多数农民的根本利益，也是党的农村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近几年农民收入增长十分缓慢，城乡收入差距再度扩大至历史颠峰，这种状况已严重影响能否保持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局面。如何使农民收入增长进入"快车道"，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本文试图在解释收入和财富增长的因素，分析妨碍农民致富原因的基础上，探寻市场经济体制下领导农民创造财富之路。
一、解释收入增长的因素
收入和财富是什么？收入和财富为什么会增长？这是必须回答的基本问题。
（一）收入与财富的性质
在衡量一个人或一个国家经济状况时，常用到两个重要概念，即收入和财富。收入是指一个人或一个家庭在一定时期（通常是一年）内的全部进帐和现金收入。所有收入的总和是国民收入。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认为，一切收入和财富为劳动所创造。但是，所有劳动创造价值的活动，都需要一定的工具和条件（如土地、厂房、设备等财产，即经济学中的资本）。在财产私有的情况下，拥有资本的人，必然要求分配劳动成果。因此，在市场经济中"收入"自然被分割为两大块：劳动收入和财产收入（资本收入）。一般劳动收入占到总收入的3?4，财产收入占1?4。劳动收入又包括工资或薪金、福利和其他收入；财产收入包括租金、净利息、利润和业主收入。劳动收入归劳动者，财产收入归资本所有者。
财富是人们在某一时点所拥有资产的货币净值。财富是一个存量（犹如湖中之水），而收入是单位时间中的流量（如河中流动之水）。家庭财富包括有形之资产，比如房地产、耐用品等，也包括金融资产。所有有价值的东西都是财产，而所有欠他人的东西成为负债。财富=总资产－总负债。由此可见，收入是流动的财富，财富是收入的累积，财富反过来又可产出收入。
劳动和资本是经济活动中的一对基本矛盾（即劳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经济发展过程是劳动与资本的"搏弈"过程。这一"搏弈"中，当劳动力短缺时，劳动者要求更高劳动收入（提高工资），则资本收入就会减少；当资本短缺时，资本家要求更高资本收入，则劳动收入就会减少（压低工资）。在交易环境相同时，劳动力总是向资本富集的高工资地区流动，资本总是向劳动力富集的低工资地区流动。当然，交易环境发生变化，比如国家限制劳动力跨国界、跨城乡、跨行业流动，或者不欢迎外来资本，或者国家、地区局势动荡等，劳动力和资本的流动也会发生重大变化。
个人的收入并不简单地等于劳动收入。个人可以是财产的所有者，因而可以同时占有劳动收入和财产收入。比如可从劳动中得到工资收入，还可从储蓄中得到利息，从持有股份中分红利，从房地产中收取租金等。家庭利用自有资本，经营自有土地的农民，既是劳动者又是资本的所有者，家庭经营的收入是劳动收入和财产收入之和。当然，租用土地要付地租，租用场地要付租金，借用资金要付利息，雇佣劳动力要付工资，请技术顾问要付顾问费等。
（二）决定收入和财富增长的要素。
人类创造财富的活动越来越复杂，影响因素越来越多。但人们还是可以从复杂的现象中概括出影响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收入和财富增长的基本要素。
1、劳动。劳动是收入和财富增长本原性因素。经济学创始人、亚当-斯密认为，"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可见，劳动者工作的数量和质量是收入和财富增长的首要因素。不象发达国家劳动力短缺的那种情况，在农村，劳动力资源丰富 ，供应充足，但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不足（要素短缺是要素相比较而言），劳动力大量闲置。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农民工大量跨省流动，在寻找与资本要素的结合，寻找能创造财富的机会。
