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425）
分类： 程序设计
2013-05-07 09:44:11
〔关键词〕中小企业 融资 金融机构 风险 信用
一、我国中小企业融资活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融资意识薄弱
1999年12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所以广东、辽宁、湖北、云南4省作为调查区域，向15个行业的中小企业发出调研问卷2800份，专门就企业融资问题进行调研，结果回收1121份，回收率为40.04%.问卷的回收率低于50%，其原因除了企业可能不愿意透露商业秘密外，最主要的原因是企业尚未认识到调查研究对指导经济和企业发展的重要性。
2.企业融资能力低
问卷调查中发现：在1998年中进行的固定资产投资企业中 ，有66.9%的企业未能从金融机构获得贷款，有62%的企业自投资金占资金比重的80%以上。流动资金项下，贷款利用率稍高，但仍有43.8%的企业未能获得金融机构贷款，其中有52%企业的自有资金占流动资金比重的80%以上。这说明中小企业从金融机构贷款获得发展资金还相当困难。
3.融资渠道狭窄，成本过高
中小企业主要还是以从传统的融资机构贷款为主，其中特别是以国有银行为主要来源，贷款来源过于集中，不利于银行的风险防范。另一方面，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中小企业数量增加了4倍，而包括城乡信用社在内的地方性金融机构只增加了1倍，僧多粥少也是造成融资困难的原因之一。
从贷款条件来看，大多数企业贷款利率在5%～8%之间 ，贷款期限在6～12个月，总贷款额不超过500万元。而且贷款期限过短，贷款额相对较低，贷款成本偏高，不利于中小企业发展回报期长、收益高的项目。
4.直接融资困难
从中小企业的总体情况来看，能够上市的中小企业，多是规模相对较大，技术或产品较为成熟，经营管理较规范，经济效益较佳，发展前景较好的高新技术产业和基础类产业类中的中型企业，而大部分中小企业离我国对上市企业的政策法律要求还相距甚远，上市的可能性极小，不能如愿通过股权融资的方式获得发展所需要的资金。而面向中小企业尤其是高科技中小企业的二板市场还迟迟没有启动，使得中小企业只能“望股兴叹”。
5.企业间接融资也困难
相对于大企业而言，中小企业规模小，自有资金不足，抗击市场风险的能力弱，企业资信较差，而且能按银行要求提供的贷款抵押的质押资产有限，也没有足够资信等级的第三方企业愿意提供担保。而作为银行贷款的第二还款来源 ，有效的抵押和担保是银行存款时要求企业必须承诺的。所以，中小企业在融资担保系统缺位的情况下，要获得银行贷款是很困难的；即使得到银行的贷款，因其风险过高，融资成本也必然很高。
6.风险投资不发达
我国的风险投资事业刚刚起步，并仍存在着许多问题。从资金来源的问题上看，风险投资的资金来源渠道狭窄；民间资本弱小；保险公司和退休基金不许参与证券和企业的投资；证券公司规模小，尚无力成为真正的投资银行参与投资；外国资本参与我国的风险投资也有限。在人力资源方面 ，我国懂得风险投资、懂得科学技术、懂得企业经营的风险投资的高级专业人才异常缺乏。而且，政府的扶持工作也不完善。在立法执法方面，在知识产权保护、科技成果鉴定、技术监督等方面，政府没有发挥出重要的作用。
二、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原因分析
在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资金相对不足而融资又十分困难是制约其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而造成中小企业融资不畅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宏观方面的原因
1.政策支持不够。国家在“抓大放小”过程中，对国有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逐步制定和实施了不少扶持政策，他们的融资问题已得到不同程度的解决。但在搞活中小企业的问题上，虽然近年来逐步重视，却由于市场尚不完善等原因，各种配套措施的契合度不够。
2.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在对中小企业的支持上，我国政府目前还缺乏配套的为其提供金融服务的优惠政策。
（二）金融体系方面
1.银行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金融机构作为资金的提供者并不亲自参加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活动，它与资金的使用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就带来了矛盾和问题。通常，资金的使用者比资金的提供者在企业经营状况方面拥有更多的信息，因此他们就有优势在事先的谈判、合同签定的过程中或事后资金使用过程中损害资金提供者的利益，使资金提供者承担过多的风险 。由于中小企业与大企业在经营透明度和抵押条件上的差别，以及单位贷款处理成本随贷款规模的上升而下降等原因，大型金融机构通常更愿意为大型企业提供融资服务，而不愿意为资金需求规模小的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这就是所谓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这样，中小企业的融资就显得特别困难。
