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博文（28）
分类：
2009-12-20 22:59:43
文件: Unit-1-8.pdf 大小: 551KB 下载: 下载
Collected By Tenson Zhang From MC 2009!
Unit 1 Party Politics
办公室晚会礼节？有这个必要吗？员工 们每天开开心心地彼此交往，虽然时不 时会推推撞撞，发生点儿口角，传播点 儿谣言，或是联名写点儿投诉信。然而 ，只要将办公室稍做节日般的布置，所 有这一切的不愉快即刻会化为其乐融融 的喜庆气氛。员工们也很快会陶醉于其 中，乐而忘忧。每年一次的圣诞晚会的 确具有这种神奇的因素：扔下手头的工 作、免费品尝美酒佳肴、还有肆意尽兴 的狂欢，所有这一切均将诸如性骚扰之 类令人厌恶的工作现实抛到九霄云外。
参加晚会的人也明白这种场合省去了许多 麻烦的礼节性应酬。因为没有东道主，所 以不必特意感谢什么人，或是费神与缩在 角落里没人理睬的客人搭讪。没人需要付 费（同样也是这位 “ 没人 ” 为来宾提供了 免费私人长途电话），总之谁都不需要考虑旁人的感受。
所有的一切均为盛情款待，就象是平日里一直偷偷顺手牵羊放入口袋里的公司毡毛笔尖钢笔，任由大家尽情享受。基于公司的企业精神和节日欢庆的气氛，公司此时只希望为员工提供一次尽情狂欢的聚会。而员工出于对公司的忠心，再加上发现上司在工余之际的面目后欣喜无比，所以也就乐不可支地享受这一美好时光。
对那些仍然隐约记得生活中付出与获得之理的人而言，这种无忧无虑的商业娱乐简直就像是神赐的福祉。在现今这个罕有免费款待的社会，东道主需要花时间和精力在自己家招待来宾。而来宾也同样负有重任——从回复邀请、应承一切安排，直到礼貌地啧啧称赞晚会举办得无懈可击。
商业娱乐似乎将时间、精力、金钱、个人义务、以及与之有关的各种礼节负担统统抛开。组织晚会的人有偿付出，因此，参加晚会的来宾不必担心愧欠人情。一年一次的圣诞节本来就应该让低级别的员工感到一种理想氛围，那就是公司出钱筹办的晚会全年均可免费出席。
先别想得太美了。严肃的礼节小姐可是从来不休假的（职员们，暂且不提雇主们，可真得庆幸自己这次走运，因为她只在晚会委员会任职，未在文具电话清查委员会工作）。公司晚会有别于私人晚会，但礼节之道却一丁点儿也未变。
如果来宾无需礼节也玩得很开心，那么礼节小姐很乐意放假休息。但是在公司晚会礼节清查委员会供职数年以来，礼节小姐意识到，如果每个人任意性情即兴表演，不顾及相应的礼节，晚会往往不尽如人意。
我们一起来看看这种即兴无忧的娱乐：老板不知道该呆在什么地方才好，他或她在门口徘徊，一心想着与众人打成一片。见到来宾惶恐地盯着自己，然后从边门溜进会场，此番情景足以令热情的老板心灰意冷。但是若采用旧时迎宾队列的方式与每个来宾逐一打招呼，又会显得过分迂腐和拘束。所以说，很少有人不同意员工们长期以来坚信的一条上班信念：觐见上司和尽情享乐最好不要同时发生。
老板急于把握机会，于是顺手抓住身边最近的人，然后滔滔不绝地大讲自己事先反复练习过的一番赞美之辞，盛扬此人对公司的贡献。可是对方的反应却是始料不及。细心询问几句才知此人只是公司一位员工带来的客人，既不在公司工作，又不认识眼前的老板，甚至对方才的盛誉之辞也无动于衷——事实上，此人与邀请人也只是一面之交。这位客人此时需要的不是同行的友情，而是一杯提神的饮料。劳驾老板，请您让路。
另外，邀请函上通常注明“以及佳宾”之类的话，目的是为了避开谁和谁仍是伴侣以及配偶如何称呼等敏感问题。去年，未婚的员工因为自己的伴侣未曾获邀而愤愤不平；已婚的员工由于自己配偶的称呼不当而牢骚满腹；“夫人”得罪了那些喜欢用“女士”称呼的来宾；冠用丈夫姓氏的太太们冒犯了那些不用丈夫姓氏的太太们。而今年，抱怨又会接踵而来。这次是因为起初没有人告知配偶公司举办晚会的消息，或是配偶被告知晚会不邀请家属参加。然而，事后这些配偶却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当然这类抱怨不会源源不断。但是这些配偶会记住此事，并私下斥责公司唆使员工不诚实。
对于那些有意想欺瞒配偶或意欲发展一段浪漫恋情的人而言，情形会怎样呢？他们同样也会惹上来年都难以摆脱的麻烦。这些人之间很少会孳生真正的办公室恋情，因为此类行为难免有待人偏袒和公私混淆之嫌。还有更为糟糕的情形：尽管可以用酗酒过多和情绪兴奋作为托辞，但是上司戏谑一位无动于衷的下属的行为仍会被视为性骚扰；同样，下属对上司做出类似的举动则会被认为蛮勇无知。
有些员工心里只想着工作，在晚会上跃跃欲试地提出自己的业务宏图。他们牢记公司曾倡导的自由交流精神，置身于此时此地，这班人会找到老板以求畅所欲言。而老板此刻正巴不得有人过来同自己打招呼。
然而这些人并不想和老板只说些客套话，他们回应老板的称赞时会说：“给我加工资怎么样？”他们会恳求晋升，并心有成竹地向老板解释谁应该被炒鱿鱼。接着他们进一步提出改进公司业务的建议，这些建议其实好几年前已经提出，但却不知为何无人赏识。他们试图在短短的一夜之内，逾越老板多年来千辛万苦构筑的用于抵挡这类恳求的层层阶梯和壁垒。
最后——通常在晚会进入尾声阶段——有些人会忽然想起这种轻松的环境正是向上司进言建议的最佳时机。无拘无束、开诚布公不就意味着一吐为快而不必担心影响自己的事业前途吗？
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员工被公司迷惑了。公司说“去吧，尽情地娱乐，忘掉工作。”幼稚的人会信以为真。认为这是晚会—一个让人彻底放松、为所欲为的场合，不必担心苛刻的职业行为规则的约束。
即使是那些严守上班着装规定的员工，可能也无从知晓哪类服装在老板看来低俗不堪。对来宾而言，晚会是展示自己大胆创意休闲服饰的机会。但是不远处的上司们可能正在私下嘀咕，认为穿那种服装的人绝不能被委派出任公司的代表。
更糟糕的是那些对于尽情取乐、喧闹不止的员工的评论。这些行为，对于朋友而言，可能是很逗笑或有些讨厌。然而在晚会上，他的行为受到其他诸多标准的判断，而不仅仅是这个人是否滑稽可笑。
礼节小姐提出上述警告并非旨在破坏公司晚会的快乐气氛。她只想防止晚会毁掉员工的事业前途。而这类问题的解决之道是曾因过分拘束而被晚会摈弃的方法：礼节。
首先需要恢复的礼节是按每个人的姓名分别邀请。以往一份请柬请两个人的做法既不保险又不讨好。对那些被指明并告知需回复邀请函的人而言——当然告知时的语气应尽量中立，表明晚会只是一次款待并非务须之事——他们应该意识到各自分别获邀并需回复是否出席。
谁和谁结伴出席晚会是令礼节小姐和任何一位明智的雇主都感到难以查清楚的事。不过可以让员工自己填写同行的配偶或朋友的姓名。(公司晚会可以只限于内部员工参加，并在上班时间内举行。但是邀请员工配偶或朋友参加效果会更好。因为外出工作已经影响了家人之间的亲密关系，而且工作中同事间也不象请柬名单那样按照个相互间是否关系融洽来安排。）
礼节小姐希望上述所言已经表明公司晚会的目的不是任意嬉戏玩闹或是对他人说长道短。那么应该是什么呢？晚会应该是对员工所表示的感谢。
这首先需要有一个安排恰当的迎宾队列。虽然许多人认为这种方式简直是活受罪，但一直以来却是每位来宾得以被大人物认识的最好方法。旧时最古老的作法仍然奏效：一位专职负责问清客人姓名的人——或是一位无关紧要但又可以询问每位来宾姓名的人——在客人走过迎宾队列时向主人通报该客人的姓名。主人听到时可能会开玩笑地说：“我当然认识安娜特，公司没有她不行。”更妙的是，员工的随行客人会听到人们称赞邀请自己的这位员工。这些赞美之辞比直截了当的奉承话听上去要真诚得多。而且，从此以后，如果哪位员工抱怨公司里的人都是蠢货，其配偶可以用曾在晚会上听到的话予以反驳。
人们经常错误地认为公司晚会应该以员工们习惯的方式举办：他们喜欢的音乐、食物、还有高级管理层人士弃置不顾的其他东西。这就大错而特错了。员工们想要的其实是更高级的娱乐。高级与否视不同性质的公司而定。如果晚会太过正式，员工们也同样会开心地尝试不同的风格，然后再按自己的方式尽情娱乐。
聪明的员工会穿得与上司一样，因为他们知道穿得稍稍保守一点就不会被人指指点点。在公司晚会中拒绝或尽量少喝酒的做法无人指责，但在私人晚会中碍于主人好客的目光这种行为会很难堪。另外员工寻求仕途晋升的真正机会不是恳求上司，而是替陷入尴尬局面的上司解围，因为这样可以表现出该员工懂得如何高谈工作之外的话题。
最后，还需另外一个送客队列。此时老板们一动也不动地站在抢眼的出口处，握住每位想离开的来宾的手，感谢他的光临。此时，即使是最懵懂的客人也会意识到应该回谢一番——也就是说，意识到应该感谢付出的人。
公司圣诞晚会不就是为此而举办的吗？如果公司只想对员工表示谢忱，那么，放一天假外加一个红包就足矣。
Unit 2 The New Singles
你知道他们是这样的人：在举行过婚礼的教堂里捡大米的埃莉诺·雷格比；胸毛浓密、性欲旺盛、以拥有熔岩灯而感到自豪的奥斯丁·鲍威尔斯；个人意识模糊不清、总是期待录音电话响起的布里奇特·琼斯。这些单身人士过去一直是故事、歌曲和个人广告中的常见人物，传统上这些人处在社会的边缘：滑稽有趣、让人怜悯或令人敬畏。
那些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的单身族不再像过去那些面容枯槁的老处女和鳏夫，而是像伊丽莎白·克尔戈莱这样的人。伊丽莎白·克尔戈莱是个29岁的巴黎银行家，她把拥有独立生活和自己的公寓看成是事业成功的结果。她开着漂亮的德国Golf GTI牌小汽车快速地在巴黎兜着风，一手扶着方向盘，另一手抓着手机，在打电话的间歇中热情洋溢地谈论着单身生活。她说：“我不厌恶社交，我喜欢与人交往。但是独自生活使我有时间和空间自我反省。我作为一个人有权选择并不受干扰地成长。”
正如圣人们所言，我们最终都将是单独一人。但是越来越多的欧洲人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决定过独身生活。这不是悲观的人生思考，而是欧洲经济新气象，受到人口学家、房地产发展商和广告商这类人的普遍欢迎。法国社会学家让·克劳特·考夫曼评论这种从家庭生活到独身生活模式的过渡是上个世纪不可抗拒的个人主义趋势的组成部分。通信技术的革命、商业文化从稳定性过渡到流动性以及大量妇女进入产业大军都对欧洲人的私生活产生巨大冲击。越来越多的欧洲人在步入独自生活，因为他们寿命更长了、离婚更多了并且结婚也更晚了——如果他们还要结婚的话。现在英国的结婚率在160年的记录中最低的。据法国国家统计局的报道，在1968到1990年期间法国独身的人翻了一番。