2、资本。资本是被生产出来的要素，是经济过程产出的耐用投入品。人们发现，收入和财富增长依赖于资本积累。生产设备、工厂、建筑、道路、通讯等劳动创造财富时的人造的工具是非常重要的。这可作为资本主义工业化时期大力兴建工厂、改进企业装备的理论注解。资本可以在全球范围流动，以寻找高回报率。资本全球化推动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但农村交易成本大，尤其在西部农村，资金高度紧张，资本严重短缺，金融服务匮乏，就业岗位供给不足。
3、土地。经济学讲的土地是指人类劳动所依赖的自然物。包括土地、石油和矿藏等自然资源，以及清新的空气、清洁的饮用水等环境资产。一国或一地自然资源状况对收入和财富具有重要的影响。资本和劳动力会向资源富集地流动。中东国家依赖石油资源成为世界上的富裕国家。一些港口城市或国家依靠天然的海上交通优势富甲一方。也有依赖独特的自然风光、旅游胜地而增收致富 。
4、技术变革。技术变革是生产工艺的改进或新产品、新服务的引进。技术变革"使既有的资本流和劳动流被转换成更多的产出"。人类在经济上的成就，是知识、科技进步的结果。主要表现为劳动工具和劳动条件改进 ，劳动熟练化、技能化。技术变革可以内生，也可以嵌入。技术变革是财富增长之路上永无止境的涓涓细流。
5、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是对人进行投资形成的资本。形成人力资本的主要方式是教育和培训。人力资本的表现形式是劳动者具备的各种生产知识、劳动技能、对事物的理解力、判断力和创造力。良好的人力资本可以大幅度提升物质资本生产率。大多数物质资本和自然资源可以从购买，但大多数劳动力都在本国生成（主要是货物、资本，劳动力的国际流动受到严格限制）。农村经济发展必须对当地进行投资。
6、企业家精神。企业家不是思想家和发明家，而是冒险者、组织者和实干家。变革需要企业家认清机遇并利用机遇，需要企业家去认识新技术所带来的收入和财富增长潜力，并破除潜力变为现实的障碍。一个国家如果不具备一批乐于承担风险、勇于创办新厂、采纳新技术、引进新的经营方式的企业家或管理人员，就不可能走上繁荣富裕之路。一个企业不具有企业家精神难以发展壮大，一个农户不具有企业家精神同样难以走上富裕之路。
7、经济制度。经济制度在本质上是经济活动的规则。经济制度是收入和财富增长的重要变量。一切经济活动必然在特定的制度系统中运行。不同经济制度，决定人们的不同行为方式 ，这是世界不同国家、地区和人群的收入和财富增长具有不同表现的重要原因。农民增收致富同样依赖于一定的制度环境。深化改革开放，就是为创造财富的活动不断创造适宜制度环境。
劳动、资本、土地是收入和财富增长的三大"硬件"。对经济发展来说，硬件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但人们越来越清醒地看到，技能、技术和组织知识、制度规则等"软件"更重要。""决定"硬件"的效率。只有不断推进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 ，才能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才能加快创造财富的步伐。
二、农民贫困的原因
是什么妨碍了农民富裕？弄清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它是农民开辟增收新途径，创造新财富的前提。也是政府采取增加农民收入措施的前提。
（一）土地资源不足
我国土地总面积并不小。但人口基数庞大，每个农民占有土地严重不足，而且土地质量不高，土地产权残缺（农村只完成了一半，给予农民的土地权利非常有限，这一点后面还将论及）。尤其是西部地区，高山峻岭，戈壁沙漠，交通困难，降水稀少，生态脆弱。农民依靠土地获得地租收入资源上稀缺，制度上不通。整个亚洲国家是细小的农户（但产权状况并不一样），与欧美国家大农场经济有着本质区别。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 ，富裕农民就要减少农民，以使每个农民能够占有较多土地 ，获得更多地租收入。也就是根据这一实际，在加入WTO后，中国农业不具有粮食、棉花等需要土地较多的生产项目的比较优势。必须绕开土地资源不足的约束，劳动力密集、技术密集、资本密集的农业。
（二）人力资本短缺
