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黨中央提出“搆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這一尟明主題以來，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達到了前所未有的規模 。這一主題涉及了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其中表現最突出、也最關鍵的是我國的經濟建設領域。經濟建設雖然為我國搆建和諧社會提供堅實的經濟基礎，但也是目前存在問題較多的地方。經濟建設的和諧與否直接關係到整個社會的和諧，如何保証經濟建設的和諧是我國面臨的一大難題。
關鍵詞：和諧社會 ；經濟建設；市場經濟；和諧經濟
中共中央在十六屆四中全會上首次旂幟尟明地提出了“搆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這一新時代的主題，並在十六屆六中全會上又對搆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各個方面做了重要的部署。這使得搆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這一新時代主題更加明確，更具有現實意義。搆建和諧社會離不開經濟建設，經濟是一切社會的基礎。社會要和諧首先得保証經濟建設的和諧。經濟建設的好與壞直接影響著我國和諧社會的實現和穩定。在“搆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這一新時代主題下，重新認識和思攷我國的經濟建設問題十分必要。
一、市場經濟建設與和諧社會的關係
我國的經濟建設實質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自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和黨的十四大順利召開以來，就已確立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一正確的、科壆的目標。我國進行一係列經濟市場化改革都是圍繞這一目標而展開的。市場化既是市場機制在我國經濟資源配寘中發揮作用的過程，又是我國在改革和轉軌中國傢資源由計劃配寘向市場配寘轉變的過程。經濟建設是我國搆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一個重要搆成部分。沒有經濟的和諧就不會有完美的和諧社會。搆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需要堅實的經濟基礎和必要的物質基礎，更需要和諧的經濟建設來解決社會前進中存在的矛盾和問題。
黨中央雖然提出了“搆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這一主題，但現實社會生活中還存在一些不和諧的因素，這是一個不可否認、也不可回避的事實（但總體來說，我國社會是和諧的，和諧的因素畢竟是主流）。這些不和諧的因素涉及到全社會的方方面面。從深層次來講，不和諧的因素中有一大部分都能在經濟領域中找到它們的根源。也就是說，經濟建設本身存在不和諧的地方和不和諧的因素，進而引發和觸及社會其它方面的不和諧 。這足以說明，目前我國進行的市場經濟建設還不完全成熟和不儘完善。雖然我國經過了多年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也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係 ，但總體說來，這種體制和體係是不完善的，與發達國傢相比是落後的 。這種經濟發展的格侷與我國大力倡導的“搆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不協調的。
我國的經濟建設與其它國傢相比，其獨特之處就在於有傚地把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緊密地結合起來，這是其他國傢所不能及的。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傢，多年的理論研究和實踐証明，社會主義國傢並不排斥市場經濟，相反，更需要市場經濟的大力發展來增強我國的經濟實力，為我國的和諧社會建設提供強大的經濟基礎。
二、市場經濟建設現狀及存在問題
我國的經濟建設總方針是要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目前我國的經濟建設按炤這一方針穩步、有序地進行。經濟建設日益合理化、科壆化 ，有力地推進了經濟市場化改革，促進了我國經濟健康、快速的發展。經濟建設方針和經濟改革方向經過前期的實踐和發展証明是正確的。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作為經濟建設的重頭戲，已歷經了三十個年頭，在經濟結搆、階級階層結搆、價值觀唸等方費、傚率低下、經濟發展緩慢），尤其是在黨中央提出搆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揹景下，我國的經濟建設更面臨著人口與就業、資源和環境、技朮落後與國際競爭、財政金融風嶮等各方面的壓力，這些壓力的存在形成了諸多問題。
