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反思中国经济增长的痛苦代价

读完江涌的《我们的好日子到头了吗》一书，感觉异常沉重。中国经济已经高速发展了三十多年，成就固然瞩目，但为此付出的成本和代价却非常高，成为了中国经济继续前行的越来越重的负担。正如一个在跑道上急速快跑欲追上领先者的选手，因为自己不恰当的奔跑方式而过度消耗了体能，后劲严重不足；如果不及时调整，后半段赛程不仅不能超越领先者，而且很可能被甩得越来越远。

 

成长的阵痛是值得关注和反思的，江涌在书中列出了中国在高速成长中面临的种种压力与困境：经济泡沫化、无序城市化、人口老龄化、收入两极化，等等。可以说，每个问题都是中国在发展道路上面临的重大问题，如果解决不好或者解决不及时，都将使未来三十年中国的经济发展步履维艰。

 

首先看经济泡沫化。从2003年开始启动的中国房地产市场一路高歌猛进，到2010年，房屋销售价格与居民家庭可支配年收入的比值已经普遍超过20-30倍，而相比次贷危机爆发前，美国房产泡沫最严重的几个城市该项比值也不过是6倍而已。房子成了真正的奢侈品，一方面是商品房的大量闲置，一方面是老百姓的望房兴叹。艺术品交易市场屡屡爆出惊人天价，上演商贾巨富们的豪赌；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蒜你狠”“豆你玩”“姜你军”以及节节走高的猪肉价格，让老百姓原本平淡的日子走得步步惊心。大量资金从实业中出逃，转而炒房、炒媒、炒艺术品等高风险项目，中国经济体虚而高烧。

 

再来看无序城市化。城市的无序发展造就了相当多的“堵城”，而首都北京则当仁不让地成为“首堵”。更不用提大规模的人口集聚给环境造成的巨大压力：空气浑浊、噪音污染、垃圾围城、饮用水紧张。与无序城市化相应的是农村的凋敝化、衰败化。如今的中国人分为城里人、农村人，以及第三类人——像候鸟般季节性迁徙于农村与城市之间的2亿“农民工”和为发展房地产进行大规模圈地运动造就的大批“无就业途径、无收入来源、无基本保障”的“三无”农民。他们游离在农村与城市之间，处于农村回不去而城市又留不下的尴尬处境，将是中国城市发展进程中无法回避的问题。

 

人口老龄化。按世界老龄化人口标准计算，中国已然步入了老龄型国家行列。西方国家通常在人均GDP达到5000-10000美元是才步入老龄，富老同步，而中国则是未富先老，绝大多数人才刚刚摆脱贫困，却已面临衰老。随着未来20年人口红利的消失，中国劳动力成本持续低廉的“比较优势”将随之消失，世界工厂模式将穷途末路，中国所依赖的出口这一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将失去动力，经济增长势必放缓。而目前我国养老金管理不科学不透明，全国养老金缺口不断扩大，08年个人账户空账运行已经高达1.4万亿元，让未来几亿人的退休养老金没有保障，届时可能出现严重的社会问题。

 

收入两极化。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社会财富分配极不公平的国家之一，贫富差距在改革开放后迅速拉大，而且迄今仍然有继续扩大的趋势，贫富差距过大成为了中国社会发展不能承受之重。贫富差距不仅仅体现在城乡二元经济之间，歧高的房价、物价让城市白领阶层也日渐贫困，正是中产阶级“下流化”的趋势。而缺乏相当数量的中产阶级导致的消费内需乏力、社会矛盾积聚、社会秩序恶化等问题日益突出，以“先富”带“后富”的发展道路看来已经走不通。

 

正如作者江涌在序言中指出的，中国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发展，今天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与自己的祖辈父辈相比，的的确确过上了“好日子”，凭票供应的“紧日子”和缺衣少食的“苦日子”似乎已经成为一个遥远的传说。但当我们正陶醉于改革开放取得的经济成就，享受刚刚开启的“好日子”的同时，也清楚地感受到了“好日子”的背后埋藏着种种危机。以大量消耗资源为基础的粗放型经济增加模式以及在增长中日益凸显的各种社会问题，将使中国经济不得不面临转型与改革的阵痛。为此，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深刻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