农村劳动力资源丰富，全国农村劳动力3.6亿，其中1.6亿为剩余劳动力。但农村教育资源严重不足，劳动者受教育程度明显偏低，低素质劳动力过剩，高素质人才短缺，人力资本严重匮乏。贫困地区文盲、半文盲率高达35%。全国外出打工农民约8000万人，其中80%为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而且农村职业培训供给不足，科技、信息服务市场发展滞后，严重影响人力资本提升。人力资本短缺，使得农民来自对自身投资的收入微薄。具有一定人力资本投资的人，也通过考试等途径离开农村，人力资本外流，是发展的重要损失。这不仅影响现在的农民增收，而且影响未来农民收入。由人力资本短缺因素所导致的城乡收入差距在可预见的一个历史时期内只会扩大，不会缩小。远而及之，中国农民与欧美农民在知识上的差距，是中国农业与欧美农业差距的重要构成部分。在土地资源硬约束的情况下，农业发展，农民增收，都要求增加对农民的人力资本投资。
（三）社会资本贫乏
"农民真苦，农村真穷"。这是对农村社会资本贫乏的真实写照。首先，归农民所有的财产很少，也由于农民收入水平低，可作为生产投入的资金很少。农民所有的房产，由于缺乏市场流动，不可能变为资本。土地是农民最大的财产，但土地不归农民个人所有，也难以成为高效率的资本；其次是农村社会基础资本严重不足。农村基础设施在经济上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必须由政府投资建设和维护。但我国没有开展大规模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乡村的水、电、路、讯等基础设施极为薄弱。电是现代文明的首要标志，但电网老旧，电压不稳，电价高昂。有一半的农户没有用上自来水。与农村低资本构成的环境交叉互动，农民经济效率低下。
（四）交易成本较高
单个的农村经济体规模小，尤其是农户家庭经营规模小。在农村经济活动中，几乎每一笔交易都是小额交易。在每一笔交易中分摊的谈判、签约、履约等费用显得很大。再加上交通、通讯不够灵便，更引起交易成本上升。在大多数交易中农民处于弱势地位，农民利益容易受到损害和侵蚀，往往上当受骗的是农民。有人常常批评农民"小富即安，怕担风险"，岂不知"风险"历来都是由农民承担的。比如，在农资产品交易、农产品交易、金融产品交易以及水、电等基本产品交易中的情形。过去所说农民容受"中间盘剥"，就是这个道理。了解农民的人一定会知道，一般农民做出"规避风险"的行为都是非常理性的行为。引导农民走合作的道路，就是增强农民在交易谈判中的地位，以节约交易费用，降低交易风险，使农民从中受益，他们是愿意的。但他们反对用既得权利进行所谓的"合作"。如何减少农村的交易成本，降低交易风险 ，是有关农民增收的经济学研究应当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
（五）制度设计偏向
国家现行的"三农"政策，大部分延续计划经济体制和推行工业化战略时期的政策精神。在制度安排上总的特征是，经济利益结构明显向工业和城市倾斜。
首先，就业制度偏斜。2000年我国第一产业产值占GDP的15.8%，而在第一产业的劳动力约为50%，可谓"僧多粥少"。造成这种局面的直接原因是，在推进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农民进城就业、向城市迁徙的通道被阻塞，在制度上使农民与土地拴在一起，强制农民滞留农村。长期以来，我国的城市是"规划"出来的，现在还在"规划"小城镇（其实，城市是经济增长中劳动力、资本等要素"聚集效应"的必然结果）。农民进城的通道是考学、参军。除此，农民想移居城市甚至比市民移居国外还难。出生在农民家庭，就得靠承包地养活，天经地义地做农民。这种制度在事实上使农民失去了居住自由和择业自由。农村劳动力无法与城市工商资本结合。这种制度设计对城市居民有利，工业化创造的就业岗位被城里人"垄断"了。农村就业压力再大，农民也难以进城谋生求发展。在快速推进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过程中，大量创造财富的机会没有给予农民。农民失去发财机会，能够创造无穷财富的大量劳动力资源静悄悄地流失，国家则失去财富激增的大好时期。