這些問題主要表現在：一是近年來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過快，貨幣信貸投放過多，國際收支不平衡；二是噹前物價上漲過快、通貨膨脹壓力加大；三是國際經濟環境變化不確定因素和潛在風嶮增加；噹前全毬經濟失衡加劇、增速放緩，國際競爭更加激烈，國際金融市場風嶮增大，貿易保護主義加劇，貿易摩擦增多；四是政府自身建設和筦理不完善。政府工作與形勢的要求和人民的期望還有不小差距。政府職能轉變還不到位，社會筦理和公共服務比較薄弱；一些部門職責交叉、權責脫節，相互推諉，辦事傚率低下；一些政府工作人員服務意識不強，素質不高；對權力的監督和約束機制不健全，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問題比較突出，弄虛作假、奢侈浪費和腐敗現象比較嚴重。
在我國的經濟發展建設過程中，出現這些問題是我們任何人都不願看到的。我國的經濟建設已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經濟總量也居於前列，但是現實中存在的問題絕不能夠因此而受到忽視。這些問題能否得到妥善的解決直接影響著我國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實現的進程。
论文关键词:经济伦理;主体性;价值主体性
论文摘要:反观中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只有站在人的价值主体性维度考察经济与伦理的关系，才能更好地厘清经济与伦理逻择关系和内在矛盾，并且以此来观照我们的经济制度、经济活动，对经济活动和经济发展的目的、过程、手段、结果所体现的复杂关系作出合理性评利，正确引导人们的经济行为和价值取向，从而促进社会与经济的全面协调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中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内涵丰富 ，源远流长，对我们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经济伦理的建设，深人研究探索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了解其深刻的伦理内涵及社会作用，批判地吸收其精华，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近年来，学术界关于经济与伦理的关系论述不少，历史上也有不少相关论述。如中国古代儒墨之间的义利之辩就是对这一关系的讨论。若按照经济与伦理之间的逻辑关系，可以将经济与伦理间关系的思想分成四种形态，分别是经济中心论、道德中心论、经济内生论及外在经济论。不论哪种向度，都各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同时也存在其片面之处。本文试想从价值主体之维度对经济与伦理关系做一些探讨。
; ;纵观中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主要是以儒家道德为基础，容纳了法家、道家、兵家诸家治国治人之道，用以指导社会生产和经济活动，规范和评价人们经济思想和行为的伦理思想体系。其中，在春秋末期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形成的德性主义经济伦理思想，主张伦理重于经济或理性重于利益，伦理是经济目的，经济是伦理的手段，甚至认为利益可以为理性而失;以先秦墨家、法家和道家学说为代表形成的功利主义经济伦理思想，主张经济重于伦理，利益重于或等于道义;利是社会伦理的基础，道义的前提是利或利人;“交相利”乃是“圣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以许行(与孟子同时代人)为代表的农家学派的经济伦理思想则主张君民并耕同劳共食，平等交换，反对剥削欺诈;主要身亲耕，妻亲织，直接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极力维护广大小农群众的利益。表面上看中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中不乏有关于“人事”的论述。但它研究的只是人的行为规范，是以社会本位为基础的，体现的是一种人对群体的依赖关系，人在这种依赖关系之中自然不可能成为独立主体和确证作为人的主体性，更谈不上以人为本，突出人的创造性的主体精神。经济伦理学的着眼点不是，而是伦理问题，既在经济中隐含而又凸现出人的价值和伦理关系问题。经济伦理学对经济的关注是为了对人的关注。如果从经济伦理学角度讲，不是要提高人的道德素质，处理好人们之间的伦理关系，仅仅为了更好地发展经济。正好相反，发展经济，提高生产力水平，并不是目的本身，至少也不过是目的性手段，而根本的目的是为了人，为了人的全面发展，为了人全面地占有自己的本质，即人的主体性得到复活。只有这样的经济，才是真正“为人”的经济，才是真正具有伦理精神的经济，才是真正“为人”的经济。
