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北上广：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1923年，五四运动后的中国，当时几乎所有人都在效仿呼吁“像娜拉一样”出走。那一年，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做了著名的《娜拉走后怎样》讲演，他在中国现实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易卜生未曾解答的问题，并一语道破残酷的现实：娜拉出走以后“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从2009年开始，“逃离北上广”的风潮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一些热衷于从在“北上广”谋生计的艰难去诠释这种逃离，似乎那些中小城市就是桃源胜地，口气里也暗含鼓励。然而，在中国各种资源分布都极不平衡的现实下，我们似乎也可以预料到逃离北上广之后的结果：“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逃离，不是理性是无奈 当初之所以选择北上广，就是对于资源的理性追求
	大多数人都对逃离北上广的趋向表示认可。“选择离开”大有化身为理性回归、民智成熟同义词之势。“逃离”不失为个人与大城市双赢之举。就这样，“无奈放弃”被名曰“理性选择”，“逃离”不再是失败，而是审时度势的观念升华。然而，对大城市的迷恋，真的只是基于观念？须知，人都是依附于资源活着，考虑到资源分配倾斜到无以复加之地步，谁不想留分羹一杯呢？

资源分布失衡，导致机遇不平衡 　　中国是个各种资源(包括就业机会、见识阅历和交际圈等等)分布很不平衡的国家，而这种资源分布的不平衡，必然导致机遇的不平衡，在北上广等核心大城市生活，固然要支付更高昂的成本，但相应地，也能获得更多的机遇。年轻人之所以会扎堆一线城市，也正是基于这一点。为何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来到北上广，因为这是对于资源追求的理性选择。

资源不“逃离”，只让人“逃离”？ 　　在大城市扎堆的不仅仅是年轻人，企业、学校、商业设施、交际场所、服务机构……这些当代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工作、学习、交际、休闲、咨询服务元素，大多集中在大城市，并且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大规模向外“逃离”；它们不逃离，那些被吸附在它们身边，希望获得更好的工作、更充实的生活的年轻人，又如何会舍得“逃离”？

离开的，可能恰恰是精英 　　区域发展不平衡，投资过度集中于大城市，各种资源优势在一线城市比较集中，这不仅是一线城市人口膨胀的关键原因，也是青年人踌躇繁华都市街头，却迟迟找不到个人位置的肇因所在。资源的丰富恰恰导致了淘汰机制的残酷。而在中国，基于家世的纳斥又往往重于能力的遴选，正因为如此，离开的可能恰是事实上的精英。

纵有千般不是，却有万般好 　　对一线城市的政府部门而言，现在头疼的是人口膨胀问题，但是，长安米贵，居之不易，自古如此，大城市生活成本高，中外皆然，但作为现代化的标志性产物，谁又能忽略大城市那些好处呢？整个社会的资源与资本都在向大城市倾斜，交通、教育、医疗、文化等种种莫不如此。在这个意义上，专家所谓“城市要做的就是尊重他们的决定”，其实显得多么冷漠与无情。

	广阔天地未必能够大有作为 大城市没前途，小城市就有前途？
	鼓励退居二三线城市、甚至是到农村发展，但问题是，这些地方到底有没有发展？个人的发展与成功固然与个体的努力程度有关，但面对一个青年群体，是否依靠凭借直觉，或者几个个例就可以做出判断来说明这是合理的？早在杨澜劝“蚁族”去二三线城市就业的时候，就有人站出来回击：小城市，要靠爹。资源分配的失衡，中小城市的官僚、人情与僵化的体制，就决定了一个年轻人的前途。

在中国，能够大量吸纳人才的中小城市并不多 　　选择“北上广”为何始终都是年轻人的理性选择？是因为他们的选择太过集中，还是因为选择机会本身就太少？别说什么“广阔天地大有作为”，除了那些更像一线城市，并且同样人满为患的许多省会城市外，那种真正适合年轻人发展，并能大量吸纳人才的中小城市，其实并不多。[]

小城市和农村的体制问题，比大城市更严重 　　对于在北上广艰难谋生的人和企业而言，一些体制上的缺陷让他们感到谋生之艰难。但正如许多企业和个人在解释“为何难也要留下”时所坦言的，这种体制性、结构性的缺陷其实到处都有，而内地、小城市和农村这些开放程度较差的地方，体制问题只会比大城市更多、更难解决。

