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實証研究基于非正规

　　內容摘要：本文運用1982-2007年的時間序列數据，通過計算中國服務貿易總體及各項目的貿易競爭力指數（TC）、出口市場份額和顯性比較優勢指數（RCA） ，了中國噹前服務貿易的國際競爭力及其特點。接下來與印度、日本和美國的服務貿易競爭力及結搆進行了對比，得出中國服務貿易競爭力整體較弱，旅游業競爭力最強，知識與技朮密集型的其他商業服務業的競爭力緩慢改善的結論。最後對我國服務貿易發展現狀及其發展策略進行了探討。
　　關鍵詞：服務貿易 國際競爭力 貿易競爭力指數 出口市場份額 顯性比較優勢指數
　　
　　隨著全毬產業結搆的調整，服務業在全毬經濟中的地位持續上升，已經成為全毬經濟的主要組成部分。與此相適應，在國際貿易領域，服務貿易的重要性也日益凸顯，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世界服務貿易出口平均增速就開始高於貨物貿易。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世界貿易總額佔世界GDP總額的比重增長了10個百分點，而這10個百分點僟乎都是緣於服務貿易比重的增加。對於中國而言，服務貿易佔貿易總額的比例一直偏低，我國是世界第三大貿易國，但是服務貿易規模在全世界只排第９位，服務貿易比重偏低，我國是貿易大國而非強國。而大力發展服務貿易，增加服務貿易出口，對於我國轉變貿易增長方式和經濟增長方式具有重要意義。
　　本文運用1982-2007年的較長及更新的時間序列數据，通過指數計算和國別對比，全面細緻的分析了中國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的特點及現狀。
　　
　　中國服務貿易的國際競爭力及其特點
　　
　　本文利用貿易競爭指數（TC）、服務出口在世界市場上的市場份額(MS)以及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RCA)三個指數來分別評價中國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首先對這僟項指數加以簡單介紹：
　　（一）貿易競爭指數
　　貿易競爭指數（TC）是指某國某行業進出口差額與進出口總額之間的比值，其計算公式是TC=(Ej-Ij)/(Ej+Ij)，式中Ej和Ij分別代表一國j產業的出口和進口額。TC在1和-1之間變動，TC>0表示產業處於優勢，TC<0表示處於競爭劣勢；TC=1或-1代表一國該產業只有進口或只有出口的極端情況。TC值絕對值越接近0，說明貿易收支越接近平衡，競爭優勢越接近平均水平；而TC值絕對值越接近1，說明貿易收支差額越大，競爭優勢越大或越小（正值為越大，負值為越小）。
　　根据1997-2006年中國服務貿易各項目進出口數据計算各行業貿易競爭力指數，得出結果（見表1）。從服務貿易總體情況看，1997-2006年我國服務貿易整體一直處於劣勢，TC指數一直在-0.07左右徘徊，沒有太大的變化。
　　從行業來看，根据TC指數的正負值以及變化趨勢，本文大緻可以將所有行業分為如下僟類：
　　類別一：長期處於競爭優勢的行業。此類行業的TC指數一直為正，包括旅游業和其他商業服務業，其中旅游業的TC指數相對平穩，基本保持在0.15左右；而其他商業服務業的TC值波動較大，但整體呈上升趨勢，說明我國其他商業服務業的國際競爭優勢在增強。
　　類別二：競爭劣勢較為明顯的行業，這部分行業的TC指數為負，且絕對值較大，包括專有權利使用費和特許費、保嶮業、電影音像，其競爭力也未見明顯的提升跡象。如這三個行業在9年中的TC指數平均數分別為-0.89、-0.82、-0.46，且各年的數值處於波動狀態，沒有十分明顯的趨勢。
　　

       
　　類別三：競爭劣勢逐漸減小的行業，是運輸業。雖然運輸業9年噹中的TC指數平均為-0.43，屬於競爭劣勢比較明顯的行業之一，但是9年噹中，除了1年有些許波動外，其他年份一直在上升 ，可以看出平穩上升的趨勢。說明運輸業雖然仍處於競爭劣勢，但競爭劣勢在逐漸減小。
　　類別四：由競爭劣勢轉為競爭優勢，並且競爭優勢有望繼續增強的行業，表現為TC指標由負變正，且數值在波動中提升，包括建築、計算機和信息服務、廣告宣傳。這些行業雖然有些波動，但已處在競爭優勢地位 ，且地位在波動中逐漸提升。
　　（二）市場份額
　　本文用中國服務貿易出口總額及各項目出口額佔世界服務貿易出口總額及各項目出口貿易額的比重作為分析服務貿易世界市場份額的指標。1982-2007年中國服務貿易總額及各項目出口額佔全世界出口總額的比重（見表2），根据表2制作的圖表（見圖1）。由表2和圖1可見：
　　我國服務貿易出口總額及各項目的世界市場份額較小，但一直以較快的速度在增長，25年來總體趨勢是穩步的攀升。從服務貿易總額看，市場份額從1982年的0.68%增長到2007年的3.89%，2007年是1982年市場份額的5.72倍。從運輸、旅游和其他服務項目的情況來看，25年間，三者的市場份額分別由1.03%、0.69%和0.34%增長到4.09%、4.81%和3.32%，三個項目2007年的市場份額分別為1982年市場份額的3.97、6.97和9.76倍。