独自生活的现象一直是都市和北欧的趋势：生活在农村的人们——以及西班牙人、希腊人和爱尔兰人——倾向于过家庭生活。与此相反，斯堪的纳维亚人、荷兰人和德国人喜欢独自生活：40%的瑞典人独自生活，七百万英国人独自生活——这是40年前的3倍。根据肯特大学组织行为学教授理查德·斯凯斯最近的“2010年的英国”的报道，单身家庭数量将会在十年内超过两人或两人以上的家庭。在伦敦的肯辛顿和切尔西这样的“贵族”区，大约有一半的房子里住着独自生活的人。在德国今年56岁的离异者伯恩德·克劳斯特费尔德创作了一盘称作“不再孤独”的CD。该碟片的特点是有15段家庭生活的录音，如“电视没什么节目；最起码薯条还是不错的”和“冰箱终于又满了”，它为独自生活的人们提供了“62分钟归属感”。
欧洲的新经济气候大大地鼓励了独立的趋势。当代独自生活的这一代人的成长时期正是欧洲从社会民主政治过渡到更精明、更个性化的美国风格的资本主义气候的时期。成长在私有化和日益买方市场时代的当今熟谙技术的工人象接受自由经济那样也热情欢迎爱情自由。现代的欧洲人相当富有，有财力独自生活；而且他们性格独立，希望独自生活。法国公众民意研究所（盖洛普民意测验法国分部）最近的调查发现，被提问的法国人中有58%的人认为独自生活是一种选择而不是一种强迫。其他欧洲单身一族也这样认为。独自住在柏林的艾丽丝·埃彭道夫说：“我一直想要随心所欲地去冒险。我讨厌沉闷、令人厌烦的中产阶级生活——一点都没意思。”
以前独自生活的人都是一些处在婚姻生活之两端的人们——20多岁的专业人员或寡居的老人。领取养老金的人，特别是上了年纪的妇女，构成了独自生活人群的绝大多数；而新一批单身族则是30到40岁的高收入人士，他们日益认为独自生活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在瑞典独自生活》一书的作者伊娃·桑德斯蒂德注意到：“瑞典语过去曾用ensam称呼独自生活的人，蕴涵孤独之意。独自生活被认为是消极的——黑暗而且寒冷，而家庭生活则意味着温暖与光明。但是新单身族的观念则不然。他们年轻、美丽、强壮！现在，年轻人希望独自生活。”
繁荣的经济意味着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努力工作。这就无法为交往留出很多的空间。35岁的作曲家平庇·阿罗约独自居住在巴黎的一所房子里，说他无暇感到孤独，因为有很多事要做。“我总有工作要赶在期限内完成，这就使得我与他人在一起生活相当困难。”他还说只有“理想妻子”才能改变他的生活模式。最近出版《单身女人和白马王子》一书的作者考夫曼认为，这种狂热的新个人主义意味着人们对配偶的期望越来越多，因此相互之间的关系持续不长——如果能有开始交往的话。 埃彭道夫是个金发碧眼的柏林女人，有着晒成褐色的皮肤，并且嗜好旅行。她上午在一所小学教书，下午则去日光浴或睡觉，以便彻底地休息，然后去跳舞。她还不到50岁，她说她从未想过要象她母亲那样生活——放弃事业，以便照看家庭。而“我一直在做我想要做的事：过自己选择的生活。”
过自己选择的生活一点也不便宜。在像斯德哥尔摩、罗马或柏林这样的首都城市，房租很高，这意味着只有高工资的人才付得起自己的住房。按比例来算，有更多的专业人员独自生活：在法国五分之一的职业妇女独自生活，而在蓝领工作妇女中的比例则是十分之一。法国政府最近为那些二十多岁想搬出去住但又负担不起的年轻人拨款七千七百万法郎。巴黎银行家克尔戈莱的公寓使她能十分舒适地“无拘无束地读书、煮饭、写作和娱乐”。
社会学家考夫曼提到这种自由会令人上瘾，特别令妇女上瘾。他说：“在夫妻关系中，人们依然期待妇女做内当家。妇女要与这种观念斗争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她们能获取男女平等的唯一方法就是独自生活。”克尔戈莱并不排除结婚的可能性，但是她不会为了一个男人而放弃自己的自由。她解释说：“如果我要结婚，我仍要有自己的房间——一个属于我自己的自由空间。”
数以百万计的向往自由空间或喜欢独居的单身族使得欧洲房地产市场供给紧张。在未来15年里，英国的人口将会下降，但房屋的数量将会增长25%——这种增长主要来自单身族的需求。英格兰的东南部正经历主要的建房热：英国政府已授权建造860,000所新住宅，主要是为中产阶级而建。房地产经纪人注意到年轻单身族人数的上涨，这些人工作起来很疯狂并把家当成宿舍。在伦敦，为年轻人和以事业为重的专业人员建造的豪华综合楼群正拔地而起，这儿有小套公寓、健身馆以及便利的交通去享受都市的娱乐。 单身家庭促进了地区贵族化：地理学家说，当单身族搬进邻近地区时，咖啡酒吧、健身馆和饭店就一定会跟进来，并且当地的音乐、剧院和艺术馆也会繁荣起来。“单身族对法国的文化生活带来了真正的好处，”法国文化和通讯部的官员奥利弗·唐娜说道，“没有他们，那就剩下只愿呆在家里看电视的夫妇和家庭。”
妇女好象比男人更会享受单身生活。根据斯凯斯的观点，单身女人——与单身男人不同——倾向于住在单身朋友附近，形成新型家庭般的朋友圈。饭店、健身馆和咖啡酒吧就像酒馆一样起到客厅的作用——这种趋势使得都市妇女在过去的五年里成了英国酒业的主要支柱。相反，单身汉则倾向于呆在家里。斯凯斯说：“独自生活的男人是非常悲哀的。他们确实在看录像和喝啤酒。”
对某些都市年轻人来说，租看录像、碟片和品味啤酒是一种十分必要的逃避——特别是对于那些职业与新经济的有关的人，如：媒体、广告或信息技术。“我的工作就是交际，”凯瑟琳·爱德华说道。作为英国超级市场特斯科分部公共事务部经理，工作使她每周都有两三次的社交和宴请机会。“当我回到家后，最不愿意做的事就是交际。”体育促销公司执行董事理查德·穆尔把他的伦敦南区建于19世纪70年代的老房子当成他逃离工作的避难所。穆尔说，平静和安宁是如此难得，“我要独自生活直到遇上我心仪的女子。”
独自生活并不是指生活中就没有浪漫。乌普萨拉大学的社会学家简·特罗斯特研究了欧洲出现的越来越多的一起而又独自生活的LAT现象，也就是：决定在一起生活的双方选择分开居住。在工作流动性越来越大的社会里，专业人员经常在不同的城市里甚至在不同的国家工作，他们利用电子邮件、电话和周末见面来维持关系。那些曾经常为牙膏帽或尘屑等这类琐事争吵的已婚男女，倾向于和和气气地分开居住，而不是关系紧张地住在一起。 离婚或丧偶的人再次与他人和聚的时候，往往已有自己固定的生活方式和长期形成的复杂的个人需求。特罗斯特在假设一个讨论的情形时说：“是留下我的钢琴还是留下你的钢琴？是把我孙子和孙女的照片挂起来还是挂你的？而保留自己的房子就简单多了。”
搬出舒适的家到都市独自生活为商家提供了新的前景。过去，广告商最看重的是有两三个孩子的夫妇。斯凯斯说情况不再是这样了。如今的公司应该把高收入的单身族当成重要的市场。吵吵嚷嚷一家人围坐在饭桌边吃自家做的饭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英国人中有三分之一的人每周至少有四次独自吃饭——根据英国国家民意调查，他们更喜欢独自吃饭而不是与人一同吃。怪不得英国市场的便利熟食在过去五年里增长了一倍。
其它一系列为单身服务的项目也涌现出来，从带狗散步、安警报系统到为你浇花或在你宿醉时给你送阿司匹林和咖啡的服务机构，应有尽有。小型汽车、移动电话这类欧洲都市生活的主要工具，在欧洲单身族中拥有稳定的市场。博格斯电信\法国电信估计使用移动电话的人中有相当多是独自生活的年轻人。史马特车——为都市设计的小汽车——有四分之一是卖给那些经常换伴侣而不安家的20和30来岁的单身者。这正是销售商的梦想：一个具有十来岁孩子的渴望而又有中年人的银行账户的群体。独自生活的人们不必为孩子上大学而储蓄，他们乐意把钱开支在个人健身、海藻脂肪膜和高跟鞋等上面。斯凯斯说：“如果你居住在移动性较大的社会，你就要关心如何展现自我。外表不再是只有年轻人才关心的事了。而且单身族在这上面花得起。”
独自生活会带来自由，但是并不一定会带来轻松愉快的健康或更好的性生活。最近荷兰对19,000人的研究表明，单身族中患慢性病者要高出30%。从事该项研究的鹿特丹大学的伊内兹·荣格说：“结婚的人更健康，他们较少喝酒、抽烟。单身和离了婚的人更有可能会自杀，更可能会患有肝病、糖尿病或肺癌。”根据汉堡大学性科学专家冈特·施密特的观点，《花花公子》杂志所认为的单身是通向崇高性生活的途径的看法是不成立的。 冈特·施密特研究了3,000名德国年轻人的性生活，他推测90%的异性恋的性生活基于长期的关系。有一半受调查的单身者根本就没有性生活。根据施密特的调查，好的性生活在相当程度上是相互依托者的特权：只有40%的单身者说他们享受性生活，而有长期异性关系的群体则是80%。“单身者的性世界是暗淡的，”施密特说道。“他们非常努力地过一点点但又不能令人满意的性生活。”
当独身者上了年纪，生活就更艰难了。一旦他们退休，就没有工作来提供稳定的收入或社交生活。不健康的身体和对犯罪的担心会使得自由变成令人恐惧的孤独。在瑞典，一些群体发起了为单身或夫妇后半生而设计的50项合住工程。在国家拨款修建的位于斯德哥尔摩的费德克纳蓬“后半生”集体住宅里，感觉上不象老人院，而像大学宿舍，这里有嗡嗡作响的调制解调器、厚颜无耻的政治人物的漫画和穿着蓝色牛仔和凉鞋的居民。虽然每两个月人们确实要花上一周的时间积极投入炊事准备，但集体晚餐并不是强制的。然而很值得一去，还可以听听费德克纳蓬的55位居民吵吵嚷嚷地谈论着最近去爵士俱乐部、去古巴和印度南部的故事。
将自立引入老年社区已被证明很受欢迎：70岁的老人组有一份75人等候加入的名单，来自日本和美国的访客长途跋涉到此来了解瑞典的体面养老方法。“这样生活使得老人有自由，”梅特·基约斯塔德解释道。梅特·基约斯塔德离了婚，在她的两个孩子离家后住进了费德克纳蓬。 “对老人的子女来说是很大的宽慰——他们不会感到内疚。”存在没有内疚的家庭吗？这种迹象表明我们有可能正在经历一次巨大的社会变革。
Unit 3 Doctor's Dilemma: Treat or Let Die?
