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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5-15 10:55:32
在一些外国人看来，经历过SARS危机的中国人，对此次甲型流感的威胁显得特别紧张。事实上，至少从中国的网络上看，这两天有两起公共事件的热度都超过了甲型流感，它们是湖南的冒名顶替案和杭州的飙车肇事案。
对此，有评论者慷慨陈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人们对财富和权力的关注已经胜过于他们的生命，因为那才是我们每天都必须面对的，并且与我们息息相关。”看起来的确如此。不过，如果真的视若比生命还重的东西，中国人至今没有很富有，更没有解决权力分配和监督的基本问题，那生命又价值几何呢？
从传播效应来看，我认为其原因首先在于，这两年有关健康和卫生的新闻太多，公众都快要麻木了。媒体报道甲型流感有时显得夸张，并不是因为媒体工作者感到紧张，而是他们知道读者需要更多的刺激，才能给予足够的关注。
但是，对于公共卫生事件来说，媒体的报道需要谨慎，有关方面也在不断地提出要求，媒体工作者并没有太多的用武之地，多是按部就班地完成一些规定动作。而“冒名顶替”和“飙车肇事”二案，都是意外冒出来的事件，并不在有关方面的部署之内，舆论有时间进行挖掘和渲染。
关涉财富和权力的事件太多了，有很多事件的严重程度，都不亚于此二案，但是都未必能够得到充分的报道和公正的处理。从目前的舆情看，这两起事件都可望得到这样的结果，是因为当事人和关注者抓住了机会，在有关方面进行宣传部署之前，就让它们成为难以阻止的公共事件了。
这两起事件都面临一个共同的争论，那就是有没有必要把它们搞到这么大。政府官员也一再教育民众，不要信谣传谣，不要聚众闹事，有问题要按照程序，相信组织，通过正常的渠道解决。本来，舆论报道和评论也是正常社会中的正常渠道。但是，在这些官员口中，动辄找媒体曝光走的就是不正常渠道。所谓正常渠道，是指在他们可控范围之内的系统内渠道，而且不能越级反映问题，因为那样容易失控。一旦诉诸舆论，那就等于已经失控了。
有意思的是，这两起事件最初都在“正常渠道”之内。从某种意义上说，恰好是“正常渠道”把它们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冒名顶替案的主角罗彩霞是天津师范大学四年级学生，她在办理网上银行业务和教师资格证时，才发现自己的身份被人盗用了。她惊讶地看见，网页上与她的身份证号码连在一起的照片，竟然是她的高中同学王佳俊。原来，四年前王佳俊盗用了她的身份和考试成绩，由此入读贵州师范大学，并已毕业参加工作了。虽然她复读一年之后也考上了大学，但是身份问题成为就业的障碍。更重要的是，她认为自己是被对方精挑细选之后确定的对象。王佳俊的父亲王峥嵘时任当地公安局政委，而罗彩霞的父母都是普通的农民。换句话说，她认为王家认定自己好欺负。她既要找回身份，也需要找回尊严。
她最初选择的两个渠道，一是和王家进行沟通，二是去法院起诉，都是官方认可的“正常渠道”。沟通的结果是，王家答应帮她解决身份问题，但希望她放弃身份证号，同时道歉缺乏诚意，王父甚至语带威胁地抛出了“我认识你，是你的荣幸”这样的网络新名言。而她三次去法院的结果，是很奇怪的三次都被拒绝受理。无奈之下，她去天涯网上发了个帖子。随后，《中国青年报》等媒体进行了报道。舆论哗然，此事遂成为公共事件，得到了高层领导的批示，王峥嵘因涉嫌伪造国家证件被刑事拘留，王佳俊失去了工作，而他们当年的高三班主任也被“双规”。罗彩霞说，事情闹这么大，已经超出了她的想象。
有人指责罗彩霞说，她应该适可而止。事实上，此事一经演化成公共事件，她已经没有能力去制止它的走向了。杭州飙车案也是这样，一直有人在呼吁就事论事。但是不要忘了，恰好就是当地警方“就事论事”之后，事情才走到了现在的地步。
5月7日晚，杭州青年胡斌驾车撞人致死。据目击者描述，死者谭卓“被撞飞数米高、20多米远”，而驾车者的朋友们表现得满不在乎。这些现象已经引起人们的不满与疑惑，但是大家还是在等待着警方的结论。当事警官似乎是被收买来的内线，对于已经在网上点火的舆论显得相当配合，及时地给出了“70码”这个新的网络流行词，才让大火熊熊燃烧起来。警方“出事”之后，杭州市长也很配合，迅速批示：“这是一起骇人听闻的惨剧，……对肇事者要依法严处。”
这个事件被贴上了引人注目的标签：“富家纨绔子弟”VS“平凡上进青年”。这一对概念之中，隐含了贫富悬殊、官商勾结等当下社会矛盾的焦点，是“仇富”和“仇官”两大问题的交集。不仅如此，在舆论传播上，它还借助了人们对于宣传禁令和网络“五毛党”的痛恨。消息刚开始扩散的时候，附带了一句话：“杭州媒体已被禁止报道。”不管这个禁令的真假如何，宣传部门可能没有想到的是，它成了网络传播的催化剂。
5月11日，天涯网出现了一个帖子，题为《献给丧失理智的人们：“疯狂的三菱”——杭州“飙车撞人案”有感》，为肇事者胡斌进行辩解。这个帖子迄今达到了近28万的访问量，回复量超过了5800条。网友们发现，发帖者和顶帖者，大多是刚刚注册的ID。于是，它被宣布为“五毛党”作品。同样，无论这个帖子的真假如何，它为事件的传播立下了汗马功劳。
北大的孙东东教授在断言上访者“99%以上都是精神病患者”的时候，可能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在中国当下的现实中，尽管官员们一再呼吁通过“正常渠道”解决问题，但是在包括上访者在内的一切冤屈者看来，根本不存在什么正常的渠道，只有鱼死网破一条路，要么全盘皆输，要么大获全胜。获胜的途径就是得到上层领导的批示，而要得到这个批示，就必须搞出事端来，引起媒体的重视，让个体遭遇上升为公共事件。
很多政府官员都不在乎个体遭遇，但是他们非常害怕公共事件。尤其是在今年多起周年纪念的压力之下，他们会非常小心地防止公共事件的发生和扩大。可惜的是，绝大多数个体遭遇都没有“冒名顶替案”和“飙车肇事案”这么幸运，能够迅速转演化成公共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