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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晚上谭浩强教授来西安邮电学院作《怎样走向成功之路 》报告，盛况空前，此有些同学深表遗憾，为此本人特地整理报告全文如下：
谭浩强简介：
他是我国计算机普及和高校计算机基础教育的开拓者之一。他创造了三个世界记录：(1)20年来他共编著(含合著)了140种计算机著作。主编300多种，共400多种，是出版科技著作最多的人。(2)他的著作总发行量达5000多万册，是读者最多的科技作家。我国平均每26人、知识分子每1.2人就拥有一本谭浩强的书。(3)他编著的《BASIC语言》发行1250万册，创科技书籍发行量的世界纪录。此外，他编著的《C程序设计》发行了1000万册，他在中央电视台系统地向全国讲授了BASIC，FORTRAN，COBOL，PASCAL，C，QBASIC，Visual Basic共7种计算机语言，观众超过500万人。
共编著出版了130本计算机著作，主编了300多本计算机书籍。获全国高校教学成果奖国家级奖、国家科技进步奖、多项部委级优秀教材奖，北京市政府授予“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被国家科委、中国科协表彰为“全国优秀科普工作者”。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将他列入“世界名人录 ”，2000年被《计算机世界》报组织的“世纪评选”评为我国“20世纪最有影响的10个IT人物”之一 。
正文：
西安邮电学院的领导，老师，同学们：
大家好，我今年66岁了，即将退出历史舞台。回顾我们的一生，我可以自豪地说：由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代知识分子，我们是无愧于社会，无愧于祖国，无愧于历史的。我们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一切。一个人的成功往往并不只取决于业务因素，而是取决于全面的素质。每个人都必须学会怎样做人，怎样做事。
常有人问我：“你是怎样成功的？”在一些人的眼里我现在已是“功成名就”了，许多人很羡慕我。有的人觉得我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但我其实是一个平凡的人、普通的人，有过顺利有过挫折，有过成功有过失败。关键在于认准目标，正确处理面临的各种矛盾，不屈不挠地奋斗。 根据我的体会，在一个人的发展道路上要正确好十个关系，下面分述如下：
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机遇与努力的关系；
平凡与不平凡的关系；
政治与业务的关系；
顺利与挫折的关系；
理想与勤奋的关系；
学习与创新的关系；
专业与全面发展的关系；
个人成就与社会培养的关系；
年轻时打好基础与一生健康发展的关系。
一、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人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人的一切活动都离不开社会。一个人的发展，或者适应并推动社会的发展，或者违背社会发展，甚至逆潮流而动。我们应当适应社会的发展，推动社会的发展，在祖国的发展中发展自己。
我想结合自己一生的发展过程谈一点体会：
1949年上海解放时我14岁，虽然年纪小还不大懂得社会发展规律，但是对比解放前后，我初步懂得了爱和憎。我们兴高采烈地迎接解放，满腔热情地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1949年11月上海建团时，我成了上海第一批青年团员。我们白天上课，晚上巡逻护校，防止坏人破坏学校。
1950年2月6日国民党飞机轰炸上海，炸毁了上海杨树浦电厂，整个上海一片漆黑。我们边上课边防空。当天空出现飞机时，不用问不是美国的就是国民党的，那时我们都在想：什么时候天上飞的是我们自己的飞机啊！我们的思想感情完全与祖国融合在一起。1950年6月，美国发动了朝鲜战争，美国第七舰队封锁了台湾海峡，战火燃烧到鸭绿江边。党中央发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1951年党中央又号召大学和高中学生参加军事干部学校，学习现代军事技术，保卫祖国。这对我们每一个学生，都是一次严峻的考验，是投笔从戎，保卫祖国，还是不顾国家安危，只考虑个人前途？每个人都陷入了深思，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在这关键时刻，团区委书记给大家上了一次终生难忘的团课，他介绍了苏联游击队女英雄卓娅的事迹，在她上前线时，向组织递交了一份决心书，她说：“如果祖国需要，我将用自己的鲜血交团费”。这句话深深地打动了我们每个人的心，我和同班的不少同学也向组织写了血书，表示了同样的决心。