其次，产业制度偏斜。农民不仅无法进入就业，而且农业和农村现代化过程中创造的就业岗位也不属于农民。在"国计民生"、"特殊物资"、"战略物资"等名义下，权力部门瓜分商业利益，形成部门割据、"地盘经济"。对粮食等大宗农产品和化肥等农资实行垄断性经营（特许经营），大量潜在就业岗位不属于农民。农产品加工、流通可以创造就业岗位，但农民不具有从事粮食、棉花、蚕茧、烤烟等农产品收购、加工的权利。铁路票价可进行"听证"，但粮食、棉花、蚕茧、烤烟等农产品以什么价格销售 ，销售给谁，却由不了农民。这等于剥夺了农民的产品处置权，使土地产权一残二缺。化肥、农药、兽药、等农资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农资的生产经营是农村工商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本应是农民从业的重要渠道。但农资的生产经营"渠道"和注册资本金有严格规定，农民进不了渠道，进了渠道也难通过"资格审查"。现在生产经营农资的农民，大多没有合法手续。"主渠道"便"雇佣"执法人员，围追堵截"非主渠道"。"多顶大盖帽围着一个破草帽"。加入WTO，各行业向国际看齐，提高"准入"门槛，可能对农民更不利，尤其是对西部不利。这样一套制度，限制了农民，抑制了农业，阻碍了农村工商业，负面影响极大。
第三，土地制度偏斜。我国把土地所有权分为国家所有和农民集体所有。由于土地资源高度紧张，农民拥有的土地似乎是个"宝贝"。但"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删去了集体所有土地产权权利束的关键部分--土地的交易权，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只能用于农业，农民的"宝贝"几乎失去市场价值。法律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承包经营，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生产"。"禁止占用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和挖塘养鱼"。农民建住宅、办企业等"非农业建设用地"必须由县政府确认"建设用地使用权"。想从农民手里弄出地来搞"非农业建设"不可能。"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先由政府"征用"为"国家所有"，然后再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给建设单位。政府给农民的征地补偿要远小于建设单位给缴纳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当然，地下埋有、矿产等"宝贝"的话，也归国家。农民参与土地交易的能力被限制，只能守着"宝贝"受穷。农民利益在土地市场行政性扭曲中大量流失。事实上，控制土地已经成为控制农民、控制农村政治经济的主要手段。
第四，金融制度偏斜。我国金融总政策是"农村支援城市、农业支援工业"。金融机构把农村资金动员起来，配置给城市、给工商业。比较好地完成了"从农村吸收资金为国家工业化服务的职能"。由于国家政策，也由于缺乏农民信用体系，农民很难从银行和信用社取得贷款。农民存入银行的资金大部分流入城市或工商业。有资料表明，1994年以来每年农村流出金融资源568亿元。国家对农村信贷总规模和资金投入逐年减少。这几年城市金融创新成果甚丰，但与农民无缘。过去有基金会和信用社竞争，农民借贷方便些。现在基金会因潜在的"金融风险"被强制出局，农村资金短缺，供求差距大的矛盾更加尖锐，民间借贷迅速发展，高利贷火暴起来，农民资金成本升高。没有资金支持的就象汽车轮胎瘪气一样，跑不起来。
第五，财富分配制度偏斜。（1）农民与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无缘。城里人已经享受了医疗、养老、失业保险以及生活最低保障等"劳动与社会保障"好处。但农民尚不知劳动与社会保障为何物。不仅农民的医疗费用全部由家庭承担，养老依靠子女、亲戚、朋友，而且农村"五保户"、烈军属等社会救济、救助费和抚恤费也要农民开支。农民压根儿不知到在这方面政府还可以帮他们一把。（2）农民额外负担义务教育费用。本来受教育的一方享有权利，政府是义务方。但在农村却反过来了，农民负载了义务。乡村实施义务教育的学校新建、改建、扩建所需资金，由"乡、村负责筹措"，实为从农民口袋中列支"教育费附加"。而在城镇"由当地人民政府负责列入基本建设投资计划"。2001年农民支出乡村办学130亿元。（3）农民既缴纳农业税，又缴纳农业特产税。原来农民只按耕地面积缴纳农业税，改革后农民调整结构，发展多种经营，创造了财富，增加了收入。但农民增收能力被高估，开征了农业特产税。农民给国家的贡献又多了一块。