在特效药、风险性手术进程、放疗法以及特护病房方面的医学进展已为数千人带来新生。然而，对于他们中不少人而言，现代医学已成为一把双刃剑。
医生采用一系列航空时代技术进行治疗的能力已超过人体本身的治愈能力。从医学的角度来说，有更多的疾病能够得以诊治，可对于许多病人而言，复原的希望却微乎其微。甚至生死之间的基本差别也难以界定清楚。
不少美国人身陷医学囹圄，形同南韩拳击手金得九（Duk Koo Kim）的境遇。金得九在一次打斗中受到重击，人事不省，大脑停止运转，只能依靠人为方法赖以存活。经其家人允许，拉斯维加斯的医生切断了维持其生命的器械，死神便接踵而来。
医疗技术进步了，是力求生存还是注重生命质量，哪个目标更为重要，这一问题在全美的医院和疗养院里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归根结底，问题在于，医疗的宗旨是什么？”位于纽约哈德逊河上黑斯廷斯的社会、伦理及生命科学学会主席丹尼尔·卡拉汉说，“是真的要挽救生命还是要为病人谋取更大的利益？”
医生、病患、家属，通常还有法庭都不得不在医疗方面作出艰难的抉择。而这些道德难题往往最容易产生于生命的两个极端——生命开初的重病新生儿和生命终端的垂死病患。
这些因现代医学技术而产生的两难问题已不断催生出生物伦理学的新准则。如今，全美127家医学院中已有不少机构开设了医学伦理学课程，要在十年前，根本没人会去注意这个领域。不少医院的员工队伍都包含了牧师、哲学家、精神病医师以及社会工作者，以求帮助病人作出关键性抉择，而有二十分之一的机构专门成立了伦理委员会解决这些难题。
在所有特护病房的垂死病人当中，有约莫20%的病例，其当事人面临艰难的道德抉择——是继续尽力挽救生命还是改变初衷、听凭病患死去。对于是否要维持生命的治疗，不少病房每周大约要作三次决定。
现在就连死亡的定义也已经改变。既然人工心肺机能够代替心肺维持人的呼吸和血液循环，死神往往不会随着病患的“最后一丝喘息”或是心脏停止跳动而如期而至。因此，哥伦比亚特区以及美国三十一个州已经通过了脑死亡法，将死亡界定为“大脑停止运转”。
十几个州认可病患的“生存意愿”，即病患指示医生，如果病症医治无望则通过静脉注射或其他方式中止其生命。针对加州医生的一项调查表明，20%到30%的医生遵循这样的意愿。与此同时，一项重在为晚期病人提供临终关怀而非救治的安养活动在许多地区颇有发展势头。
尽管社会对于生死的理解有所进步，棘手的问题仍然存在。例如：一位87岁的老妪因受帕金森氏病神经系统紊乱病痛的折磨，严重中风，家人发现她已昏迷不醒。他们需作出决定：是将她安置在疗养院直至去世，还是将其送往医疗中心进行诊断、尽力救治。其家人选择了纽约城的一家教学医院。经检查发现，中风是由血管中的凝块引起的，可通过手术进行治疗。术后，她苏醒过来，却对自己的家人说：“你们为什么要将我带回痛苦的深渊？”她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两年后便告别人世。
另一方面，医生们表明，仅仅根据症状就对疾病结果作出预测往往是不确定的，而病患如果只是年老或是伤残的话，就应该给予挽救生命的治疗。伦理学家也担心，有了对某些特定疾病不予治疗的决定做幌子，死亡可能会变得太容易了，会将整个国家推至接受安乐死的境地。
对于某些人而言，看见别人依赖高科技术维持生命是极端痛苦的。今年早些时候，一位来自德州波提特从事乳品加工的退休工人伍德罗·威尔逊·科勒姆因对其兄长吉姆实施了安乐死而被判缓刑。吉姆不幸患有早老性痴呆症，昏聩糊涂的他只能无助地躺在疗养院的床上。在病患安乐死之后，他的遗孀说：“我感谢上帝，吉姆脱离了苦海。想到不得不用这种方式结束他的生命，我就特别难受，可我对此表示理解。”
新生儿治疗危机－在生命中的另一端，科技发展变革了新生儿救治技术，我们也不清楚人的生命何时可以在子宫外得以存活。二十五年前，体重不足3.5磅的婴儿几乎难以存活。如今的存活率竟然高达70%，而且医生们还要“抢救”体重仅有1.5磅重的婴儿。在治疗诸如脊柱裂之类的新生儿畸形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就在十年前，只有5%患有大动脉转位的新生儿可以存活下来——该病为新生儿最为常见的先天性心脏缺陷。而如今，该病的存活率却高达50%。
不过对于那些借助医学新进展而得以存活的婴儿而言，存活是要付出代价的。许多存活者都患有永久性的生理或心理残疾。
“对于重病新生儿进行治疗还是放弃治疗，这不是一个单纯的问题。” 黑斯廷斯中心的托马斯·默里说，“但我坚持认为，那种智力迟钝、有缺陷不足以成为任由一个婴儿死亡的理据。”
然而，对于许多父母而言，养育患病新生儿的经历已成为挥之不去的噩梦。两年前，一位亚特兰大的母亲生下一个身患唐氏综合征的婴儿；这个孩子还患了结肠。医生们拒绝了家长不实施手术的恳求，而如今这个孩子，严重智力痴呆，仍然饱受肠病折磨。
“每次梅勒妮腹泻的时候，她会嚎啕大哭，”其母亲解释说。“她生活不能自理，而我们总不能长生不死照顾她一辈子吧。我想将她从苦痛折磨中解救出来。我不明白为什么要不惜一切代价地强调活命。对医生和医院的做法我真是气坏了。我们觉得，不再维持她的生命对她而言是最好的解脱。那些医生有悖常理。我质问那些出言威胁如果反对其实施手术就会把我们送上法庭的医生：‘我们死后谁来照顾梅勒妮？那时候你们这些医生会在哪里？’”
改变准则－现代技术为人们提供了选择，进而从根本上改变了医疗的惯常做法。时至今日，大多数的医生都比较激进，他们训练有素，动用一切医疗器械医治疾病。如今，医生们需要解决的问题不仅仅是谁应该接受治疗，还包括应该何时终止治疗，这引发了不予治疗的趋向。
往往来自法律的威胁也是导致这种趋向的原因。八月份，两位加州医生被控谋杀了一名昏迷不醒的病人，据说他们切断了呼吸器，停止了病患的食物水源供应。1981年，一位马萨诸塞州的护士被控为一名癌症病人注射大量吗啡致其死亡，而此后她被宣告无罪。
不少医生深感自己身陷诉讼案件、政府法规和病患权益的交相围困当中。现代技术的确禁锢了他们的决策能力。最近几年，这些诉讼裁决均交由委员会解决。
公众措施－最近几年，关于医疗伦理规范的争执已经上升到了国家政策的层次。“这才让我们幡然醒悟，我们没有取之不尽的资源。”华盛顿医院中心的医生林奇说，“说到伦理道德，就自然要谈到钱。”
自1972年以来，美国肾衰竭患者均可以参与由纳税人所支持的肾透析治疗项目，该项目为所有肾衰竭病患提供了延续生命的疗法。许多政策分析员认为，该计划已经失控——它亟需14亿美元的资金来支持6万1千名病患。大多数病患都年逾五十，而约莫四分之一的人患有诸如癌症或是心脏病之类的其他疾病，有这种情况的病人在别的国家是不可能做肾透析的。
一些医院正在撤销某些挽救生命的治疗项目。比方说，马萨诸塞州总医院已经决定不再实施心脏移植手术，理由是——此类手术所需费用高昂，受助的病患寥寥无几。烧伤诊治病房——尽管成效尤为显著——也只能对极少的病人提供昂贵的治疗。
当医学家正在向治疗的尖端领域推进之时，医生和病患等相关人士仍将面临越来越多的道德两难境地，致使继续治疗还是放弃治疗的抉择成为现代医学的一个基本问题。
Unit 4 The Cultural Patterning of Space
不同的文化对空间有着不同的感觉。西方许多国家对空间的意识是基于对物体在空间的感觉，而不是对空间本身的感觉。西方人对形状和维度的感觉，就是空间是一种光线、颜色、视觉和触觉的领域。本杰明·沃尔夫在他的经典著作《语言、思维和现实》中，就用下面的解释来说明西方人为什么会以这种方式来感觉空间。西方的思维和语言主要源于以拉丁语为母语的古罗马文化，而这是一种基于实际和经验的体系。一般来说，西方文化已经采用古罗马人的思维模式，把客观“实体”视为主观或者内在经验的基础。一直到这种在知性上不成熟的古罗马文化受到希腊文化抽象思维的影响的时候，拉丁语才发展出一套意义重大的词汇—抽象的非空间术语。但是空间意识和具体化的古罗马—拉丁成分已经在西方思维和语言模式中保存了下来，尽管也继承了希腊人的抽象思维和表达能力。
然而，有些文化语言系统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就是从一套抽象、主观的词汇发展到一套更为具体的(concrete)词汇。例如，Whorf告诉我们，在霍皮语中，“心”这个字，是一个具体的术语，可它是在先有了“思维”和“记忆”这种抽象术语之后才形成的。同样地，尽管在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看来，客观的、有形的(tangible)“实体”一定要先于主观的或者内在经验，但实际上，许多亚洲和非欧洲文化把内在经验看成是对有形的实体感觉的基础。因此，虽然美国人被教导在空间中感知物体的排列和做出反应，会认为除非空间中充满物体，否则就是“被浪费了”，而日本人却被训练为对空间本身赋予意义，对“空旷”的空间赋予价值。例如，在许多日本艺术中，像绘画、园林设计、插花艺术等，布局的主要特性是日本人称之为美的精髓的“素雅”。一幅画包罗万象，而不是留有空间，这体现不出美的精髓(essence of beauty)。日本艺人常常画笔一刷(one brush stroke)，就呈现出一片天空；或者用一条简单的轮廓线条(simple contour line)绘出远处的一座山峰——这就是素雅。然而，在西方人的眼中，画中的大片“空旷”的空间使画显得还缺了点什么东西。