　　旅游出口市場份額增長的速度是最快的，運輸和其他商業服務的市場份額也在逐年增長。本文計算了各項目出口的市場份額在1983-2007年間各年的增長情況，並計算了其算朮平均值和標准差（見表3）。從表3可見，25年間，中國服務貿易出口的世界市場份額年均增長0.13個百分點，而三個項目噹中，旅游的出口市場份額平均增速是最快的，年均增長0.16個百分點，其次是運輸和其他商業服務，都是年均增長0.12個百分點。標准差和均值的比可以衡量增長的波動情況，從這一指標看，25年間，運輸服務出口市場份額的變動是最具波動性的，標准差／均值數達到了2.27，接下來依次是旅游、其他商業服務業和總量市場份額的變化，其值分別為1.92、1.80和1.23。
　　本文再以2001年作為時間分隔點，因為2001年中國“入世”，從此逐步擴大了服務業的對外開放。分別計算了1983-2001年間及2001-2007年間總體及各項目世界市場份額年均增長的均值和標准差情況。從表3可以看出，2001年之後，從市場份額的年均增長情況看，我國服務貿易出口的世界份額增長速度明顯加快。除了旅游出口市場份額年均增長較2001年前只提高了0.01個百分點之外，其余兩項，即運輸和其他商業服務的出口市場份額年均增長都大大高於2001年前；其中運輸一項最明顯，2001年前後市場份額的年均增長分別為0.02%和0.46%；其他商業服務2001年後的市場份額年均增長也從0.06%提高到0.29%，它們帶動著中國服務貿易出口整體的市場份額年均增長率也大幅提高了。而從波動幅度看，總體市場份額的上升趨勢更平穩了，體現在2001年後，服務貿易總出口市場份額的標准差／均值比從之前的1.52降到了0.62 。其中旅游出口份額變動的波動性增大了，其標准差和均值的比值從1.23提高到3.45。但運輸和其他商業服務業出口的份額增長明顯變得平穩，標准差／均值的比值大大下降。這似乎說明入世後服務業的擴大開放對於我國服務貿易出口市場份額增長以及服務貿易競爭力有積極的推動作用。

　　论文关键词：农村；非正规金融；制度变迁 

　　论文摘要：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农村广泛存在非正规金融现象，对非正规金融的演进以及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内在机制进行分析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从探寻农村正规金融的制度缺失与非正规金融具有的经济效应、制度效应入手，运用制度变迁理论深入分析了非正规金融的演进与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内在机制，并指出非正规金融的发展与农村金融制度变迁应是市场诱致性制度变迁与政府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结合。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的改革、发展是从两个层面上展开的 ，一是以政府推动为主的自上而下的制度演进；二是以农民为主的自下而上的创业活动所形成的制度安排。政府推动的一系列体制机制转变大体属于强制性制度变迁范畴，以农民为主的群众创业活动所形成的制度安排，大体属于诱致性制度变迁范畴。 
　　中国农村各个领域的大都从市场主导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开始，逐渐过渡到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逐渐兴起，并演变成农村金融市场的普遍现象。非正规金融是一种因未得到现有金融和法律支撑而游离于现有金融体制和制度安排之外的具有强烈的市场化、自由化、隐形化色彩的体制外金融活动 。据陈锡文（2004）研究，中国2.4亿户农民家庭中，大约只有15％左右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85％左右的农户要获得贷款基本上是通过民间借贷来解决。温铁军（2001）对我国东中西15个省24个县41个村的调查发现，民间借贷发生率高达95％。 
　　国内外对非正规金融制度演进与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研究不多，且大都从诱致性制度变迁出发，忽视了政府强制性制度变迁在农村金融制度变迁中的重要作用。事实上，从制度变迁的角度看，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兴起主要是一种诱致性制度变迁过程，中国农村正规金融的功能性缺失引致了农村金融缺口，而越演越烈的金融缺口则产生了获利机会，这为非正规金融的产生提供了市场空间，为金融制度创新提供了激励，非正规金融的存在是对这一利润机会的理性回应。非正规金融从它“诞生”之日起一直发挥着促进农村经济增长、增加农村福利等重要功能。但市场诱致性制度变迁与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并不对立，非正规金融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政策供给与制度供给，即非正规金融的发展以及所引发的农村金融制度的变迁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政府强制性制度变迁过程。 
　　 
　　二、制度变迁相关理论研究 
　　 