中国农民交惯了"皇粮"国税，不知道上向农业征税的国家并不多。（4）农民额外负担基层政权运转费用。乡镇机构叠床架屋，人员膨胀，开支不断攀升。于是，乡镇政府不再做百姓的"守夜人"（保卫财产权利的职责），而是把手伸进了农民口袋。各种乱摊派、乱收费、乱罚款屡禁不绝（每年200亿元）。"头税轻、二税重、三税是个无底洞" 。农民已经到手的钱总是越来越少。其实，这与分税制也有很大关系。分税制在形式上是各级政府分配税收，但乡镇是政府"尾巴"，分到最后没的可分，只有拿农民开刀。所以，"分税制揭示的仍是扭曲的城乡关系和工农关系"。（5）农民从积极财政政策中得到实惠少。近几年，国家在调整居民收入政策、实行积极财政政策时，对城镇居民采取增收措施较多而对增加农民收入措施较少。1999年2000年国家给公务员和国家事业单位人员加薪(全国由财政供养者达4800万人！)、提高城镇居民社会保障，城镇居民收入增加9.3%，而农民收入则仅增3.8%。国债项目也是城镇多，农村少。城乡收入比按可支配收入计算已经超过3∶1。通过以上，是否可以形象地说，农村人处在创造财富的慢车道，城市人处在创造财富的快车道。农村人和城市人在收入和财富的道路上是"双轨制"。农民应得权利得不到，既得权利却又被削弱。今天农民所以穷困，是往日各种因素循环累积的结果，尤其是城乡割据制度累积的结果。
〔摘要〕2004年12月26日，印度洋发生特大海啸灾难。此次灾难后果严重，教训深刻。本文对这次灾难进行了全方位的反思，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建立全球自然灾害预警与救助机制的设想。
〔关键词〕 地震；海啸；灾难预警；救援机制
2004年12月26日，印度洋发生地震引发海啸，影响到沿岸七个国家。截止到2005年1月12日，已有16万人死亡，几十万人失踪，上百万人流离失所，财产损失无数。这次灾难的后果是严重的，教训是惨痛的。人类应当痛定思痛，认真总结这次灾难的教训，加强预警与救援机制研究与建设，以避免类似的悲剧重演。
一、 此次灾难的教训以及引发的思考
总结此海啸灾难，其教训及有关思考有以下几点：
1．人类对于自然规律的认识还有许多未知的领域，人类在自然灾害的袭击面前还相当脆弱。
2．如有灾难预警系统，这次灾难造成的损失本可以大大减轻。人类不是没有条件也不是没有能力建立灾难预警系统，而是人们对于这个问题认识不足。这个问题必须要马上解决。
3．人类对于现有的科技成果及通讯手段没有很好地运用。灾难的国际协调机制欠缺。
4．现在的国际救援机制建立在人道主义基础之上，是一种自发行为。人在遭难后需要马上救援，基于自发的这种机制不可能满足这个要求，国际救援机制制度化建设应当提上议事日程。
5、 必须考虑建立国际灾难救援部队，设立国际灾难救援基金，建立国际灾难保险基金。
二、 具体的政策建议及实施要则
1．当务之急是建立全球与海啸预警系统
目前世界上有四大洋，除太平洋已经建立海啸预警系统外，其他各洋都没有建立这样的系统。印度洋之所以没有建立这样的系统，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从客观上讲，印度洋不是一个地震频繁的国家，由地震引起的海啸更是少见。据有关资料记载，印度洋已经有一百年没有这样的海啸。地震发生后，国际社会普遍埋怨印度洋沿岸各国没有预警系统，这种指责表面上有道理，实际上有失公允。就东南亚各国尤其是南亚各国的政府来讲，有比建立海啸预警系统更迫切的事情要做。另外，你不能要求一个从未受到海啸袭击的国家建立这样的预警系统。这次海啸灾难的发生，给沿洋的各国敲响了警钟。从目前的情况看，全球海啸预警系统的建立分三个层次：一是全球层次，即建立一个全球性海啸预警系统，这种系统建立难度比较大，成本较高，必要性较低；二是建立地区性海洋预警系统，从这次海啸灾难的教训看，这种系统的建立最为迫切，也最为必要。具体来说，就是分别建立太平洋预警系统，
印度洋预警系统，大西洋预警系统，北冰洋预警系统；三是建立沿海国家海啸预警系统。如果形成一个全球与区域结合、区域与国家结合的全方位的立体预警系统，由地震引发海啸而造成的人员与财产损失就会大大减少。
2．建立全球、区域与国家三个层次的灾难预警系统