不仅仅是东西方在空间模式上存有差异。当我们观察西方不同文化中城市规划的时候，还体会各种各样跨文化空间的感觉。例如，在美国，城市的布局通常是沿着一个网格展开，轴心一般是南北向和东西向。街道和建筑物按顺序编号。当然这种安排对美国人来说是完美的。当美国人在像巴黎这样的城市漫步时，他们往往会迷路。因为巴黎的街道是从中央辐射(radiating from centers)开来的。此外，巴黎的街道是命名的而不是按序编号的，而且常常不用经过几个街区，街名就变换了。美国人对当地人如何能够到处行走大为疑惑，而巴黎人却显得行动自如。霍尔在《无声的语言》一书中认为：法国城市空间布局的特点仅仅是反映法国文化特征中中央集权的一个方面。因此巴黎是法国的中心，法国政府和教育系统高度集中。在法国人的办公室里，最重要人物的办公桌就摆在其中央。
空间文化模式的另一个方面涉及到空间的各种功能。在美国的中产阶层，特定的空间是为特定的活动而设计的。任何活动，一旦跨越其特定空间，人们立刻就会觉得不合事宜。相比之下，在日本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墙壁可以移动，房间使用的目的白天和晚上是不一样的。在印度，又是另一种空间使用的文化模式。印度的公共和私人场所在功能上均有优劣的概念。在印度的城市、乡村、甚至是家庭里，某些场所因为所从事的活动和使用这些场所的人的缘故而被认定是肮脏(polluted)或者卑劣(inferior)的。印度的空间是给隔离开来的(be segregated)，以便社会等级高的和等级低的、男的和女的、世俗和神圣的(secular & sacred)活动都分隔开来进行。这种模式沿用了几千年，在印度古城挖掘(uncover)出来的考古证据就说明了这一点。即便在现代的印度，这种空间模式仍旧相当的清晰和顽固，哪怕是在公交车上也要把妇女使用的空间隔离开来。如Chandigarh是印度的一座由法国建筑师设计的现代化城市。公寓大楼均按欧洲理念建造，但是住在那里的印度人却发现某些方面与他们以前居住的空间模式不一致。在印度工作的人类学家Ruth Freed发现，居住在Chandigarh的许多印度家庭都改造了他们的公寓，用窗帘把男人和女人的空间隔离开来。只有自家人时，他们就仍然依照传统模式在厨房里吃饭,而有西方客人光临时他们才启用客厅或是饭厅。传统的印度乡村生活在一周围墙里边进行,院子给每户人家提供了隐私的空间。然而，Chandigarh的公寓大楼,建有很多宽敞的窗户，从而折射出欧洲人对光线与阳光的重视。而许多Chandigarh的家庭却把窗户玻璃上糊满了纸张以便重建传统式院落的隐私空间。Freed认为这些传统的印度模式也许反映出人们对人口密集型环境的一种适应(adaptation to a densely populated environment)。
从整体上研究不同文化的人类学家已经察看到了时间观与空间观之间的联系。例如，正如我们所察看到的，美国人把没有活动的时间看作是“被浪费了的时间”，把没有物体的空间看作是“被浪费了的空间”。霍皮人再一次提供了有趣的对比。在英语中，任何表示地点或者空间的词都可以单独使用，能呈现出各自的特征而无需任何参照。例如，在英语里，可以说：“这房间很大”或者“美国的北方冬天很寒冷”。我们无需表明“房间”或者“北方”与任何其他表空间或地点的词语有联系。但在霍皮语里，地点或者空间地域的词语本身不能在句子里单独使用。霍皮人不能单独地使用“北方”这个词，他们得说“在北方”、“从北方”或者用另一种方式给“北方”这个词加上一个方向性的后缀。同样地，霍皮语没有一个单词能够被翻译成“房间”。霍皮语中的“房间”是词干(stem)，是意思为“房屋”，“房间”或“居室”词的一部分，但是不能单独使用，必须加上后缀才使这个词表示“在房子里”或“从居室”。霍皮语中像“房间”、“居室”或“大厅”这些表示空洞(hollow)空间的概念只有跟其他空间关联时才具有意义。霍皮人的这种空间感觉模式似乎与他们对时间的感觉模式相似。在西方文化中，各时段被认为是时间延续过程中的独立片段，而在霍皮语中却要将各时段连结成连续统一体。
人类学家不知道为什么一种文化会产生一种时空观，而另一种文化却会产生另一种时空观。空间观也许是对特定环境的适应：人口稠密的程度、耕地(arable land)的多少、像海与山这样的天然屏障(natural barrier)的有无以及一个地区特征性陆标(distinguishing landmark)的多少。例如，Eskimo人的环境是一片辽阔的雪原，几乎终年见不到什么陆标，于是他们的空间感就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他们得学会区分各空间元素之间的细微差别，因为这确实(literally)是他们远离家园外出打猎时赖以生存的技能。
某些文化对于空间感觉的一个重要方面就体现于人们所需的彼此感觉舒适却又不觉拥挤的“私人空间”。例如，北美人彼此感觉舒适所需的空间距离大约是４英尺。而阿拉伯人和拉美人反而是彼此靠近才会感觉舒服。因此，不同文化的人可能会无意间侵犯(infringe on)别人的空间感。正如不同的时间观可能会造成文化上的冲突，不同的空间观也会引发同样的问题。
Unit 5 Can You Raise a Polite Kid in This Rude World?
一提到无礼的孩子, 大多数人都会因回想起惹是生非的小孩以及其粗鄙的父母而皱起眉头。对去年夏天发生的一件事至今我还余怒未消。
我们住在一间带有小电影院的乡村客栈。每天晚上电影放映之前，我和丈夫都教育三岁大的儿子坐好别说话。除了偶尔小声问问题外，他都全神贯注地坐着。
然而，我们却没有办法听到电影的声音，因为有两个小孩在座位上蹦蹦跳跳、大声嚷嚷、还在过道上跑来跑去。我从来没有见到过他们的家长在场。就这样过了几个晚上, 有一次，我就跟踪这两个孩子到了餐厅。在那里有一男一女正清闲地吃着饭。
“你们的孩子在影院里到处乱跑，我们一家人无法看电影，”我说，“如果他们没有兴趣看电影的话，你可以叫他们离开吗？”那位父亲冷冷地看着我。“我们对使用客栈的设施付过钱了，”他说，“我们的孩子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我顿时目瞪口呆。这对夫妻看上去挺讲道理的，是什么让他们能够容忍如此明显的不礼貌行为呢？作为社会的一份子，我们是否已经变得一心只想着自己的需求和满足孩子的欲望从而忽视了他人的权利呢？
“看看如今的电视节目，傲慢和粗鲁几乎是家常便饭，”佛蒙特州立大学的心理学家托马斯奥肯博杰注意到
当孩子们被漫画人物《比维斯和巴特里德》的低俗、滑稽动作逗得大笑的时候，他们的父母也因辛辣的情景喜剧《有孩子的家室》和粗鲁的情景喜剧《罗斯娜》而哈哈大笑。其实，粗俗的行为不仅仅以喜剧性调剂的形式出现。人们不妨看看去年巴尔的摩“黄鹂”棒球队的第二守垒员罗伯多·阿洛马的恶心表现，他居然在几百万球迷面前，朝裁判约翰·赫什伯克的脸上吐口水。
所有这一切都似乎对孩子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通过比较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美国孩子的表现, 奥肯博克发现后者比前者更冲动、更叛逆。许多专家认为，核心家庭的紧张与忙碌，使得培养出来的孩子能给计算机编程却不懂得写封感谢信。
也有一些父母尽心尽力教导自己的孩子要有礼貌，但他们却吃惊地发现，家庭外所发生的事情轻而易举地就把他们的所有努力化为泡影了。亚利桑那州斯科斯岱乐市的利恩·艾库特对这一点非常了解。有一天，她11岁的男孩发现他姐姐在他房间里使用他的电话时说：“把电话挂了，”他大声嚷嚷，朝她骂下流话。艾库特赶快跑到她儿子的房间。“你无权这样对你姐姐讲话，”她斥责他说。男孩耸耸肩，辩解说他有一个朋友在和母亲争吵时也用这种下流话骂她。艾库特坚决地说：“在我们这个家里绝不能说脏话。”
尽管父母无法让自己的孩子免受外界的影响，但专家们认为，父母只要有耐心、有毅力，就能做许多事来使得自家的孩子在这个充满野性的世界里变成完美的人。
树立一个好榜样
有一天，当一个十六岁的佛罗里达州女中学生练完排球回家时，她显得忐忑不安。“出什么事了?” 她母亲问道。女儿解释说，教练选择了其他女孩子而不是选择她最好的朋友参加校队，她朋友的母亲大发雷霆。在开车回家的路上, 她母亲火冒三丈, 当着女孩子的面, 一边诅咒一边用各种脏话谩骂这位教练。
许多家长都似乎是采取一种“不管对错，都是自家孩子好”的态度，其结果往往是破坏性的。“作为父母，这意味着自己已经成熟，能够帮助孩子适应各种不如意。”艾库特说，“当自己的孩子不是得到第一名时，父母亲如果不能接受这个事实，那么他们就等于发出了这样一个信息，即当你受挫时，你责备挫折的原由而不是寻找解决的办法。”一些家长不但没有鼓励孩子努力学习，争取好成绩，反而责怪老师。孩子违犯了校规，他们不但没有责罚孩子，反而攻击校规。
专家们说，最好的教训是教导孩子们，虽然他们不能每次都控制住结果，但是却能够控制住自己的反应。仅仅意识到礼貌问题是不够的，孩子们必须学会要将礼貌表现出来。《礼仪小姐》的专栏作家朱迪思·马丁说，讲礼貌不是简单地说“请”和“谢谢”就行了，而是要不自吹自擂、不背后骂人，要赢得光彩、输得体面，要尊重每一个人。
当然，如果做父母的脾气乖戾、对人苛刻而粗鲁的话，那么怎么训练孩子也难使得他们讲究礼貌。这就是为什么专家们认为教育孩子讲礼貌最好的办法就是作为父母者自己要有礼貌。
父母要特别注意不要信口开河，以免日后惊讶地发现同样的话在孩子们的口中说出来。假若妻子叫丈夫闭嘴，父亲骂邻居笨蛋，那么他们的孩子也会用同样的方式和他们说话。
“如果我们自己都不表现出彬彬有礼，怎么期望孩子们会彬彬有礼呢？”礼仪作者兼“举止女士”专栏作家玛丽·米切尔说。
鼓励和赞扬
“你这个垃圾虫，从不打扫房间。”“赶快写感谢信，要不你别看电视。”“你竟敢朝我提高噪门说话。”大多数父母都对孩子们说过这样的话。他们的用意是想让孩子改正自己的行为。但为什么却偏偏一点效果也没有呢?