当时一首苏联革命歌曲响彻全国，激荡着每个人的心，这就是《共青团员之歌》：“听吧！战斗的号角发出警报，穿好军装，拿起武器，青年团员们集合起来，踏上征途，万众一心，保卫国家！……”。不少人唱着这首歌去报名，唱着这首歌离开上海走向前线。我们一个小班有三分之二的同学都报了名，有7位同学光荣的参了军。其中有一位到了朝鲜前线当了志愿军文工团员，后来立了功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报告团的代表。有两位现在成了少将。但是我想在他们参军时绝对不会想到将来要当少将的。曾经有一位记者问我：不是说“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吗？你现在是名教授，当初你是否立志要当教授，从而为此目标而奋斗？我回答说：“当初我做梦也没想过要当教授，那时唯一的愿望就是国家不能垮，一定要把祖国建设好”。 1952年我高中毕业了，已经报名报考清华大学，临考前，上海团市委找我谈话，说上海的中学政治思想薄弱，希望我放弃考大学，到中学当政治辅导员。我二话没说，表示同意，这样被分配到上海复旦中学当政治辅导员。1953年夏天，我国的高校进行大规模的院系调整，扩大招生名额，当年的高中毕业生全部进入大学人数还不够。党中央决定从工农兵和社会上有觉悟的知识青年中抽调一部分人考大学，以改善大学的政治成份。这时，组织又找我谈话，问我：“现在需要有人上大学，你愿不愿意上？”这时离开考试只有3个星期了，我说试试看吧。复习了3个星期，后来考上了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系是当时清华取分最高的一个系。可以看到：一个人的具体发展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很难事先准确地预计到一生中每个阶段的发展情况。我认为所“自我设计、自我奋斗、自我实现”，如果离开整个社会的发展需要，那是不现实的。 几十年来，我从来没有一次拒绝过组织的分配，或向组织讨价还价。“文革”中我刚从下放的江西农场回到北京，领导找我谈话，说清华大学四川绵阳分校工作薄弱，环境艰苦，希望调我去绵阳分校去工作，我又二话没说，在那里一干又是三年，直到“四人帮”垮台前夕才回到北京。
个人只能在社会的发展中发展自己，没有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是不会有个人的发展的。1986年在日本东京召开了“国际地区性计算机教育大会”，我在大会上介绍中国的计算机教育时，讲到我们所编著的《BASIC语言》一书，当时发行了400万册。在休息时一位美国专家问我：“你是不是讲错了或者是翻译错了，是4万册吧？”我用笔在纸上写一个4，六个0，即4，000，000。他翘起大姆指说：“一本科技书发行了几百万册，真是世界奇迹！”我平静地回答他：“中国有10亿人口，400万不算多”。我很幸运生活在有十亿人口的中国，如果我生活在只有1000万人的国家，即使每个人都发一本，也到不了现在1200万的纪录。离开了中国这个环境，就没有我发展的条件。有人问我为什么不去美国，我说：“短期去参观一下是可以的，但是要我到美国做三等公民，我是不会去的。离开了中国我就失去了事业发展的土壤”。
爱祖国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很具体的。国家为个人发展创造了环境和条件，而个人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干，反过来推动了社会，这就是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辩证法。有人说：《BASIC语言》和电视讲座一书开始了我国第一次计算机普及高潮，说我对中国的计算机普及作出重要的贡献。我说；应当反过来说，是中国的计算机普及的需要造成了《BASIC语言》的畅销盛况，是时势造英雄，而不是英雄造时势，如果没有谭浩强，也会有别人来适应这个要求的。个人的作用是适应社会发展潮流，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推进社会发展中发展自己。