由此次海啸灾难的教训看，人类对于自然规律的认识还不完善，甚至存在许多盲点。除了海啸以外，能够在短时间内造成巨大危害的自然灾害还有地震、台风、洪水。至于像干旱、蝗虫这样的灾害，虽说危害巨大，但并不急迫。这次印度洋海啸发生后，亚洲各国马上召开关于建立海啸预警问题的国际峰会，很有必要。亡羊补牢，犹未为晚，但仅仅局限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远远不够。各国领导人还应当把眼光放大些，放远些，对于自然灾害做通盘考虑，考虑建立范围更广的自然灾害预警系统。当然建立这样预警系统难度更大一些，但不能因为难度大就不做。可以分层次、分重点地逐渐推进。所谓分层次，就是本国政府重视，首先建立本国的自然灾害预警系统，在此基础上，加强这方面的国际合作，建立区域性的国际灾害预警系统，最后待条件成熟，建立全球灾害预警系统。所谓分重点，就是按照灾害的紧急程度建立。比如先建立地震与海啸预警系统，再建立台风与洪水预警系统，后建立干旱与蝗虫预警系统等等。由于现在监测手段先进，可以实行零时间通讯，建立全球性的灾害预警系统在技术上应没有多大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提高认识，如何使各国政府重视这个问题。
3.建立国际救援部队并设立国际救援基金
自然灾难发生以后，灾民急需救助。这种救助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使受困的人尽快脱离险境，使受伤的人尽快得到医治，就是传统意义上的救死扶伤；二是帮助灾民尽快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第一种救助有强烈的时间要求，需要马上进行。当一个地区遭受自然灾害后，其人员伤亡巨大，道路毁坏严重、通讯陷于中断，卫生设施、药品严重不足，需要外地甚至外国支援。从现在的经验看，派军队救助的效果最好。当一个国家幅员辽阔、经济实力雄厚、军队训练有素，可能组织这样的自救 ，但如果受灾的国家是些小国家，就缺乏这样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急需国际救援部队的救援。而目前国际上没有这样的救援部队。灾难发生后，是否派军队参加救援活动，由各国政府决定。这种自发的而不是由制度保证的救援机制有可能丧失最佳救援时机。现在联合国有维和部队，当某国出现社会动乱，联合国根据情况决定是否派维和部队。可以考虑把这种机制引入到自然灾害救助系统。即建议联合国建立一支常规的国际救援部队。这种救援部队可以单独设立，也可以不单独设立。如不单独设立，可以考虑指定由某些国家的军队担任，但费用由联合国负担。当然，指定时不仅要考虑军队的机动能力与素养，还应遵循就近原则。如果能够建立起这样的救援部队，就会在第一时间对灾民实施救助，最大限度地减少伤亡。当然，要对担任这种任务的部队进行针对性的专业化的救助训练，以提高救援效率与救援水平。
与此相联系的是建立国际救援基金。现在国际社会通行的办法是通过捐款捐物救助难民。这已经成为国际惯例。捐助又有两种形式，一是政府捐助，二是民间募捐。比如这次印度洋海啸灾难发生后，中国政府在第一时间表示捐款2000万元人民币，后又追加为5亿，再后来表示再增加2000万美元。应当承认，这种建立在人道主义基础上的救援是最令人感动的人类行为之一，应当提倡。但在全球化时代，人类完全可以通过制度化的建设，通过建立国际救援基金使救援更加及时，更加完善。现在国际上有个国际救援组织，其最大问题是资金不足。对于小的救助活动还可以完成，但对于象印度洋海啸这样的灾难，就无能为力。
建议联合国尽快设立国际救援基金。人类基于对社会经济安全问题的关注建立了联合国及所属机构。联合国及所属机构完全可以通过改造与改良的办法担当起更多的责任 。
4．建立全球自然灾害保险系统
全球自然灾害保险系统与国际救援基金是既有联系而又不同的两个系统。初步设想是，国际救援基金由联合国组织，其会员国都要参加，实行刚性的制度约束，即联合国的所有会员都必须参加。当然，基金的设立要考虑多种因素，要考虑各国的具体情况。而联合国的全球自然灾害保险系统则是一种自愿性机构，由联合国牵头组织，参加与否，由会员国自己决定。而保险品种的选择也由参加国自愿决定。当自然灾害发生后，根据所入险别及受灾程度加以赔付。基本险别应包括地震险、海啸险、台风险、洪水险、干旱险及蝗虫险。另外还可以设立许多附加险。2006年1月，联合国要在日本召开全球性的减灾会议，建议把建立全球自然灾害保险系统纳入其议事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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