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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3-03 11:45:20
在2011年春天的许多地方两会上，提升居民幸福感成为政府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抓手。例如，北京决心“让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广东“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建设幸福广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
进入2012年，这一概念进入更多省市的官方文件，成为地方政府的施政目标。幸福广东、幸福湖北……类似表述正在成为一种趋势。2011年的数据显示，全国已有100多个城市提出建设“幸福城市”。“幸福”，已正式列入政府的责任清单之中，逐渐上升为全民意志。
“幸福”，作为抽象概念，如何测量？作为执政者，该怎样看待“幸福”这个执政目标？该如何把握百姓心中的“幸福指数”？提升人民幸福感的着力点又在哪里？
令人困惑的“幸福悖论”
“幸福指数”（GNH）是喜马拉雅山脉南麓的不丹王国1972年提出来的一个概念，并将追求该目标的最大化作为政府的最高发展目标。这个人均CDP仅1000多美元的国家，在世界幸福地图上排名第八。
人们注意到，“二战”后，西方国家的经济迅猛发展，但是物质财富的积累并没有拉动人们幸福感的同步提升。以美国为例，1960年至2000年，按不变价格，美国人均收入翻了三番，认为自己“非常幸福”的人却从40％左右下降到30％左右。即使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GDP年均增长近10％，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大环境下仍能保持8％以上的增长率，但一些国人对幸福的感知亦不完全同步。
这样的反差，似乎印证了著名的“伊斯特林悖论”，即一国的经济增长未必会换来生活满意度的改善。美国南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理查德·伊斯特林提出的这一理论，又被称为“幸福－收入之谜”或“幸福悖论”。现代经济学是构建于“财富增加将导致福利或幸福增加”这样一个核心命题之上的，而令人困惑的是：为什么更多的财富并没有带来更大的幸福？
全世界研究者的目光聚焦小国不丹。“不丹模式”促使人们反省：发展为了什么？
如果说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给人类送来了GDP，那么，本世纪近几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则促使世界对于国民幸福指数研究的兴趣日益高涨。
三年前，当时的法国总统萨科齐下令设立了针对经济表现和社会进步的评测委员会，该委员会去年为改善进步评估体系提出了12项建议。
英国则创设了国民发展指数（MDP），综合考虑社会、环境成本和自然资本。
日本也开始采用另一种形式的国民幸福总值（GNC），更强调文化方面的因素。
2011年12月5日，日本内阁公布一项国民幸福指数测算试行方案，旨在通过一系列指数去衡量经济数据所无法体现的国民幸福感。试行方案提出将以“发自内心的幸福感”为基础，以“经济社会状况”、“身心健康”、“家族社会关系”等三大指标为框架来测算“幸福指数”，在这之下还细分了11个领域132项具体指标，将“幸福指数”数据化。比如在“经济社会状况”这一项，儿童贫困率、产假休假率，以及“对核辐射的不安情绪”等都会作为测评项目；“家族社会关系”一项中设置的题目有：“与亲属朋友的会面频率”，“是否认为应该帮助有困难的人”等。从今年开始，日本内阁府将试验性地搜集相关数据，对具体数据以及幸福指标的有效性进行考证。
在各国积极实践的同时，联合国亦于今年首次发布了“全球幸福指数报告”。关于幸福感的探索正在世界范围展开。
“幸福”不是时髦，而是执政理念
在多个地方编制的“幸福指数构成”或“幸福感统计指标”中，可以看到，“幸福指数”一般分为客观和主观两部分，前者包括健康与基本生存福利、经济福利、社会福利、文化福利、环境福利等，后者包括人际关系、家庭氛围、社会信心、自我情绪管理等。
同时，“优化城市环境增强市民幸福感”，“用提高劳动者幸福感来留人”，“抓紧教育、卫生、社保等七项民生工程，努力提升百姓幸福感”等等新闻也时常可见。
一些地方还提出了种种“幸福工程”的概念，其良苦用心不容怀疑。但，幸福感不该是一只时髦的“筐”，什么都能往里装；幸福感也不是一枚闪亮的标签，贴到哪里哪里亮。
从科学发展到和谐社会，再到幸福中国，从以人为本到统筹协调，再到注重改革发展成果共享，这是一种执政理念和价值观的递进，是面对复杂的利益变动格局、面对多重的社会转型矛盾、面向未来中国富民强国道路的必然选择。
每一个重要理念的提出，都提供了新的执政资源，需要执政者倍加珍惜，如果运用失当，变成套话、空话。反而会让民众生厌，甚至造成政府公信力减退，百姓“被幸福”的感觉往往由之产生。
还可以看到，一些地方尝试推出“幸福指数”，用来考核干部政绩。相比以往仅以GDP单一指标进行考核来说，这算是个进步。可随之而来的考验，将会是如何避免“幸福指数”不走“GDP崇拜”老路。
其实，无论GDP还是“幸福指数”，指标本身无关对错，重要的是如何使用这些概念和指标，想用它们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比如，GDP若成为考核干部政绩的唯一指标，则可能异化出一些扭曲行为。
“幸福”有自己的特殊规律。它是一个综合的主体感受反应的集束指标，因此，单一元素的突进，也许在提升幸福感上的作用并不明显，而单一元素的塌陷却常会给“幸福感”带来滑坡效应。
让百分之百的民众都感到幸福，是绝对理想的目标，现实中是极难做到的。要做的是让“幸福指数”稳定地保持在一个较高比例的良好区间之内，即让绝大多数民众感到幸福。
“幸福指数”并不是可以像GDP一样长期保持线性增长的，也并不适用于对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程度进行排队和比较，不宜像关注GDP那样一味地强调“幸福指数”持续增长的幅度及不同地区所处位次的变动。
有的地方每年发布“幸福指数”，对所辖的县（市）区进行排序，甚至机械地作为考核领导干部的指标，这样，“幸福指数”就可能成为新的政绩工程。如果和GDP考核一样，用这样的指标来排队，容易重新陷入“数字陷阱”，反倒会让幸福贬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