二、机遇与努力的关系
一个人的一生中会遇到很多机遇。可能有好的机遇，也有一些不利的机遇。如改革开放就是好的机遇? “文革”就是不好的机遇。有的人成功了，认为得益于机遇，不得志时常叹息“机遇不好”，“生不逢时”。有人对我说：“你的成功主要是机遇好，赶上计算机普及高潮”。这无疑是对的。同时也应当看到：机遇对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把机遇变成现实的。机遇只是一种可能性，不会自动变成现实，要把机遇变成现实，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天上是不会掉下馅饼来的。科学家巴斯德说过：“机遇只偏爱那些有准备、有头脑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开始普及计算机，应该说这是一个机遇，需要大量的教师，大量的教材。但是机遇到来时显得非“平常”，没有人会告诉你“这就是你发展的机遇”。往往是一个人的思想敏锐程度和素质决定他能否抓住机遇。1978年，清华大学扩招了一部分新生，计算机语言的教师不够。我当时是清华大学计算中心党支部书记。有人对我说：“你这个党支部书记现在反正事情不多，你去讲课吧！”当时我对BASIC语言并不熟悉，更谈不上精通了。此时离开上课只有3个星期了。我感觉到需要有人去做这个工作，便全身心地投入，到图书馆找了一些外国的书看，还没等我看完，就开学了。我只好边炒边卖，一面讲前面的，一面准备后面的。过去从事政治思想工作所受到的锻炼，这时帮了我的忙。我讲课逻辑性强，内容生动，能吸引人，我的课排在下午，一般下午上课学生容易打瞌睡。但是我上课时学生从不打瞌睡，而且争坐第一排，学生把BASIC语言课称作“乌拉课”。后来中央电视台要办计算机电视讲座，向全国播讲BASIC语言，到清华大学物色老师，大家就推荐说：“应当请谭浩强去讲，他的课是乌拉课”。就这样我上了电视台，而且一发不可收拾。我先后在中央电视台向全国系统地讲授了BASIC、 FORTRAN、 COBOL、 PASCAL、 C、 QBASIC、 Visual BASIC等7种计算机语言。1980年为了配合电视座，编写了《BASIC语言》一书，这是我的处女作。
可以说，我有许多“巧遇”，但是必然性是寓于偶然性之中的。如果我没有对每一个机会作出积极的反应，那么下一个机会也不会光顾我。譬如首先要毫不犹豫地接受讲课任务，然后千方百计克服困难把课讲出色,这样才有条件到电视台讲课。即使上了电视台，也不一定都能成功，现在上电视的人何止千百人，并不是每人都同样成功，需要把电视讲座讲好，讲出水平，需要把书写好。现在看来，我抓住了每一个机会，而且每一步都做得很好，这才导致最终的成功，在任何一步上稍有疏忽或放松，都会使机遇丧失。
我对计算机普及越做越有兴趣，越做越有成效，越做越投入。可以说是充分地利用了机遇。但是有的人面临着同样的机遇，却没有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机遇，而往往由于各种原因让机遇在他面前轻轻地滑过去了，等他悟过来时，已经晚了一步。现在大家都认为当初写《BASIC语言》是抓住了机遇。应该说，能写BASIC的人很多，有的人肯定会比我们写得好，但是那时有人却认为“BASIC语言水平低，没什么好写的”，错过了机遇。而我始终认为：干什么只要好好干，都会取得成果。
我体会，对于机遇，一要敏感，二要舍得付出。要敏锐地发现机遇，紧紧地抓住机遇，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干，最大限度地利用机遇。
三、平凡与不平凡的关系。
有人说：“你们创造世界纪录真了不起”，觉得这是很不平凡的事迹，许多人都很羡慕，甚至说：“我也想创一个世界纪录，怎么老也创不了啊！”。问我是怎样成功的。我说：“当初我们写这本书的时候，做梦也没想过会创世界纪录”。我们只是想到社会需要，当时讲BASIC语言课和写《BASIC语言》书是再平凡不过的事情了，无论是我还是别人都决不会想到搞计算机普及会出名，会出大成果。有人认为：有水平的人应当去搞科研，搞“高精尖”，那才能出成果，获大奖。 我当时没有考虑什么水平高低的问题，只是看到有那么多的人想学计算机，但是又感到计算机难学，我想我们应该写出一本使初学者容易入门的书。我用《BASIC语言》这本书在电视台讲课后，在全国一炮打响，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现在已经累计发行了1200万册了。从BASIC开始接着写了FORTRAN，COBOL，PASCAL，C，QBASIC，Visual BASIC等多种教材和参考书，20年来，我独编和合编了130种计算机书，发行量超过4400万册。从今天的成果来看，说起来真好象有些不平凡，但回到20年前，它是很平凡的。我们做了一件十分普通的事，甚至是别人看不起的事。我是顶着很大的压力坚持下来的。有人说，干这种事是水平低，我说：“只要社会需要，水平低我也干”。20年如一日，一直干到现在。