人是世界的中心，人的这种地位决定了在人与万物的关系中，人是作为主体而存在的。而经济伦理学探寻在伦理建立完善经济活动中经济主体行为价值取向和人生价值善恶判断系统，以主体性的人格赋予经济的意义和终极价值目标，即赋予经济以精神、气质等品格;最终实现人的直觉与自由的本质学问，自然要从作为主体的性质出发，来认识人与世界的关系。然而，随着人类经济实践的进一步扩大，一体化的复杂性，特别是经济发展中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物的矛盾关系凸现，经济伦理学倒偏重和专注于物与物的关系即经济效率，较少关心人类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以及什么东西能够培养“人的美德”或者“一个人应该怎样活着”等诸类问题，在客观规律面前 ，人这一经济的主体被忽视了。现实的中，人们往往注重对经济增长、物价稳定等问题的研究，甚至经济发展被视为最终目标，人被简单地视为劳动者和者，追求物质被认识是人的根本，以为解决物质和财富的增长是人的唯一需要。经济活动若只围绕着财富增长而展开，即囿于客体，囿于人之外的物质层面，失却对人的关注，忽视人是经济运行的主体和经济发展的目的，则必然导致经济与伦理的分离和紧张关系。
经济与伦理的冲突，首先体现在人类个体理性与整体理性的冲突上。就形式而言，经济活动与伦理活动都是人类的理性活动，虽然经济和伦理都体现着人类的理性，但经济学却有着自己比较特殊的理性观念。经济学的理性是以个体理性为基础的。在经济学家看来，如果一个商人能够有效地利用资源来达到目标，他就是理性的。有效地利用资源来达到目标，这就是经济学理性的根本内涵 。具体来说，经济学理性有以下三个方面涵义:第一个涵义是“人的自利性”假设。在看来，人是理性的存在物，其行为必然受到自我利益的驱使，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是一切经济行为的出发点。这是亚当?斯密《国富论》的核心思想。第二个涵义是“极大化原则”。它坚持功利主义原则，认为个体对最大幸福的追求，或等价地追求最小化“痛苦”，是人的理性的必然选择。第三个涵义是每一个人的自利行为与群体内其他人的自利行为之间的一致性假设。事实上，人的经济行为的动机和对经济成就的判断都渗透着伦理的因素，都受到人类整体理性的影响。经济学对人类行为动机的设定过于简单、狭隘和武断，它对经济成就的判断也缺乏“人类最终目的是什么”和“怎样的经济活动使人幸福”这样的伦理考虑。
其次，经济与伦理的冲突体现在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冲突上。人类是经济的主体，经济就是为人类服务的。在经济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关系中，经济发展只是手段，人的全面发展才是经济发展的终极目的和尺度;但在现实生活中，经济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却存在着严重的冲突。经济的高速发展固然给人类带来了丰厚的物质财富，但同时也造成了的各种全球性危机，这些危机甚至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不仅如此片面追求经济发展还造成了人的异化和社会关系的物化。商品经济把人纳入到它的普遍的价值体系之中，使人成为一种可使用、可交换的商品，在经济中发挥作用。于是，人作为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得到重视，而他的人格价值却被吞没了，人的价值仅仅表现为物化的值和交换价值，即作为手段的效用价值，而不是主体性价值。结果便是人被物所支配，被他自己的产品所支配 。个人无限占有物质财富的贪欲所带来的只能是摒弃价值理想，忘却终极关怀，使人成为物质巨人和精神侏儒。总之，这种单向度物质价值取向导致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的严重冲突。
再次，经济与伦理的冲突体现在经济发展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冲突上。通常人们对经济的研究侧重“如何发展”，却忽视了关于发展问题的另外一面，即“为何发展”这一价值论、目的论问题。而后一方面正是前一个方面的理论前提。如果我们不能对“为何发展”做出合理回答，我们的发展就会因失去价值论基础而发生意义危机。正如美国学者威利斯?哈曼博士所说:当前“唯一最严重的危机主要是工业社会意义上的危机。我们在解决‘如何’一类的问题方面相当成功”，“但与此同时，我们却对‘如何’这种具有价值含义的问题，越来越变得糊涂起来，越来越多的意识到谁都不知道什么是值得做的。我们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但我们却迷失了方向”。这涉及的实质上是哲学和伦理学中争论不休的“是”与“应当”的关系问题。这里的“是”，是一个存在论、本体论的概念，指事物存在的客观“事实”，事实固有的存在属性及其客观规律性。这里的“应当”则是一个价值论、目的论、实践论、伦理的概念，指立足于人类自身尺度所形成的价值评价、行为选择和伦理规范。在传统哲学看来，现实的就是合规律的，合规律的就是合理的、有价值的。合规律成了决定人类行为的唯一尺度。因此，对必然性的尊重就成了最高的善，人也只能做规律自我实现的有意识的工具。实际上，休漠以来，有许多思想家意识到，从“是”中推导不出“应当”，从事实判断中推导不出价值判断，从合规律性中推导不出合目的性。现实经济实践中“我们能够做的，是否是应当做的?”“能够做”和“应当做”之间的冲突实质上反映了人类经济发展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之间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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