在小城市买了房子，但没有发展空间，又能怎样？

　　在媒体的描述中，逃离北上广最大的理由，是买不起房子，无法在大城市安家。二三线城市的房价固然比北上广深要低，但是，当你回去之后买了房子，然而却没有发展空间的时候，还是等于啥都没有啊。这样的人生，难道就比大城市里的辛苦奋斗更好吗？难道人这一辈子，只是为了买一套房子？

听听“逃离者”的讲述：大城市，我回来了

　　*谁愿意背井离乡，但是家里啥都没有，没有机会，没有公平，一片混乱，回去干啥，还不如这里，靠自己还有口饭吃，回家，天天送礼才能保住饭碗，回去干啥啊。[详细]
　　*“你相信吗？在老家，我找不到工作。”回老家，房子是便宜，但找不到工作，“我出来这么多年，也没几个熟人了，办什么事都不方便”。张军曾离开北京一年，在老家开了一家超市，但最终无法适应那里的环境，在别人非常规手段的“竞争”下，只好又到北京。对比于家乡，“还是北京好活人”。
　　*“在上海，毕竟机会更多。”有几个月，曹洪涛确实想过在县城发展，在当地，他进了一家上市企业，一度做得很投入，但那里慢节奏与低效率，让他有了危机感。“现在是舒服，可老了怎么办？”
　　*“离开北京？哪儿那么容易？”梁乐开过公司，经营最好的时候，他看上京北一套高档住宅，当时要1万多元一平方米，梁乐不肯贷款，就想奋斗一两年在买，出乎意料的是，以后几年一直不顺利，房价一天天在涨，在北京扎下根的梦想越来越遥远。如今，他已从老板变成了营业员。“我怎么会离开北京呢？如果回老家，孩子上学怎么办？没有更好的教育，将来他们再来北京打工？”

	没有资源的合理分配，“逃离北上广”就是个伪命题 想留留不下，想逃没处逃，这才是“逃离北上广”的真相
	年轻人被动“逃离北上广”，以及城市坐视不管式的“尊重”，不足以形成人才合理分布与理性流动的良性循环，却只会进入一个浪费青春的死胡同。是在权力、金钱上缺乏话语权的年轻人、外地人被动“逃离北上广”，倘若这样的资源分配结构不能得到根本改变，一个健康的社会、城市流动机制又该如何建立？当然，当下社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是难免的。关键是有关的政府部门，是不是根据社会形势作出相应的对策，如果仅是认为年轻逃离北广上，只是达尔文的定律在起作用，是不是有点自欺欺人了？

盲目鼓动“逃离”，是对人才资源的浪费 　　人才是一种资源，一种财富；既然是资源和财富，就该获得更充分的利用和发挥，而不是闲置浪费。既然许多足以让年轻人发挥专长、才智的公司、企业、部门都集中在北上广，既然小城市和农村暂时缺乏不少专才发光、发热、人尽其才的基础和空间，以“生活成本”为由，盲目地鼓动乃至催促年轻人“逃离”北上广，去做垦荒牛，未必是一种理性的思维方式：让人家去，又给不了人家发挥才能的空间，是对人才资源的挥霍浪费。

城市的均衡发展，才能让年轻人走出大城市 　　一个国家的发展不应该是以特大城市发展为方向的，而是以中小城市发展为方向的，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均衡发展。但是，即使我们城镇化建设说得再好，没有产业带动永远不可能发展起来。要让大学生愿意走出大城市，就必须让他们能够走出大城市。这就必须解决产业布局问题、产业结构问题、产业调整问题。比如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把一些产业从大城市外移到中小城市？从东部外移到西部？

说到底，留与守，取决于资源分配的合理

　　将“逃离北上广”简单视为观念进步，无疑是肤浅的。不假思索为其鼓与呼，更是失之理性。自然有一些人必须离开，但前提是确立公平竞争机制。“逃离”本身不会带来解脱，唯有资源分配更加合理，选择二线城市才会意味着幸福感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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