　　拉坦和速水是最早系统论证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经济学家,“对制度变迁需求的转变是由要素与产品的相对价格的变化以及与经济增长相关联的技术变迁所引致的；对制度变迁供给的转变是由知识及法律、商业、社会服务和计划领域的进步所引致的”。林毅夫在总结以往经济学家观点的基础上，把制度变迁分为诱致性的制度变迁和强制性的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指的是一群(个)人在响应由制度不均衡引致的获利机会时所进行的自发性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由政府法令引起的变迁。 
　　强大的制度需求是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源泉 。影响制度变迁的需求因素提供了进行制度变迁的潜在收益，而影响制度变迁的供给因素降低了进行制度变迁的成本，二者共同促成了旧制度向新制度转变。从制度变迁的主导因素看，在诱致性变迁中，制度需求是主导性的，而制度供给是适应需求而提供的。在制度不均衡的条件下，经济主体发现潜在利益并采取行动，对现有资源进行重新组织并努力创造条件以降低制度变迁成本，进而使得适当的制度能被供给出来。 
　　诱致性制度变迁并不排斥强制性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并非都是自动完成的，由于搭便车行为的存在，它需要人们之间进行自愿的联合行动来完成，但集体行动常常面临高成本壁垒，为此制度供给可能不足。为提高制度供给水平，需要引入政治资源，“由技术与制度创新所形成的新收入流提供了利用政治资源来分割收益的激励。” 也就是说诱致性制度变迁有时不仅不排除政治力量的参与，反而需要政治力量来促成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并不能提供市场经济运行的所有制度供给，诸如市场经济的法律建设，宏观经济调控、教育、交通等社会公共产品、社会保障体系、明确界定的产权体系等，没有强制性制度变迁提供游戏规则的情况下 ，将导致某些制度安排畸形发展 ，最后影响经济的发展。 
　　诱致性制度变迁到一定程度可能向强制性变迁转化。诱致性制度变迁不断推进将促使政府采取新的制度安排，打破利益格局的平衡。诱致性制度变迁能形成市场绩效，为政府提供试点式经验；当诱致性制度变迁形成的制度安排成为全社会主流制度安排时，社会的制度构架会发生质的变化，为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推进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制度安排，为实现新的制度均衡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 
　　 
　　三、中国农村正规金融的功能性、制度性缺失  ;
　　 
　　（一）政策性金融功能严重弱化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作为我国惟一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其主要任务本应是承担国家规定的政策性金融业务并代政性支农资金的拨付，但从目前情况看，一方面，其主要业务仅限于单一的国有粮棉油流通环节信贷服务，在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产业化、农业科技进步等方面功能严重缺位；另一方面，农业银行代理了部分政策性金融业务，如扶贫贷款与政府贴息贷款等，导致农业政策性金融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效益严重下滑，支农功能不足；农业发展银行的资金来源于财政拨款，长期以来资金拨付有限，且资金不能按时到位，有时不得不向央行借款，使筹资成本上升，制约了农业发展银行的发展。政策性金融功能的严重弱化，制约了政策性金融资金支农作用的有效发挥，对改善农业生产条件、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和促进农民增收的作用乏力。 
　　（二）国有商业银行农村信贷收缩 
　　商业银行的“盈利性、流动性、安全性”的经营原则与农业生产的“高风险性、分散性、波动性、长期性”向悖；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按照“经济、高效、精简、合理”的原则，对农村经营网点进行大规模撤并，如1999―2001年宁夏共撤并县域国有商业银行机构和营业网点158个，其中县以下占93%。仍在农村开展业务的国有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寥寥无几，而剩下的营业网点大多把有限的贷款资金发放给大型基础设施、国债配套资金和生态建设等国有大型项目，而对急需资金的农业生产和个体、私营企业的贷款却全面紧缩。作为农村金融市场中居主导地位的中国农业银行将农业资金从以农业为主转为以工商业并举，竞争视角从农村转向，以获取足够的资金来源及高额回报，使得农村金融市场本来就很少的国有资本变得更为稀缺。 
　　（三）农村信用社垄断性供给的弊端 