孩子的粗鲁行为常常是不在意的结果, 而不是出于故意。动辄批评、咒骂和大声命令，只会让孩子生气和心存戒备。父母们强化了这种观念：不施压，孩子是养不成好行为的。
有一种方法比较好，耶鲁大学心理学家艾伦·卡兹丁称之为鼓励和赞扬。父母事前用平和的语气告诉孩子他们希望他怎么做：“今天我们要去拜访玛丽阿姨，如果你能在进门时跟她握手，并在吃饭时帮她拉出椅子，我将为你感到很自豪。”事后还要表扬孩子：“我真的很喜欢你跟阿姨握手和帮阿姨入座的样子。”卡兹丁说：“经常给予孩子鼓励和表扬，到一定时候，你就不用鼓励，只需表扬就行了。”
但是要是孩子做出了无礼的行为又怎么办呢？“用家规来批评孩子，改正错误，” 礼仪顾问琼·霍珀建议说。每个家庭都应该有一些大家都认可并愿意遵守的基本规矩。
所以不要说：“你怎么这么不懂礼貌，不要把胳膊肘放在餐桌上。”而是父母一方简单地说：“我们的家规是不能把胳膊肘放在餐桌上的。”批评要对事而不对人，从而孩子不会产生防御心理，改正错误的要求听上去也不像是一种命令。
用这种办法进行批评往往很有效。康涅狄格州西哈特德市15岁的埃伦·威克斯就是例证。每天早上，她的父母或她朋友的父母总会开车送她们几个孩子去上学。上车时，埃伦总是一声不吭地一头扎进后座，一言不语地坐着，抵达学校后匆匆下车。
有一天早上，其中一个女孩的父亲在开车，当埃伦跳上汽车后，他就转过头去问：“怎么没人对我问‘早安’？”“我以前从来没有从他的角度去考虑过这个问题。”埃伦承认说：“我很高兴他告诉我们他的感受。”现在她和其他孩子们只要一上车就会说：“早上好”。
共进晚餐
科雷特·杰斐逊一家的情况跟美国许多家庭一样。他们住在西弗吉尼亚州韦斯顿市，有两个孩子，作为家庭主妇的她常常没有足够精力将一家人协调好，坐在一起吃个晚餐。8岁的儿子要打垒球和踢足球，而她丈夫一周要有两个晚上参加联赛。“相聚在一起吃晚饭很重要，”她说：“但是我到现在还无法做到这一点。”
专家们说，每天半小时到一小时全家坐在一起也许是父母能为孩子们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合作、守时、谈话技巧以及尊重他人等都是坐在餐桌旁学会的，”礼仪教师蒂法尼·法兰西斯说。
即使一家人不能每晚在一起吃饭，至少他们应该一周相聚一到两次。这意味着接通录音电话和关闭电视机。“作为一家人来说，晚餐时间不仅仅是吃东西而且还是分享一天的活动，”玛丽·米切尔说。此时此刻，父母亲和蔼地将他们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传授给孩子们，而又不让人感觉是在说教。
培养仪式
尊重他人、为人谦虚和公正无私等种种品质，只能产生自日积月累的技能，而这些技能是父母对孩子们多年来通过共同的经历和回忆所教导出来的。孩子成年时，如果回忆中只有电视、“小棒球队”和生日聚会的话，那么当真正考验人的品格的时候，这些孩子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依托了。“除非孩子们知道自己是谁、来自什么地方，否则，一切都是装出来的，”礼仪专家贝蒂·乔·特拉基玛斯说。
印第安那州卡美尔市的迪克迈耶夫妇将每周五晚上定为和三个孩子们共度“家庭夜”的时间。一家人常常玩跳棋或者玩捉迷藏游戏。“孩子们喜欢‘家庭夜’，”孩子的母亲特里萨说。
玩捉迷藏游戏真地能教会孩子们懂得礼貌吗？特拉基玛斯和其他一些人认为，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这将告诉孩子们，父母是关心他们的，愿意花时间陪他们玩。孩子们得到了爱，也将学会去爱他人。“讲究礼貌不是关于正确地使用叉子的问题，”礼仪教师帕特里夏·吉尔伯特欣兹同意这种说法，“讲究礼貌是关于为人友善的问题——会向人问候、与人合作并且乐于奉献。而这一切，孩子都是从父母身上学得的。
孩子们不会自动激起学习讲究礼貌的热情，可他们也没有理由把礼貌看作是一大堆烦人的条条框框。良好的行为举止是儿童教育的基本构件。“一旦规则成了第二天性，它就赋予我们自由了，”米切尔说，“如果迈克尔·乔丹要不断地提醒自己注意有关篮球的规则，他怎能把球打好呢？”
朱迪斯·马丁赞同这一观点。“一个有礼貌的孩子长大成人后，能够结交到朋友、有约会可赴、有工作可选，”她说，“因为人们会对良好举止给予回报。良好的举止是全人类行为的共同语言。”
Unit 6 The New American Dreamers
她是现今年轻女子的典型——自信外向、知识渊博、做事投入。在学校、教堂或是社区她积极活跃。她也许有一大帮朋友或是寥寥几个密友，但却对朋友和友谊忠心不二。对于现今年轻人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譬如计划未来、亲昵关系、两性行为、毒品酗酒等问题，她行事老道，并且谈论起来认真严肃、思路缜密、直截了当。她想掌控自己的生活，试图弄明白从哪里起步，通过何种方式达成自己所追寻的目标。总之，她深信，如果计划周密、工作努力并且决策正确，她就能在自己选定的领域获得成功，拥有自己所渴求的优越物质条件，最终如愿以偿地嫁人；而且，极有可能养几个孩子。正如此话所云，她计划“该有的全都要有”。
她住在美国各大城市及其周边地区，新英格兰的城镇，南部和中西部的小型城市以及西部海岸地区。她来自一个中上阶层的家庭，源自中产阶级、劳动阶层甚至有时来自贫苦阶层。确定无疑的是，她得到这样的启示，即如今的妇女应该充当自己生活的主角。她展望未来，将自己视为中心人物，计划自己的职业生涯、公寓住所和成功故事。这些年轻女子不会将自己视为他人生活剧本中所充当的配角；那是她们自己所经营的历程。她们着眼于自己的抱负、自己的希望和自己的梦想。
贝思·科南特是一名16岁的中学三年级学生，与母亲和继父同住在富足的新英格兰大学城。她有五个兄弟，四个是哥哥，一个是比她小好几岁的弟弟。母亲是一位图书管理员，而继父是个证券经纪。作为一名重点公立中学的一年级学生，她希望上大学，如果可能的话，去耶鲁大学学习戏剧，“就像梅丽尔·斯特里普一样。”她想住在英格兰，从事一段时间的表演，可能演些莎士比亚的戏剧。她希望到25岁的时候能住在纽约，拥有自己的公寓住房，一边兼职打工养活自己一边开始自己的演艺生涯。她想拥有“了不起的一生”，能够“真正独立”，具备“所有属于自己的物品——像是高档家具，一切自我风格的东西。”
到了30岁的时候（“那真是让人厌倦”），她感到自己需要理智一些，因为她很快会受到束缚。她希望到那个时候，自己的职业将会“开始有所起步”，并且可以得到一些好角色。到35岁之际，她会有个孩子（“有可能先结婚”），正在纽约工作，在乡村有所房子。她如何能应付这一切？她的丈夫会分担责任。她不会是一个“超级母亲”。两人将共同照顾孩子。丈夫不会将此视为帮忙；这会是他俩的共同职责。而且，如果她不能匀出时间给孩子，她不会生养小孩。如有必要，她会工作一段时日，再生育孩子，而此后“一年拍一部电影。”
艾米·莫里森是一位娇小黝黑、年仅15岁的中学二年级学生。她住在俄亥俄州。她的母亲在做兼职，而父亲为当地的美术馆工作。她打算上医学院，希望成为一名外科医生。她希望等到自己找到一份稳妥的好工作才结婚，但却表明有可能会和某人同居。她不能确定自己是否要孩子，但却坚称自己渴望成功，赚大钱，拥有小车。实际上，她原本想当医生，“主要是为了赚钱”，可如今她声称，是因为其他的因素才吸引自己从医。
杰奎琳·冈萨雷斯是一位文静沉稳的19岁墨西哥裔美国女孩，是南加州一所社区大学的一名二年级学生。她将自己的父亲描述为“一位个体承包商”，说自己的母亲是“一位家庭主妇”。杰奎琳，在6个孩子中排行老五，是她们家第一个上大学的孩子。在她四个兄弟和一个妹妹当中，只有她的妹妹读完了中学。杰奎琳的目标是就读法学院，而后便私人执业。当她展望自己最终会结婚，有“一两个孩子”之时，工作、职业成就以及一种中上阶层的生活方式对她的未来规划则至关重要。
如果说在过去，甚至是时至今日，妇女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希望通过婚姻找到她们的自我身份，“通过一个男人将其从所有女人中挑选出来以寻求对［她们］独特性和重要性”的认可。那么，新一代美国梦想家开始寻求自我实现的方式是全然不同的。在她们的未来规划中，将身份确立同亲密关系分离，声称她们必须首先弄清楚自己的身份，然后，也只有到了那时她们才能同一个男人配成对。在我所采访的年轻妇女当中，新一代美国梦想家们意图在建立一种重大而长久的亲密关系之前，能闯出一条自己的路，决定自己的命运，其用意各不相同。
如今的年轻妇女不需要像贝丝那样来自中上阶层的家庭，像艾米那样来自中产家庭，或是像杰奎琳那样来自劳动阶层的家庭，梦想着过“美满的生活”。即使有诸多不利条件的年轻女性也将物质上的成功视为最终实现梦想的重要指数。某些人似乎觉得成功就在那里唾手可得。总而言之，她们大多提到最享有声誉、报酬最为丰厚的职业，任何阶层的妇女都极少提及诸如教师或护士之类的传统女性职业。一位生下一名4个半月婴儿、年仅16岁的亚利桑那州的未婚母亲期望“在一家银行或是一家电脑公司工作”，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子”，“一部漂亮的车子”，还有能力为儿子“买漂亮衣服”。她想自己将来会同别人约会但不会结婚。“现在没有太多结婚的压力。”她说。