其实一切不平凡的业绩都源于平凡。长征很伟大，但却是一步步走出来的。小平同志的子女曾经问小平同志“长征是怎么过来的？”小平同志说了三个字“跟着走”。跟着走看起来很平凡，但却走出一个伟大的长征。有些人觉得自己要做惊天动地的事情，整天想干“轰轰烈烈”的、“不平凡”的事，不屑于做眼前的平凡工作，往往“大事做不了，小事不愿意做”。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一切要从平凡工作做起，努力在平凡的工作中做出不平凡的业绩。我的体会是：一不要轻视平凡；二不要把平凡工作做成平庸。平凡和平庸是两个概念，平凡是工作岗位，平庸是工作态度。 我干什么事总是全身心地投入，总想把它做得比别人好些，而不是应付差事，也不是有名有利才干。要干就要干好，一定要在平凡的工作中做出不平凡的业绩。
四、政治与业务的关系
一个人必须全面地锻炼自己，在年轻的时候多参加社会活动，担任些社会工作，在政治思想上打好基础，对今后的一生在政治上、业务上的成长都有好处。
我14岁入团，18岁入党，从1949年入团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我在青年团里生活和工作了17年，这段经历对我一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清华大学在“文化大革命”前长期坚持“双肩挑”制度（即一个肩膀挑业务担子，一个肩膀挑政治思想工作的担子）。我从1955年起，担任清华大学学生政治辅导员，1956年到1959年担任了3年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毕业后留校担任清华大学团委副书记，在政治思想上受到很多的锻炼，终生受益。
前几年在清华园里有一次遇到了艾知生同志（当时他是广电部的部长，60年代初他是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兼团委书记，我曾在他领导下工作），他对我说：“你现在是权威了，是电视明星，当年你是学生工作干部，现在业务上很有成就，你怎么会转得这么快？有什么体会？”我回答说：“这得益于蒋南翔校长倡导的双肩挑制度，使我在政治上和业务上都受全面的锻炼，现在让我干什么都可以，都能干”。在“文革”时，有些曾经担任过政治辅导员的同志，后悔当初做政治思想工作，认为业务受了影响，耽误了青春，现在还要挨斗。我却从来不后悔这段经历，因为第一我们的工作培养了大批人才，第二对自己成长很有好处。
我认为政治和业务在微观上、在时间上是有矛盾的，但在宏观上是相互促进的。因为一个人在政治上的能力和在业务上的能力往往是相通的，有本事的人，做什么都有本事。因此，我们必须全面培养自己的素质，使自己在思想上和业务上都打下良好的基础。
我根据自己的体会，总结了从事政治思想工作促进业务工作的10个方面：
1．有较强的事业心，不安于现状；
2．锻炼了克服困难的毅力，不会因遇到困难而退却；
3．对新事物敏感；
4．培养逻辑分析和思维的能力；
5．能联系群众，比较熟悉自己工作的对象；
6．有较强的表达能力；
7．有较强的文字能力；
8．有较强的组织能力；
9．具有不墨守成规的开拓精神，及开创性；
10.安于平凡工作，又在平凡工作中努力创造不平凡业绩的精神状态。
譬如当过干部的人讲课效果一般都比较好。我过去常写工作报告，锻炼了分析能力和文字能力，对后来写书很有帮助。由于受到全面的锻炼，只要工作需要，无论要我做党政工作，还是做业务工作，我都能做，而且都能做好。
五、顺利和挫折的关系
人们常常希望自己一帆风顺，万事如意。但是事实上一个人不可能一生都顺利，几乎每一个有成就的人都经历过种种挫折和失败。我认为，没有挫折的经历不是完整的经历。