2.量小利薄，缺乏规模效益。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来说，给中小企业贷款确实存在着形不成“规模效益”的问题。因为与大企业相比，中小企业要求的每笔贷款数额不大，但每笔贷款的发放程序、经办环节，如调查、评估、监督等都大致相同，结果银行的贷款单位经营成本及监督费用上升。银行从节约经营成本和监督费用的“经济性”出发，也不愿与中小企业打交道。
3.贷款的“路径依赖”造成银行对中小企业的“惜贷”。国有银行长期服务于国有企业和大企业，中小企业市场是个全新的市场，开拓这个市场，不但要冒风险，而且要创新各种管理制度。在现行的金融体系中，贷款片面地向少数大型企业集团倾斜，加上过分严格地控制中小金融机构和民间金融活动 ，导致了中小企业融资渠道狭窄。为了强化信贷风险管理，各商业银行基本都实行了事实上的“贷款风险终身责任制”，将信贷风险与信贷人员的职位工资奖金等挂钩，并追究终身责任。但对于正面的激励和压力却相对不足 对业务招待费扣除标准合理筹划的思考區域間產業協調發，信贷人员既没有信贷投放的任务，也没有相应的奖励。因此，无论信贷员还是基层行都不会有积极性去跑中小企业的贷款。
4.金融服务水平低。相对于大企业而言，中小企业的资产数量少、质量差，信用等级低，资信较差，抵押贷款和信用贷款都比较困难。因此，导致了中小企业对银行贷款的强烈需求与银行的可贷资金之间难以有效结合。更由于国有商业银行信用等级的评定标准中存在着中小企业资信评估的不利因素，使得这一矛盾更加突出。
（三）企业自身方面
1.企业资信等级较低。企业资信状况影响银行信贷资金的安全，是企业能否获得贷款的前提条件。一般地，中小企业由于其资产有限、生产经营规模小、产品市场变化快、经营场所不固定、人员流动性大、法人代表变动频繁、知名度较小等特点的影响，信用等级较低，资信相对较差。特别是在经济转轨过程中，一些中小企业改制时对银行债务处置不当，存在相当普遍的逃避债务倾向，造成银行对改制中的中小企业心存芥蒂，对中小企业的工作重点不是如何加大投放，而是如何防止企业逃避债务，防范金融风险，甚至出现了因企业改制转轨对资金需求量最大最迫切时，也正是银行放贷最谨慎、企业贷款最困难的反常现象。
2.担保责任难落实。中小企业的贷款担保责任往往空缺，要落实抵押、担保责任非常困难。与大企业相比，中小企业组织关系简单，一般没有上级主管部门，也没有具有责任关系的行业组织，也就不可能有上级部门或其他责任单位为其承担担保责任。中小企业资产规模不大，固定资产更少，且机器设备大多陈旧落后、技术含量低、专业性强、变现率低。一旦中小企业宣告破产，银行即使得到这些抵押担保物，也只能视为一堆废铁，银行债券无法保障。
3 .企业竞争乏力。中小企业规模小，实力弱，产业水平低，其占优势地位和主体地位的行业仍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其各种经济效益指标也都与大企业有较大差距。企业的竞争力不仅表现在产品或服务的价格、数量、质量等经济指标上，同时也受企业形象、社会责任、环保意识、可持续发展能力等因素的影响。中小企业的这些条件更是大大低于大企业。从中小企业自身竞争能力和对社会责任考虑，银行都无法支持那些竞争乏力的中小企业，中小企业在信贷投放的竞争中，就难得到银行的信任。
4.企业财务制度不健全。中小企业财务制度不健全 ，一方面不能充分反映企业资产运营状况，目前社会独立的资产评估中介机构又缺位，因而难以快速准确地评估企业资产价值，使金融机构不能通过资产抵押形式向企业提供抵押贷款；另一方面，金融机构难以通过审核其财务来评价其资信，使银行对企业的信用放款难有较大的作为。
5.信用观念淡漠，管理人员素质较差。相对于大型企业而言，中小企业的经营管理者素质显得更为重要，直接关系着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我国中小企业中大多数乡镇企业的领导者为初中、高中、大专文化程度分别占56.3%、35.1%和7.2%，除近年来发展起来的高科技型中小企业经营者素质较高外，其余综合素质相对较差。这样 ，管理者中缺乏精通相关专业知识人员，则不能有效地管理企业。使得有的企业逃债、废债、脱壳经营、悬空银行债权，造成信贷资产流失，严重损害了企业信誉形象，破坏了银企关系。
三、现阶段进一步解决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相关对策
1.加强政府对中小企业的扶持
第一，政府可以考虑制定并实施中小企业特殊财税优惠政策。国家应建立和规范中小企业的税收优惠、贷款利息优惠、直接拨款等政策。财政税收政策主要用于支持新建企业和鼓励中小企业技术制造。比如：对于新办中小企业，可给予一定的税收减免，而对于可能成长为大企业的中小企业或新办的高科技中小企业税收减免年限可适当长一些；对不同发展前景的中小企业，应提供不同的政策；对下岗职工和社会失业人员自主创办小企业，国家应适当减免征收某些税种，并提供一定的小额优惠贷款，若在自主创办的小企业中还安排其他下岗人员的，那么还可按安排人员的多少 ，直接给予相应数量的资金补助；进一步放宽创办中小企业的外部条件，降低注册资本金，简化开业登记手续；对设备投资可减免所得税；对采用特定新产品和新技术领域的企业实行一定期限的减免税政策 ；增加政府在中小企业的采购等。