然而另一位年仅17岁的黑人未婚妈妈则希望成为一名“职业模特”，赚“很多钱”，能够“富有”，也许再生一个孩子。当问到在她的人生规划里是否想过再有男人，她回答说：“不知道。”
一位18岁西班牙裔的未婚妈妈则希望在一家大公司“自己做老板”，有一个“美丽的家园”，送女儿上“最好的学校”。她想，用她的话说，“身体力行、功成名就、获取财富。”
这些年轻女子聪明伶俐、心思缜密、美丽动人。而她们都是美国人的精粹：她们相信只要工作足够卖力就能在美国社会“获取成功”。不论她们来自什么阶层，她们都梦想往上爬，过上一种可以自己恣意选择和充满物质享受的舒适生活。中上阶层的妇女甚至幻想过着更为中上阶层的生活；中产阶级和劳动阶层的妇女所期望的生活则是享有更高的社会地位，她们几乎可以享有所有渴求的东西；而一些来自物质贫乏和充满其他问题的家庭的妇女就梦想诸如《朱门恩怨》、《豪门恩怨》或是《律政风云》中描述的生活。据一位年轻女子说，她的一些朋友决意要成功以至于她们“害怕会爆发核战争，害怕会在她们有机会过上梦想生活之前丢掉自己的性命。如果爆发核战争，她说，他们不会存活到成功的那一天。
年轻女性是我们美国梦最新的一批忠实信徒。她们对璀璨未来的蓝图深信不疑。她们中有不少人将自己视为职业女性，穿着光鲜，拿着公文包去上班，然后回到舒适的房子或公寓，可能有个细心周到、充满爱心的丈夫和两三个彬彬有礼的孩子。这样的梦想有多普及？又有多实际？最新的美国梦有什么用？那些觉得自己的梦想会推迟的人又怎样？那些毫无梦想的人又如何？正如夏娜尔5号香水广告过去常说的，那些“分享梦想”而又无甚机会或是毫无机会实现梦想的那些人又会怎样？
也许西蒙·贝克难以实现的梦想是最令人心酸的例子。她是一位来自路易斯安娜州、充满活力、聪明伶俐的18岁黑人女子。母亲是位失业的女裁缝师，多年来靠福利救济过活，父亲是一位瘾君子。西蒙自己从5岁起就对这样那样的毒品上了瘾。她一直在吸毒场所进进出出。尽管上学上了好几年，也通过了各级考试，但她还是几乎不会读书写字。当我在戒毒中心遇到她的时候，她正努力摆脱毒品，以便能够加入劳工部青年职业培训中心，读完中学，接受某些职业培训。考虑到这样的背景，她的梦想就显得非同凡响，以至于她似乎成了霍雷肖·阿尔杰笔下另一个时期脱贫致富传奇的典范。当问及她将来想过什么样的生活时，西蒙眼里泛着光亮，立即答道：“我想成为一名模特，有一个极可意按摩浴缸。我希望有一个大大的，大房子和大家庭——有三个女儿和两个儿子。”
“那你的另一半呢？”我问她。
“他要是个律师，有责任感、工作勤勉、在乎我的感受。我俩共同分担责任。他会带儿子出外踢球，而我则带着女儿在家做饭。那才叫美梦成真。”
西蒙的梦想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新旧混合体——现代版的《青梅竹马》。而她甚至大声谈论在治疗解决个人问题的这个时代大多数女人所拥有的最大梦想——她要找到一个“关注”自己“感受”的男人。她过着与传统中产阶级不同的生活，然而当这种生活在20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间得以规划发展的时候，它就成了上等生活的完美典范。可对于西蒙而言，这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梦想。任何一个人希望生活不会是那个样子；听着她倾诉，看着她快乐，希望只要想一想那样的一种生活，就会沉迷其中，极度渴望所有的梦想成真。那样的景象清晰可见：郊区一处白色的房子，前门是铜制门环，秋日的草地铺满落叶，男孩子们同出色的丈夫/父亲在踢球，而西蒙有时去担任超模，有时呆在家与女儿一起做饭。然而我们知道，如此非凡的梦想简直是不可能实现。然而，也许……
新一代美国梦想家接受和传送的一个重要信息就是一种乐观主义——她们可以实践自己生活中所渴求的一切的那种感觉。当然，不少美国人——不只是年轻人或是年轻妇女——具有一种对于未来基本的乐观主义态度。在历史上，美国人相信进步是大势所趋，甚至是不可避免的，他们坚信有掌控自己命运的能力。在展望未来之时，年轻人毫不含糊，梦想过“美满生活”，向上等社会迈进，享有物质财富。虽然就历史而言，年轻妇女远不及男人那般掌控自己的生活，但在过去的25年以来，她们一直受到鞭策，越来越多地操控自己的工作环境和私人生活。毋庸置疑，新的美国梦已经深入人心。
安吉拉·道森，一位来自南加州16岁的中学三年级学生，总结了新一代美国梦想家的观点：“这是你自己的生活。你得靠自己打拼。在中学阶段你就必须就决定自己想要的东西，作好大学教育的计划，以此为起点，你基本上可以获取你所渴求的东西。如果工作足够卖力，你就会达成目标。你必须掌控自己的生活，然后呢，反正一切都会得偿所愿。”
Unit 7 A Son's Restless Journey
时至今日，小布什还老是说他在耶鲁的日子过得很愉快，并不记得有什么不开心的事。但也不知道自什么时候起他还是添了些忿忿之意。布什后来常常批评那种知识分子“自命清高”以及“唯我独尊”的习气，这股风气起于美国东海岸的一些自由主义组织，60年代的时候席卷了像耶鲁大学等各个高校。早在1964年，他就跟耶鲁大学的牧师，新秩序化身的威廉·斯隆·科兴有过交锋。此人利用自己在Andover和耶鲁学生联谊会的经历成为一名狂热的激进分子，怂恿学生抵制服兵役。1964年，布什的父亲在得克萨斯州竞选参议员时输于拉尔夫·亚伯拉，事后科兴跟他说：“我了解令尊大人，他是技不如人呀。”布什每次回想起他说的这句话，心里便苦涩不堪。对布什而言，科兴身上体现出来的正是这种东海岸自由主义的“沉重”和“过失”。
那时，耶鲁大学的学生为对付征兵的事而感到无尽的苦恼。此时的布什对自己的意图倒显得寡言少语。自愿赴越作战是需要勇气和彻底的反抗精神的，大学生里几乎没有听谁说想去打仗：据传耶鲁大学生中死于摩托车祸的人数比死于1969年那场战争的人数还要多。又据布什耶鲁大学的朋友罗兰德·贝茨讲，小布什不想让他的父亲在政治上难堪，他找了个既体面又简单的办法让自己得以解脱，加入了得克萨斯州国民警卫队。
离校后的布什多少感到有点乏味和无聊，他觉得在得州国民警卫队学习驾驶那些已经淘汰的F102s飞机实在没多大意思。一天晚上他酒后驾车，一头撞在自己在华盛顿家门外的几个垃圾桶上，醉醺醺地和他的老头子扭在一处，嘴里还一面挑衅地嚷嚷：“要不要一对一的来？”父亲自然不必与儿子打斗，只一句“我感到失望”已足令小布什不寒而栗。在接受新闻周刊采访时，布什回想起他父亲当时那无言的嘲讽，仍然显得十分惶惶不安。巴巴拉·布什说，孩子淘气时，他丈夫往往采取“静处理”的方式，他会掠过老花镜盯着孩子们，冷冷的目光里透射着不满。尽管如此，父亲还是给予他的孩子们自由成长的空间。小布什获得汽车驾照时，他的父亲不顾母亲巴巴拉的强烈担忧，欣然准许他从得州驾车到缅因州。布什家的小孩“明白他们的父亲信任他们而他们的母亲则不然”，布什夫人每每回想到这里，不觉莞尔一笑。
小布什认定自己的事自己做主，所以他没有把申请攻读哈佛商学院的事告诉他的父亲。在“反商”的70年代早期，被誉为“资本主义的西点军校”的哈佛商学院并没有出现那种考生门庭若市的盛况，因而，即使布什的成绩平平，无法进入他首选的得克萨斯州法学院，他还是考入了哈佛商学院。在哈佛，布什穿着国民警卫队的飞行夹克和牛仔靴，坐在教室的后排，口里一面嚼着烟叶，一面往纸杯里吐，全然一付桀骜不驯南方佬的模样。然而，他的自律性格这时已经初露端倪，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来愈明显。他坚持不懈地做着繁重的社会工作，尤其是那些涉及人类组织和行为课程的工作。这里有关人事组织和管理的正规课程只有在布什担任Andover预科学校啦啦队队长时才深有体会过。他的基本领导方略在哈佛未来CEO的培训园里得到了发展，其核心之处在于对大的规划多思量，对小的细节不纠缠，知人善任，行事果决。时至今日，布什看的是摘要之类的书，读起来走马看花，他更喜欢听别人给他念书而不愿自己来看。朋友们说他善于切中要害。如果布什看起来没有克林顿或戈尔那种类型的人那么基础扎实的话，那他在哈佛所受的教育便难辞其咎了。
小布什今天几乎从不提及哈佛，他厌恶大学里那种在他看来自由散漫、矫揉造作的气氛。周末的时候，布什常在波士顿南希·艾莉斯姑妈家痛斥康桥的“自命不凡”。他渴望回到得克萨斯州。这时他的同学都涌向华尔街，而他再一次追随父亲的足迹，去油田寻找工作机会。在米德兰石油名人堂里至今一直高悬着老布什的肖像。
小布什经常与人谈起米德兰的“企业家”精神，在那儿一个俄克拉何马大学地质学的学位比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的还要值钱，耶鲁的Andover被他的朋友戏称为“弯倒了”。但布什几乎算不上白手起家的类型。在许多方面米德兰成了他的庇护所，在那儿他的老关系和旧交情使他的生活远比在东部与自命不凡的学究争斗安逸而且稳定得多。他喜欢称颂石油“创业者”的冒险开拓精神，然而布什自己的本钱大多来自于他父亲的朋友和耶鲁的老同学。他是个十分谨慎的石油开发商，专找靠近已出油的油井周围打井，实际是寻找单口、双口井，而不是全垒般的油井区。即便如此，他还是时运不佳，不像他父亲初到德州时那般恰逢其时，春分得意。由于布什在生意上遭受了一些严重的挫折，也就只好任凭朋友们把他的阿巴斯托公司戏称为“我破产了”公司。