要取得较大的成功，就要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就需要冒风险，就要准备失败。要想太平，安安稳稳过生活，可能不会冒多大风险，但是也不会有大的成功，我年轻时一帆风顺，红旗下长大，始终受表扬，一路春风。在我入党时组织上找我谈话说:“一个党员需要经受各种考验，你有没有思想准备？”我慎重地回答说：“我想过了，没有问题”。我当时想到的考验：一是战争，二是到艰苦环境工作。但是我做梦也没想到象“文化大革命”这样特殊形式的考验。
1966年6月我正在北京延庆县参加“四清”工作，突然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清华园里“起火”了，一个通知把我们全体四清工作团的同志调回学校，刚下汽车就被“造反派”戴上了高帽，进行残酷斗争，说我是“蒋南翔黑线人物”、“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甚至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罪状好几十条，其中有一条说：“我在当学生会主席时，在一次干部会上曾说，吃饭时不要广播节奏感很强的进行曲，而应该多播一些抒情曲，让大家在吃饭时轻松一些”。这被上纲为“反对唱革命歌曲”、“反对学习中国人民解放军”。还有我曾经在干部会上说，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要背现成结论，应当融会贯通，多思考。这被上纲为“谭浩强提倡在‘想’字上多下功夫，对抗林副主席提倡的‘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在那时有理无处说，是非颠倒，黑白混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就能把你打翻在地。
士可杀不可辱，大文豪老舍先生以死来抗议对他的侮辱。许多优秀的干部和专家受到肉体上和精神上的长期非人的折磨，要熬过来真是不容易。“文化大革命”对每个人都是一次严峻的考验，我被批判、斗争、下放劳动共达六年之久。那时我才32岁，正是大好年华。诗人雨果说过：“人在逆境里要比在顺境里更能坚强不屈，遭厄运时比交好运时更容易锻炼身心”。挫折和失败可以使人一蹶不振，也可以使人坚强起来，更加成熟。在那黑暗的日子里，我始终没有动摇对党和祖国的信念，相信“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
坏事是不好的，但是它可以变成好事，使人受到锻炼，我被下放江西劳动两年，我心里想我从小生活在城市，没到农村长期生活过，一不会插秧，二不会犁地。既然来了就利用这个机会好好锻炼一下，插秧会战时我报名参加突击队，插秧速度比别人快，收割时我学会驾驭水牛拉车，运送水稻。“文革”后有一次有一个美国代表团到清华参观，看见我蹬着三轮车拉教材，赶紧拿出照相机照相，因为在美国不可能有教师蹬三轮车拉书。他们问我“你怎么蹬三轮呢？”我说：“开学了，教材刚到，为争取时间，我自己去拉教材”。他们问：“你是什么时候学会蹬三轮的？”我说：“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学的”。现在我会骑自行车，会骑助动车，会骑摩托车，会开小汽车，还会骑三轮车和驾驶牛车，这不挺好嘛。
一个人应当利用一切的机会进行学习和充实自己。 有人经得住顺利环境，却经不住挫折和失败的考验；有人经历得起物质上的艰苦，却经不起政治上的风浪和挫折；有人能经受对敌斗争的考验，却经不起革命队伍内部的委曲。做一个革命者，应当经受住各种形式的考验。从我的切身体会中，我深深感到：一个人“失败时要沉思，成功时要谨慎”，而不要“失败时气馁，成功时骄傲。”
经过了挫折和失败的考验，我变得更加成熟了，现在无论谁说我好话或者说我坏话，我都淡然处之。例如，前几年，有人把BASIC语言贬得一钱不值，甚至说“谭浩强毒害青年”。在知识分子中，也常有文人相轻，门户之见，互相妒忌，甚至有人无中生有地进行人身攻击。有的领导排斥异己，妒忌贤能，喜欢整人，我也受到过压制和不公正的待遇。对此，我已习已为常。我想：反革命都当过了，这点小事算得了什么。
一个人不能只听好话，不听坏话。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我的书发行了4400万册，即使99%的人说好话，1%也有44万，如果真有44万说你坏话，你受得了吗？听到好话不要飘飘然，听到坏话不要泄气，更不要暴乱跳如雷。“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清华大学老校长南翔曾对毕业生语重心长地说：“感情上要粗糙一些，不要太娇嫩”。 现在有些学生感情太娇嫩，受不得半点委屈，动不动就哭鼻子。应当锻炼得坚强一些。
