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向往和平时，屡屡写出“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但使将军能百战，不须天子筑长城”的诗歌。但殊不知这样的业绩，并不是仅仅个把将军就能创建的，都必须是在中央政府用心经营多民族帝国的时代，才真的有可能做到不再用长城做国家的防御工事。 一个这样的政府首脑，就是康熙皇帝。这位大清盛世的开创者，生前频繁发动战争，施展权谋；加强权威，巩固疆域。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总为生民勤战伐， 不辞筹画在中权这话其中自有吹嘘之嫌，但好歹也能看出一种不满足于靠整天开会、作报告管理国家的进取心。正是这时的康熙，一面经营各民族联盟，一面也拒绝了某些谋臣提出的重修长城的建议。任凭噶尔丹叛乱很难对付，他也不愿将北方与中原隔绝开来，并作为代价放弃大清帝国对各草原民族、部落的笼络和支配。在带兵征伐噶尔丹的路上，每当往返长城脚下，他时不时地都要吟几句诗表达这样一个主张，比如1683年在路过古北口时写下的：断山逾古北，石壁开峻远。形胜固难凭，在德不在险。这是一个尚在扩张期的帝国，那时的它还来得及经营人心。无论是出于刚刚立国时的不安全感，还是出于对北亚大陆的传统眷恋，至少它的君主有意愿追求这样的境界。1697年，康熙第三次亲征噶尔丹，在得胜后回京路过长城，他还写过一首诗《入居庸关》，最后两句也极具气魄：“须知成城唯众志，称雄不独峙群山。”
到了现代，人们创办企业、管理组织，有些方面甚至比古代皇帝还要艰难。因为古代至少还有个长城帮那些有作为或没作为的皇帝抵御国际竞争——显然康熙大帝看到了这一步棋，但他知道“众志成城”比长城有更高的价值。而企业想要胜出，已完全没有任何屏障可以帮他们隔绝与海外市场的种种关系。商人没有国界——生意好的时候，全球都是市场；生意不好的时候，全球都是坟墓。企业家一方面要学会如何应对国际竞争；另一方面还要学会如何利用国际资源，包括倾听和起用来自不同文化圈、具有不同背景，甚至在某些方面坚持不同政治观点的专业人才。如美国“二战”期间科技攻坚、研制核弹的大物理学家奥本海默就曾是共产党的“同路人”，后来还因此受到美政府的公开羞辱。更重要的一个不同，就是政治家的“众志成城”经常充其量是一种口号，往往不可能也没必要非要兑现（尽管不兑现的结果或许将是致命的）。而对企业家、经理人来说，市场竞争压力已容不得他们想不到，或想到了但做不出来本应做的事情。如不能把“众志成城”落实在管理实践中，再兴旺的一个事业用不了多久就会陷入困境
这里的一个关键，就是组织的器量。一种善于用人、乐于融合的领导力，最起码是会容纳一些有想法、会做事的人才——这就像在康熙摆脱了诸多前朝老臣的影响之后，在他周围聚集起来的那些汉人和洋人，甚至包括一些有明朝背景的人。
但正如后世评论家所说，康熙回避未来、不愿分享的毛病，却使自己的帝国错失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机遇。比如说西方科技，他自己非常热衷，却没有促成它在社会上大面积传播。以至梁启超说：“就算他不是有心窒塞民智，也不能不算他失策。”而所谓“众志成城”，他有所意识，但也没有留下一份开明的制度性遗产。这也就难怪在他逝世后，清朝政治随即进入墨守成规、疏于创新的阶段，为日后的没落埋下了伏笔。
这也反映出，一时的众志成城不易，长久的众志成城更难。要想比200年前的清朝皇帝，或麦卡锡时代的美国做得更好，就需要通过不断扩大组织的器量和激发组织的活力，来营造一种经久不衰的众志成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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