; 论文关键词：社会分层；经济全球化；国家；社会保障
论文摘要：改革以来，经济因素成为对中国社会分层作用日益巨大的影响因素，但是，我们同样不能忽视国家对社会分层的重要作用。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对社会分层的作用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间接作用，即通过积极干预市场影响社会分层；二是直接通过社会政策影响社会分层。目前，处于转型期的政府要积极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一方面应该确保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另一方面应该制定相关社会政策，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以来，市场化改革使得计划经济体制下政治因素在中国社会分层中的主导作用逐步消解。例如李强认为，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前是政治分层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在改革开放以后是经济分层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目前，经济分层标准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但同时也还有其他几套标准存在。但是，总的来看。在经济分层差距迅速扩大的同时，政治分层差距在急剧地缩小。张继焦认为，在中国阶层结构的转型过程中，政府和市场表现为两种不同的推动力量，经济改革、对外开放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都是中国阶层结构转型的最直接动因。朱光磊指出，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起步和最初的发展，是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历史契机 ；经济体制改革及其所带来的巨大变化和物质成果，使社会阶层分化成为可能；当代社会阶层分化的最重要的基础性推动力量是经济体制改革所带来的所有制结构的多样化和劳动方式的变化；分配形式的变化也是社会阶层分化的重要原因；政治体制改革的初步进展，使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成为现实。社会的经济结构决定着其阶级(阶层)结构和政治结构，但是，这种决定作用是经过一系列中介环节，是在经济决定社会政治结构、社会政治结构对经济产生反作用的相辅相成的过程中历史地实现的。
毫无疑问，在影响社会分层的因素中，经济因素成为对中国社会分层作用日益强大的因素。但是，我们同样不能忽视国家对社会分层的重要作用。在当今世界体系中，核心的制度体系是民族国家(nation-state)。经济因素对社会分层的影响不可避免地要透过民族国家折射出来。当今，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社会结构的影响越来越大，经济全球化进入民族国家以后，最直接的影响莫过于对经济系统的影响，并通过彼此间具有密切关联的政治一经济体制体现出来，而这种政治一经济体制又取决于国家的制度安排。诚如道格拉斯．C.诺思(Douglassc.North)所言：“构成经济组织的契约关系形式主要是由国家决定。”毫无疑问，国家在社会分层中的作用不会因为市场力量的崛起而消失得无影无踪，经济因素对社会分层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政治因素的制约。
二、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角色
对于中国来说，经济全球化是市场转型的巨大推动力。从市场的角度看，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就是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对接的过程。按照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的说法，在市场经济中，政府的具体经济职能有三个，即：效率、平等和稳定。“有关效率的政府行为试图矫正垄断一类的市场失灵。政府促进平等的方案使用诸如收入再分配等工具来反映社会对穷人和残疾人的关心。稳定化政策试图削平经济周期的高峰和低谷，减少失业和通货膨胀，并且促进经济增长。”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特别是在和平条件下，政府的政治管理功能和军事安全功能让位和服务于经济功能。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在总结政府的经济职能时指出，有5项基础性任务处于每个政府的核心地位。这就是：“建立法律基础；保持非扭曲性的政策环境，包括宏观经济的稳定；投资于基本的社会服务与基础设施；保护承受力差的阶层；保护环境。”