前几年，我在对毕业生作离别报告时说：“我不祝你们一帆风顺，因为那是不可能的，会给你们造成幻想，以为在你们的面前永远是一条铺满鲜花的道路，只习惯于听赞歌和掌声，而对面临的困难缺乏思想准备。我只祝愿你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做到：坚韧不拔，自强不息”。这段话许多毕业生至今记亿犹新，当作座右铭。
六、理想和勤奋的关系
有人曾问冰心老人：“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她回答两个字：“勤奋”。我想这是对的，但我想补充两个字“理想”。即理想加勤奋会使你走向成功之路。理想使人生活有目标，勤奋则是实现理想的保证。 没有正确理想的人，生活往往没有目标，缺乏动力。但是只有美好的愿望而不想出艰苦的劳动，那么愿望再好，也只能“画饼充饥”。无论古今中外的科学家和政治家在谈到成功的要素时，都离不开“勤奋”两个字。门德捷也夫说过：“什么是天才，天才就是终身勤奋”。
要想有成就，必须作出艰苦的努力，要能吃苦，准备付出代价，舒舒服服、安安逸逸是干不成大事的。美籍华裔科学家李政道说过他一周工作100小时。我算了一下，没有他多，大概80多小时，但是即使是80多小时也是不容易的，每周七天平均每天12小时。
从70年代末我写第一本书开始，20年来我从来没有一天在12点以前睡过觉。我没有星期天，没有暑假和寒假，没有新年和春节，白天上班晚上写书，20年来没有完整的看完一部电视连续剧，没有看过一场足球赛。时间是个常数，要做的工作很多：校内校外、行政工作、业务工作、社会活动、著书立说┅┅。我这个人有个特点，无论干什么事不干则已，要干就必须干好，要干得有特色。而要出成果，必须付出代价，要勤奋工作。我采取两个方法，一是挤时间，二是提高效率。比如：用完整的时间写书，零碎的时间用来思考，在火车上还可以校对稿件。
不是我对看电视没有兴趣，而是为了完成一个主要的目标，我不得不放弃一些次要的东西，有得必有失。我认为只“得大于失”就值得干。一个人不能把所有的好事都揽到自己的身上。有的人又想当院士、科学家，又想当部长、大干部，又想当大款、挣大钱。我认为同时实现这三者是不可能的，能实现一者就很不错了。你必须选定一个目标，不要这山望着那山高，患得患失，结果一事无成。
七、学习与创新的关系
一个人一生都在学习，否则他就无法跟上时代的发展。我们搞计算机的，更为如此。我在对北京一个大学计算机系学生作报告时说：“你们选择了一个大有前途的专业，但同时也选择了一个需要终生付出艰苦劳动的专业，搞计算机的人对此必须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我60多了，也要天天学习，否则就落后。
一个人不可能一生死守一个专业，死守大学里所学到的东西。要善于发展自己的知识。现在50岁以上搞计算机的人，90%以上原来不是学计算机的，是“改行”的。过去人们往往有一种概念，大学里学什么专业，一辈子只能从事这个专业，否则就是“学非所用”，就是“浪费人才”，我认为这样理解太狭隘了。大学只有4年，学专业课程只有2年，这2年怎么能管一辈子几十年呢！其实，一辈子只干自已所学的专业的人是少数。孙中山是学医的，当了政治家；鲁迅也学医，当了文学家；清华大学老校长蒋南翔，是学文学的，参加后革命搞青年工作，后来到当清华大学校长，卓有成效地领导了全国最大的工科大学。
我在大学里是学自动控制的，在学生时代没有上过计算机课，我所有的计算机知识都是自学的。我觉得“改行”不是坏事，是根据需要发展自己的知识。在大学里不可能学到以后一辈子所用到的知识，实际上在大学里是学习“怎样去学习”，打下今后学习的基础。每个人都应当培养自学的能力，做到无师自通，举一反三。
在学习的基础上还要强调创新，要提倡创新的精神，要培养创造思维。不要墨守成规，别人怎么干，我就怎么干，这样的精神状态难以有创新。有人以为创新是科学家的事，只有搞发明的人才需要有创新精神。其实做任何工作都需要创新。没有创新，社会就不会前进。 我是当教师的，搞计算机教育和计算机普及，一般人认为那是最普通的事，最常规的事，很难有什么创新和突破。实际上，这项工作很有学问，很多问题值得思考。我从事这项工作20年，思考了20年。对有些人们习以为常的事情，反复琢磨，提出自己的看法。譬如，学计算机一定要从二进制学起吗？什么人需要学习不同数制的转换？不同的对象需要什么样的知识结构？怎样才能使初学者容易入门？怎样写书才能使人读懂？┅┅。这些问题都包含了创新的内容。