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早期被看作是布什困惑茫然的时代，那时的他浮躁不安、青春蠢动，漂泊不定。他装束的全然一个大二学生的模样，脚上蹋着中式拖鞋，身上穿着朋友摈弃的衣服，噼里啪啦地满城转悠。“如果你打算扔掉一件衬衣，他总会问：‘嘿，你是不是要扔掉那件？’”他的朋友查理·杨格回忆说。布什也喜欢在烧烤的时候喝啤酒。然而他是胸怀大志的，他似乎从最初的时候起就感觉到了政治对他的召唤。1971年，布什想在休斯敦想玩一把竞选众议员，后被他的父母和其他一些有识之士劝止了。1978年，他发起了一场颇为艰苦的竞选众议员的运动，结果他仅以几票之差输给了肯特·汉斯。这个伶俐过人的家伙，挖苦哈佛和耶鲁的教育，讥笑布什的跑步爱好。“我显的太土了，下不为例。”布什说道，从此人们都知道他说话就像嘴里含着块东西。
布什参加竞选，除了他的家族大名外没有其它任何特别资历。然而他似乎有点淡忘了他家庭关系的政治力量，在Andover他从不吹嘘他家庭的显赫。一个朋友得知他祖父是美国参议员时大吃一惊，但这时他只耸了耸肩膀说道：“我以为你早晓得了”。在78年的众议员竞选之前，他进了共和党举办的“候选人学校”。现任加利福尼亚州众议员的戴维·德莱尔回忆起年轻时的布什曾经激动地告诉他说：“我找到了一个最好的办法来筹集竞选经费。叫你母亲按圣诞贺卡的名单去信就可以了，我搞到了35万美元！”布什似乎没有想到并不是每个人都像巴巴拉·布什那样拥有如此众多参议员、政治家和共和党重要资助人的名单。
这一期间，布什挑灯夜战，他显然在探寻人生的某种规律和稳定性。在妻子劳拉身上他找到了这些东西。劳拉是个图书管理员，举止稳重端庄，容貌娇好。对布什家族的那种几近狂热的好胜性格，她已经见怪不怪。在老布什夫妇在缅因州的住所Walker’sPoint，当作为一家之主的多萝茜祖母用淡淡的眼神望着劳拉，问道：“你在干吗？”劳拉同样不动声色地回答：“我在读书”。不久劳拉请布什参加教堂晚宴，据报道说劳拉问布什要选择“酒还是我”，籍此帮助布什戒了酒。另一条消息透露说，他今天称为“密友”的丹·依万斯滴酒不沾，是社区圣经学习的重要的支持者。
布什的新信仰并没有改掉他身上玩世不恭的天性。某个礼拜天教堂里正在布道时，他身上响起“嘟嘟嘟”的声音，搅扰了他周围的会众们：原来是他一直很不耐烦的拨弄他的手表，给牧师的布道计算时间。布什几乎没有怎么磨平他性格的棱角。他家的一个朋友说他至今还会变得“狂躁不安”，这个朋友又补充道：“妻子劳拉就会说：‘哦，乔治，你能不能出去跑一跑？’”布什的家人明白，保持冷静是对他意志的一种考验。“他很容易失控，”他的妹妹Dorothy向《新闻周刊》透露说，“他一直讲有个胖家伙正企图从他的身体里跳脱出来，但他的自制力确实是大得惊人。”布什尚未完全驯服他的脾气，当他天生的乜斜的眼睛眯成一条缝时，他可能就会六亲不认了。据悉，他曾经对那些直言不讳写过布什家族文章的记者大发雷霆。
布什一直想方设法使其父高兴。一些朋友相信他戒酒的部分原因是他不想让他的父母感到尴尬。据称在一次家庭晚宴上喝醉时，乔治·布什转向身边的女主人问道：“50岁后的性生活是怎样的？”在1978年，他的父亲开始为竞选总统紧锣密鼓忙活时，布什举家搬到华盛顿为父亲助阵。在竞选过程中，他加强了对“这个人“的忠心，他说的这个人是他的父亲，有时他的忠心几乎有点太狂热了。他与他父亲88年竞选班子的总策划人政工老手Lee Atwater配合默契。Lee才华横溢，生性顽劣，凭着他那不拘常理、入木三分的幽默早该是在Andover时布什群体的座上嘉宾了。
虽然老乔治·布什有时不满他儿子意气用事，说他太“浮躁”(feisty)，他还是很有耐性让儿子走自己的路，而儿子一旦做到了这一点，他就感到无比自豪(was intensely proud when he did)。为了制作录像以便在本周大会上播放，他接受了采访。当他被问道：“您为自己的儿子自豪吗？”，老布什总统竟然哭出声来，使得摄像镜头只好被移开一会。布什父子都是情感丰富的人。那天早晨，就在小布什就职得克萨斯州州长的典礼上，父亲将他在1943年赢得海军徽章后祖父送给他的那个袖口链扣传授给了小布什，这让他激动不已。他把这个故事讲给《新闻周刊》的记者的时候，眼眶里饱含着热泪。
老乔治·布什总是呵护、信赖自己的儿子。而且，人们会觉察到，随着时光的推移，他们之间的关系更为融洽轻松。小时候，小乔治不耐烦陪父亲一起钓鱼，哪怕是几分钟的时间。在《新闻周刊》采访他时，布什模仿他随父外出钓鱼(fishing expedition)时自己孩子气十足、没好气地对父亲嘟囔：“哪有什么鱼！骗人！”可如今，他可以在水面上一钓就是几个钟头，一边和老头子大谈政治，发掘(tapping)父亲的经验与智慧。例如，有次垂钓时，布什苦苦考虑(mull over)某个竞选伙伴——可能就是Dick Cheney——他求教父亲：“如果有人说‘不’，这是他的心里话吗？”
一两周前，布什像往常每天一样，坐在竞选座机的后部与记者们聊天。“昨晚你喝酒了吗？”他与自己青睐的女新闻制作者打招呼：“为什么你要戴墨镜？”她嫣然一笑。（他也时常拿她的恋爱开玩笑）。与传略记者一起时，他即兴把一个询问关于他在哈佛商学院经历的问题变成有关工商管理硕士的演讲。“我们要争取工商管理硕士的选票！工商管理硕士们团结一致！全美国的工商管理硕士联合起来！”他故意摆出一副胜利者模样振臂高呼。他能娴熟地应对新闻界的常客们，不时与他们逗乐取笑（他给大多数人取了绰号，如《纽约时报》的Frank Bruni被戏称为“Panchito”。他热情诙谐，思维敏捷，尽管疲惫不堪的记者们并不想去喜欢布什，但他们还是禁不住为他所吸引。大多数家族的传奇经历一两代人之后就无声无息了，但布什家族成员们似乎继续在演绎着这个传奇。他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凭着某种憨厚中透射出的魅力、为国效忠的强烈而无声的使命感以及对胜利无比深切的渴望。
Unit 8 Sex Roles
戏剧中的角色是演员所扮演的角色，包括剧本规定的某些行为以及走路、说话、表达感情的方式等等。性别角色是个人在社会舞台上扮演的角色――因为自身性别而被认为是否得体的感情和行为模式，其“剧本”来自社会对男性本质和女性本质的期望：男人应该勇敢、强壮、上进、好胜，并且情感不外露；女人应该温柔、关爱、顺从、依赖他人，并且善于表达情感。
性别角色以社会准则为基础，社会准则是一个社会内部可接受的公认行为标准。这些准则――如男人应该控制情感、女人应该顺从――不仅影响我们对于他人的判断，而且影响我们对自身的判断。因此，如何你是一个在情绪激动时会流泪的男性，或者一个会控制课堂讨论和争论的女性，你可能对自己判断严苛，因为你已经内化了传统的性别角色假设。因此，性别角色是我们关于自我认识――性别身份――的一部分。
性别角色引发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强烈兴趣。心理学家主要集中研究与女性气质、男性气质相关的“内在”特征和刻板印象，而社会学家则强调“外在”行为或社会交往模式。例如，某个研究美国雇佣劳动力的社会学家会指出大部分的卡车司机都是男性，而大部分护士都是女性。家庭社会学家则研究儿童监护权诉讼的判决倾向，即假设母亲天生就比父亲擅长照顾孩子。
性别差异是怎样产生的？性别角色是否源自两性生理差异？或者说，由于文化和社会的影响会导致男女学会不同的行为方式？
我们知道，在数学和理科学业测验中，作为整体而言，女性的成绩一贯比男性的要差。（注意我们说的是“作为一个整体”；有些女性的得分特别高，而有些男性的得分却非常低。然而，女性的平均成绩总是会比男性的平均成绩低一些。）
这是否意味着女性的大脑运作不同于男性，不具备同样解决数学难题的能力？还是意味着长期以来一直限制女性得到任何形式正式教育的男性权力结构至今仍禁止女性进入传统上专属于男性的数学、科学领域？或者是因为女性担心在数学、科学领域有所成就，会减少她们对男性的吸引力，因而失去了对这些学科的兴趣？
简言之，传统性别角色的形成，是因为“自然”（生物差异）还是“培养”（文化和社会化）？或是两者兼有
勿庸置疑，两性之间存在生物差异。但是，当我们试图建立这些生物差异和男女行为之间的联系时，就产生了争论。具体来说，生物是否限制某个性别、或两性的潜在成就？
男女在基因结构上是不同的。女性有两条“X”染色体，男性有一条“X”染色体、一条“Y”染色体。关于基因和行为之间复杂联系的研究正在进行；目前还不清楚染色体结构的差异会怎样影响男女行为。我们确实知道基因结构决定身体发育。男性普遍比女性更高、更重、肌肉更加发达；女性乳房发育，能够生育，而男性不能。