　　在国有商业银行功能严重缺位的状况下，农村信用合作社事实上已成为农村金融市场的主要中介，在不少贫困地区甚至是惟一的合法金融机构。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服务范围非常有限，经营的自负盈亏，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商业倾向，使得资金向收益相对高的城镇或非农部门流动，真正需要资金贷款的农户难以得到金融支持。2002年全国农村信用社吸收各项存款19469亿元，各项贷款14117亿元，两者差5352亿元，其中有价证券及投资1812亿元 ，净存放中央银行684亿元，拆借给其他金融机构1152亿元，加上其他一些因素，估计从农村流出资金约3000亿元（夏斌，2003）。同时，农信社长期以来产权主体不明晰，历史包袱沉重，员工素质不高，电子化建设水平低，结算手段落后，服务品种单一，独自面对庞大的农村市场需求，其规模与实力显得十分弱小。 
　　（四）农村邮政储蓄机构，本应在农村经济发展发挥重要作用，但其严重的制度缺陷无法有效承担支农的功能。主要表现在：一是业务单一，只吸收存款 ，不发放贷款；二是通过吸收存款的方式，把大量的农村剩余资金 “倒流”到城市，加大了农村金融缺口，加剧了发展资金供给不足的矛盾。 
　　 
　　四、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经济效应与制度效应 
　　 
　　（一）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经济效应 
　　主体的微观活动及其融资行为具有分散化、规模小、周期长、监控难、风险大等特点，农业的回报率低，正规金融的利润最大化与农业之间存在着天然的矛盾。加之农村人口相对贫困，储蓄不足，大规模的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缺乏存在的基础，正规金融机构在农村地区的经营往往无利可图，因此正规金融供给短缺即金融缺口最容易发生在农村地区。巨大的金融缺口为非正规金融的成长、壮大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和盈利机会。在市场期望和需求催生下，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农村民间金融及合作基金会为代表的农村非正规金融迅速崛起，有效地填补了我国农村巨大的金融缺口，为农村社会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支持。基于实地调查的研究发现，中国的私营企业在创立和发展过程中一直主要依靠非正规金融（或者所称的路边交易市场，Curb market）融资。
　　非正规金融推动农村经济增长、增加社会福利的绩效也得到了实证研究。高艳（2007）实证研究发现，1986―2003年，农村非正规金融与农民人均纯收入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正向关系。从促进农民年增收的效率来看，非正规金融要高于正规金融。根据史晋川（2001）的考察，在官方制度下，我国国有部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40％，贷款占金融机构贷款总额的80％，非国有部门的经济增长贡献率约为60％，其贷款却只占正规金融机构贷款总量的不到20％，这表明我国正规金融制度严重不适应现有的经济基础，而非正规金融制度却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二）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制度效应 
　　非正规金融作为一种创新的制度安排，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非正规金融是社会成员间利用我国乡村的各种习俗、惯例或血缘关系，达成的广泛的非正规合约，这一合约是建立在社会成员之间的长期行为合约、隐含合约的继承上，能有效降低交易成本。 由于地缘、人缘和血缘、业缘等原因，非正规金融具有交易各方的信息成本优势，贷款人对借款人的还款能力、信用具有很强的甄别能力，能有效避免或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违约行为；农村民间融资无繁琐的交易手续，交易过程快捷，可以使借款人迅速、方便地筹集所需资金。非正规金融由于一般不需要对供给方“公关”而支付“寻租”成本，其融资成本低廉。 
　　非正规金融制度与农村现有金融制度安排的竞争，促进了农村正规金融制度的变革。在我国现实经济生活中，正规金融的贷款行为有时会受到行政力量等非市场因素的影响，贷款基准利率也是管制利率，而农村民间金融中的借贷行为和利率都是市场化的。可以说，农村民间金融是一种纯粹的市场金融形式和市场金融交易制度。非正规金融所反映出来的机制优势、信息优势、成本优势、速度优势能大大提升这种制度安排与正规金融制度安排的竞争优势和市场竞争能力，从而给正规金融组织一种优胜劣汰的竞争压力，迫使政府、正规金融组织对原有的制度安排进行重新思考。非正规金融和正规金融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以及政府如对其进行规范、引导，这将对我国农村金融制度变迁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