我写的书和别人不同，有自己的创作风格。传统的教学和教材采取这样的三部曲：提出概念----解释概念----举例说明。我则反其道而行之，采取了新的三部曲：提出问题----介绍解决问题的方法----归纳出一般规律和结论。这是从实践中摸索出来的。实践证明，这种方法对于计算机应用课程是很适用的，收到很好的效果。我写书的时候决不模仿现成的模式，更不照搬别人的东西，那是没有出息的。我力求在每一个问题上都有创新，在原有基础上有所前进。
过去人们对“标新立异”一词的理解多为贬意的。其实在科学技术领域内，应当提倡标新立异“新”和“异”有什么不好呢？当然，我们提倡的是在科学的思想指导下创新，而不是毫无根据的胡思乱想。
八、事业与全面发展的关系
常常有人误认为，那些有成就的人，都像苦行僧似的，科学家都是书呆子，没有其它爱好，不顾家庭，只会看书，只会干活，生活枯燥，没有个性。这完全是一种误解。一个人应当热爱生活，具有丰富的知识和广泛的兴趣，而不应当是一个书呆子。知识面广，兴趣广泛，会使一个人的思想活跃，联想力丰富。
我在学生时代，是很活跃的，我喜欢听古典音乐，爱看芭蕾舞，爱看话剧和历史小说。芭蕾舞《天鹅湖》我前后看了十遍，晚上临睡前总要看一会儿历史小说或其它文学作品。每次到外地开会，我总利用这个机会参观当地的名胜古迹，了解当地的人文、历史、地理的有关知识。爬山的机会也不放过，每次我都能爬到山顶。在参观成都武侯祠的时候，看到一幅对联，我觉得挺好，对做人做事都有启示，就把它记住了：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经常反复琢磨和欣赏它。一个人只有热爱生活，才能迸发出对工作的激情，而不是愁眉苦脸地去完成任务。
我讲课生动，写书善于举例都得益于知识面宽，注意在生活中累积知识，我常用生活中的例子来说明某些概念，例如C语言中二维数组的指针是比较难理解的一个概念，抽象地解释这个概念学生很难弄懂，我举了部队集合点名的例子，一下子就把问题说清楚了。有人说这个例子“绝了”。平常脑子里东西多了，讲课时例子就会顺手拈来。搞业务的人，不能只对业务感兴趣，应当全面发展，具有较高的素质。
九、个人成就与社会培养的关系
我们每个人所取得每一点成绩，都是社会培养的结果。离开社会我们将一事无成。现在有些明星有点成绩就自以为了不起，过份夸大自己的作用，说自己从小就是天才，永远超人一等，目中无人，好象他是在真空里长大一样。有些人讲成绩时总是忘了国家，而谈起委屈总是忘不了国家。对此我很不以为然。 我始终认为从小学到大学，我的老师对我影响很大，我周围的同志对我帮助很大，我的领导对我培养深入细致，这些都是不应该忘记的。我每次回到我的母校，我都对当年教过我的老师恭敬地行礼，感谢他们的培养。
一个人成名之后不能忘乎所以，不能摆架子，要永远把自己看成一个普通的群众。前几年天津一个大学的学生给我写信说：他们正在学习我的《C程序设计》，快要考试了，但是他们买不到该书的习题解答，希望我能替他买一本。我买了三本，亲自到邮局用挂号寄给他。寒假后，他们全班给我写了封信，说:“我们没有想到像您这样一位名教授会亲自给一个素不相识的学生回信，并且还想得很周到，给我们寄来了三本。我们全班为此举行了班会，大家说现在社会上还是好人多啊！大家表示：我们以后也要成为象您这样的好人。”我做了一件很小的事，但是对学生的思想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我觉得这是很值得的。
我常跟同学们说：“不要忘记自己的父母，不要忘记自己的老师，更不要忘记自己的祖国”。
十、年轻时期打好基础和一生健康发展的关系
年轻时是确定人生观、世界观的关键时期，可塑性较大，应当珍惜年轻时期，抓紧自己。我现在的一切成就都得益于年轻时期受到良好的培养。
“文革”前我曾经对清华大学部分毕业生做过一次调查，我问他们“大学里哪些环节对你影响较大？”他们的回答是我没有想到的。有一位毕业生说：“在大学里养成的晚自习的习惯,毕业后我始终保持下来了，晚上别人打扑克，聊大天，我们都在看书，所以业务成长较快。”从这个小的例子，可以看到年轻时养成的任何一个习惯，对一生都深远的影响。
以上是我多年得到的切身体会，说出来供大家参考。相信大家会做得比我好。
我的办公室墙上挂着我的两张工作照片，我在下面写了两段话，一段是；“生命不息，奋斗不已”，另一段是保尔．柯察金的名言。我常常用它来勉励自己，不要虚度年华，也不要碌碌无为，只要生命不息，我将永远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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