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是一个国家与市场同时转型的过程。从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来看，市场机制并不是自发出现的 ，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家的行动。高效的政府实际上是市场经济高效运行的先决条件。这是因为：首先，自愿的交易不可能在制度真空中运行，必须由国家来维持有效的法律、行政、管理和征税机构，以提供高效的经济交易所必需的稳定性、确定性和可预见性。其次，即使在市场制度建立之后，政府依然不能袖手旁观。规范市场行为，使其符合市场规则，执行起来需要付出巨大代价。再次，市场转轨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矛盾丛生的。市场转轨不仅涉及社会规范和价值观的改造，也涉及资源和权力的重新分配，这就需要国家必须有能力积聚需要重新配置的资源。对于中国来说，政府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也许扮演着比发达国家的政府更为复杂的角色。
(一)承担国内市场转型的组织者角色
我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标志性事件是2001年11月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此之前，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与国际市场接轨，并在1986年申请恢复关贸总协定(GATR)缔约国地位。诚如美国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资深专家尼古拉斯.R.拉迪(N.R.Lardy)所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中国经济发展史上和全球贸易体系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它显示出中国领导层加快国内经济改革，以更快的速度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心。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意味着中国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以更加开放的姿态面向世界。对于政府来说，还意味着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作为：首先，政府要贯彻世界贸易组织的基本原则，履行世界贸易组织协定，进一步扩大进出口贸易，制定为贸易自由化服务的相关措施，鼓励出口导向型生产。其次，政府要逐步消除与经济全球化相悖的诸种体制性障碍，如司法体系的不完善、各种地方贸易保护主义、政府机构的低效率等，为经济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国内环境。
(二)逐步向“良政治理”政府角色过渡
单就国家的经济职能而言。经济全球化的最终结果是国家权力的弱化。由于自由贸易规则的传播，尤其是资本的自由流动，经济已逐渐摆脱了政治控制。有人曾这样描述国家权力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失落：“在全球化这场卡巴莱歌舞表演中，国家要跳脱衣舞。到节目结束时，它光溜溜地只剩下了遮羞布：镇压权。民族国家的物质基础被摧毁了，主权和独立被剥夺了，政治阶级被消除了。它也就成了那些大公司的一个普普通通的保安部门。”苏珊?斯特兰奇(s.Strange)也尖锐地指出，世界市场的非人格化力量，在战后更多地同金融、产业、贸易领域内的私人企业结合在一起，而不是同政府决策结合在一起，它们现在比国家更强大……在国家主宰市场的许多关键领域里，现在是市场主宰了国家。随着技术变革及国民经济加速与全球市场经济实现一体化，所有国家的政府，不论大国还是小国，强国还是弱国，都被削弱了。它们不能再管理国民经济，维持就业和持续的经济增长，避免国际收支失衡，控制利率和汇率……这不是它们的错，它们都是市场经济的牺牲品。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国家权力的限制，构筑了一个个庞大的经济帝国。全球范围的资本自由流动更是不受国家疆域的限制，信息技术和通信网络的迅速发展．使世界各地的金融资本市场联成一个快捷无比的全球网络。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对资本流动的控制能力减弱，同时信息技术的发展跨越了国家的物理边界，形成一个无边境的信息化世界。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国家权力受到挑战也就不足为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