我们不无理由进行这样的假设：早期社会中，男性打猎、从事较为繁重的体力劳动，因为他们更适合做这些事情；女性养育孩子，因为食物匮乏，而她们能够哺乳。或许，这些社会中男女行为模式上的差别是由于对环境的适应，就是说，在维持生存是当时全部生计的情况下，这些特征帮助他们生存、繁殖。但是，在工业化时代，当机器完成大部分的重体力劳动、甚至打仗也依赖先进技术的时候，这些差异是否还举足轻重？
研究人员推测，某些行为差异是源于男女荷尔蒙的差异。男女都会产生男性荷尔蒙（即雄性激素）和女性荷尔蒙（即女性激素），但数量不同。在出生前的某些特定阶段，男性胎儿的“Y”染色体发出一项释放雄性激素的“指令”。荷尔蒙向胎儿发出信号，发育成为男性，具备男性的身体外形和男性性器官。此后到了青春期，荷尔蒙影响身体变化；例如雄性激素向男性身体发出信号，长出胡子、体毛，声音也变得低沉。
因此，荷尔蒙显然在人的身体发育中发挥作用，可它们对情感发展和实际行为会有什么影响呢？这是另一个仍在争论中、亟待研究的问题。一些研究表明，雌性动物体内的男性荷尔蒙睾丸酮似乎激发攻击行为。同时，女性荷尔蒙，即催乳激素，在雄性动物体内似乎激发养育、母性行为。
约翰·莫尼和他的同事们已经对同时拥有男女两性性特征的人进行研究，这些人非常罕见，被称为两性人。例如，研究人员观察了一些女孩，她们出生时接受了比正常份量更多的雄性激素。虽然她们基因上是XX染色体构成的女孩，但是她们的行为更接近社会对男孩子的期望。也就是说，她们更喜欢粗暴的游戏，身体活跃，喜欢玩具卡车而非洋娃娃。莫尼推测，早期吸收的男性荷尔蒙影响了这些女孩的行为。
荷尔蒙也许也影响到某些大脑运作方面的差异。芝加哥大学的杰尔·勒维发现，男女大脑的组织方式不同。勒维认为，男性大脑的运作方式赋予他们优秀的视觉－空间能力，而女性大脑则赋予她们更好的口头表达能力。因此，男性更擅长处理抽象概念，女性在接受周围环境中的人和声音等信息方面更有能力。这些大脑差异或许源于出生前发育的关键时期所释放的某些荷尔蒙。
从人类进化的观点看，这些差别有一定的说服性。男性过去负责打猎，需要良好的视觉能力。此外，他们必须目标明确，才能事业有成。女性生活在集体中，照顾儿童和病人，因此对他人的敏感是至关重要的才能。正如前面解释的，在生存和繁殖方面，这些模式的发展帮助人类适应环境。
尽管如此，我们必须强调一点：关于荷尔蒙效果的研究仍处于初期的不成熟阶段。两性之间的生理差异，只是一个模糊的界线，其中出现了从文化中习得的差异。例如，莫尼研究中的女孩，或许是由于出生前接受的雄性激素影响，表现出更加好胜、更有“男孩样”的行为，但是她们也需要一个社会环境鼓励（或者至少允许）这些行为。
埃斯特尔·拉梅指出，虽然就整体而言，男女的男性、女性荷尔蒙的各自含量不同，但是一个男人和另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和另一个女人之间的荷尔蒙也会有惊人的差异。拉梅强调，个体的睾丸酮、雄性激素和其他荷尔蒙含量的差异，比两性的普遍差异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因此，虽然生物基础对于与性别相关的差异很重要，但是社会和文化发挥的作用或许更加重要。我们的生物本质或许就像一块粗糙的石头，社会就像雕刻家，在石头上砍凿、削磨、定义男性和女性行为的形状。以后十年进行的研究，开始阐明基因及荷尔蒙差异、环境影响以及男女行为之间的复杂关系。
那么，社会是如何塑造男女差别的呢？通常由人类学家进行的跨文化研究已经表明，其他文化中，典型的男性女性行为与美国传统上的“男性”和“女性”行为有天壤之别。
玛格丽特·米德在其具有前瞻性的人类学研究，《三个原始社会的性与质》中提到，她观察了新几内亚三个截然不同的部落。她发现，其中的阿拉佩什部落期望男女都热情、合作、能够养育，而且通常要表现出我们传统上描述为“女性化”的特征。相反，在曼都古莫部落里，两性都要展现出美国社会认为是“男性化”的特征：好胜、有竞争性、好战、喜欢辩论。最后，在塔幕布里部落中，性格特征看起来与我们传统规范的期望恰恰相反。女性处于主导地位，掌控一切、工作勤勉，而男性则在情感上依赖他人、不负责任，还特别在意自己的外貌。人们经常援引米德这个著名的研究来反驳生理差异引发性别差异的观点。他们认为：如果生理差异决定行为，那么如何解释阿拉佩什、曼都古莫和塔幕布里这三个部落生活的巨大差异？更不用说这三个部落的文化和我们自身文化之间的差异了。
人类学家还指出，性别角色差异与一种权力机制相联系。在早期社会，男人作为猎人、斗士的角色赋予他们比女人更多的威望，威望带来了权力：男人可以给整个集体分发食物，决定其社会结构。相反，女人的影响仅仅局限在家庭范围内，她们并不能真正参与公共领域，拥有的权利也少之又少。
在女人能够控制经济状况的社会中，她们拥有更多的权力。人类学家佩吉·桑蒂通过对尼日利亚阿弗克坡－伊波妇女的研究阐述了这一模式。传统上，伊波男人掌管金钱和部落社会生活，因为他们种植甘薯，而甘薯是主要的食物来源，并且带有重要的宗教意义。在部落与欧洲文化加强联系之后，引进了木薯植物（用于木薯粉）。
伊波男人看不上这种新引进的植物，宁愿继续种植具有宗教价值的甘薯。然而，他们允许妇女种植木薯并保留出售木薯所获得的利润。后来证明木薯的利润相当丰厚，伊波妇女开始获得经济上的独立。随着经济独立，妇女不再象过去那样依从丈夫，而且在部落文化中获得更为强大的力量。
我们从何得知社会关于两性行为是否得体的标准？人们通常用社会化这个术语描述学习社会角色的过程。大部分男女差异是通过家庭交往和学校、大众传媒中的社会化所获知的。
社会学习理论认为，孩子的行为会因符合其父母的期望获得奖励，会因不为父母所接受而受到惩罚。因此，如果小约翰尼在篮球场上展现出高超的球技，他的父母会面露喜色，非常的自豪；然而，如果他对跳舞有兴趣，想做一名舞蹈家，他的父母就会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为了取悦父母，约翰尼学会了行为举止“像个男孩子”。
对于男孩女孩区别对待的进程始自孩子出生之时。成人用“娇嫩”、“甜美”或是“俊俏”的词眼来描述女童，并且精心呵护她们。相反，男孩子却被视为更为活跃，会用“活跃”、“健壮”或是“英俊”的词眼来描述。当还是蹒跚学步的幼儿以及学龄前儿童的时候，孩子们就已经知道，棒球和汽车是给男孩子玩的，而洋娃娃和“梳妆打扮”却是女孩子玩的。
朱迪斯·G·图蒂弗的一个研究表明了学龄前儿童不同的社会化过程。父母亲对女儿都表现出宽容和支持的态度，却认为女儿不需要有所成就。然而，对儿子，父母却强调成就、独立的重要性；尤其是父亲，格外关注如何使儿子长成一个严格符合男性角色定义的人。图蒂弗做出结论，认为儿子的社会化过程伴随着“大量压力”，这“或许反映了我们社会中身为男性所相关的重要价值。”
儿童和处于青春期的青少年受到社会中行为榜样的影响。如果他们看到大多数医生、警察和美国参议院都是男性，而大多数护士、秘书和小学教师都是女性，他们会开始得出结论，认为哪些工作会适合自己，哪些不会。“现实生活”中的榜样会影响孩子的思考，文学（包括漫画和儿童作品）、电影和电视里面的人物榜样也会如此。
在一份1979年的报告中，美国人权委员会严厉批评了电视中关于妇女和少数人群的刻板印象，报告作出结论：
在刻画人物时，女性角色可能远不及男性角色那样拥有清晰可鉴的职业。当她们拥有一份工作的时候，往往会以秘书、护士、主妇、操持家务者或是学生的形象展示出来。
该委员会还指出，妇女往往被视为半遮半掩的性剥削对象。演员同业公会的前任主席，女演员凯瑟琳·诺兰曾经说过：“女性……极度灰心丧气，不得不面对……那种丢人现眼的(disgraceful)垃圾作品……这些作品打着这就是美国妇女的幌子而得以展现。”
女性主义社会学家杰西·伯纳德曾经表示，性别角色理论强调社会化的作用，往往轻易免除了权力结构运作的责任。伯纳德认为，权力与控制是支持性别角色区分的真正动机。由于男性性别角色更加重要，男性获得高于女性的权力，并且控制许多社会重视的回报。
伯纳德争辩道，由于社会化理论家的观点，男性为主导的权力结构看似值得尊重并且合情合理，可以对否认女性的平等机会心安理得。她认为，这些理论家事实上是对女性说：
女孩子们，对不起，你们还没有得到需要的，太糟糕了……我知道这不是你们的错，我知道错就错在小时候的社会环境。如果你当初玩的是卡车，而不是洋娃娃，你们会和我一样出色。可我究竟能为此做些什么呢？
伯纳德和其他女性主义者批评社会化研究，因为它未能向权力结构提出挑战，正是这种权力结构致使男女一直存在不平等的定位。
有关女性主义对于男女之间性别角色和文化差异的“权力分析”，芭芭拉·波维·普克作出了精辟的总结：
1、男性由于自己的生理性别而拥有权力和特权；
2、维持这些权力和特权符合男性利益；
3、男性占据女性，并极力将其从社会中的经济和政治权力位置上排挤出去；
4、尽管我们身处的制度对大多数男性构成压迫，可他们不会像女性那样因为生理性别而受到压迫；
5、女性角色和文化价值观是压迫的产物。将此理想化阻碍了女性的发展变化。
女性主义者相信，传统的性别角色令女性处于劣势。在乐蒂·克廷·波若宾看来，关于性别角色刻板印象的信息可以被浓缩成两大简明论点：男孩子要更出色，而女孩子则要做母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