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开行为什么没有入股花旗？

去年12月，至少两位中国最重要的金融家分别不止一次造访纽约，令华尔街精英们兴奋。随着年末的临近，许多美国领先的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面临巨额亏损，它们亟需资金注入，而且最好能与年度业绩同时宣布。

其中一位造访者是中国国家开发银行(CDB)行长、中共元老之子陈元。他行动果断，雄心勃勃，曾任中国央行副行长。如今，他所执掌的国开行，正从肩负开发职责的政策性贷款机构向商业银行转型，并计划上市。

另外一位到访者是中国投资公司(CIC)总裁高西庆，他负责管理中国巨额外汇储备中的2000亿美元。可以理解，在会见花旗(Citigroup)、瑞银(UBS)、美林(Merrill Lynch)和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等银行的高管时，他受到了热情欢迎。所有这些银行都在与主权财富基金紧锣密鼓地谈判。主权财富基金是全球最大的投资资金池，而中投是这一行列的最新成员。

主权财富基金的作用

事实证明，在遭受信贷危机困扰的金融行业，主权财富基金对一些最知名的投行发挥了至关重要的支持作用。私人股本公司百仕通集团(Blackstone Group)创始人史蒂芬•施瓦兹曼(Stephen Schwarzman)表示，去年12月到今年1月，主权财富基金对花旗、美林和摩根士丹利的投资，是“一种信任美国的行为”。中投也是百仕通的股东。

对于主权财富基金的批评者乃至美国财政部的一些官员而言，这些基金代表着一股潜在的恶势力——他们是不透明的庞然大物，有着隐秘的计划和神秘的实力。但就像花旗与中国金融家的故事所显示的那样，主权财富基金与金融行业的其它大型基金有很多共同点：它们同样需要让投资者满意，实现回报指标；因此，这样的思路让谈判桌前的银行家和律师们感到非常熟悉。

华尔街与这些基金接洽的方式，以及这些基金的反应表明，两者合作并无险恶之处。相反，这是一个以双方的竞争、算计和误算为特征的过程。实际上，这种混乱可能会让人安心：主权财富基金似乎没有不可告人的计划。

“主权财富基金迄今一直在努力帮助——通常出手很快——境况不佳的西方金融机构，不幸的是，它们迄今得到的只有亏损和外界对其缺乏透明度的批评，”凯雷集团(Carlyle Group)联席创始人戴维•鲁宾斯坦(David Rubenstein)表示。“再想得到它们的资金可能难度会更大。”

花旗急需主权基金援手

然而，即便没有西方国家的戒备，与主权财富基金的交易也不会自动达成，就像花旗去年发现的那样。

随着年末的临近，处境不佳的华尔街投行都在竞相吸引潜在投资者的资金。去年11月，花旗宣布获得阿布扎比投资局(Abu Dhabi Investment Authority)的注资，但到了12月，它的处境看上去比所有人预期的都更为糟糕。管理层没有经过实践检验。业务模式存在瑕疵。亏损巨大而且难以量化。花旗需要在1月中旬宣布业绩前筹集资金，否则其股价就会崩盘。

但在许多主权财富基金高管眼中，花旗代表着美国，他们表示，相信美国政府永远不会让花旗倒下去。因此，当中投的高西庆和国开行的陈元去年12月分别造访时，他们受到了热烈欢迎。国开行的一位交易顾问表示，在会晤包括新任首席执行官潘伟迪(Vikram Pandit)在内的花旗高层时，陈元承诺向花旗注资50亿美元，并承诺成为花旗的锚定投资者。

熟悉花旗的人士表示，这家美国银行或多或少是被人牵线与国开行展开商谈的。花旗拒绝置评。尽管中投理应是中国外汇储备的首要投资者，但它在国内外都面临国开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SAFE)的竞争。

即便在去年中投创立之后——隶属央行旗下的外管局仍持有大部分中国的外汇储备（现在已逾1.6万亿美元），并投资于股票、不动产、私人股本，还购买了澳大利亚澳新银行(ANZ Bank)以及法国能源集团道达尔(Total)等公司的股份。

在三家可能投资的中国机构（中投、外管局和国开行）中，国开行的地位可以说是最弱的，特别是因为陈元已将国开行的部分资金用于购买英国巴克莱(Barclays)的股份。

国务院在中国各利益集团之间扮演仲裁者角色。无论花旗与哪家机构接洽，它对资金的请求都将由国务院闭门决定。

国开行的陈元从纽约回到北京后，就开始忙着打电话。他要做两件事，一是说服中国政府批准他雄心勃勃的计划，二是迅速对花旗展开尽职调查。

如何说服中国政府

某领先私人股本公司香港办事处的负责人、一位非常了解中国的前投资银行家表示：“花旗需要一个很好的故事来说明为什么这笔交易对中国是有意义的。故事对中国政府很重要。”这种见解也得到了其他人的认同。一位熟悉科威特投资局(Kuwait Investment Authority)思维方式的人表示：“有故事很重要，不能只是因为便宜。”

（举个例子，美林的故事是，在曾为高盛(Goldman Sachs)合伙人的新任首席执行官约翰•赛恩(John Thain)领导下，美林可以走出困境，发展成为另一个高盛。高盛对信贷紧缩的承受能力比其主要竞争对手都好，并且不在亟需资金注入的投行之列。）

在岁末年初之际，随着中国政府对海外投资感到忧虑之际，“故事”尤为重要。中投去年5月进行的首次海外投资，是在百仕通上市前夕，购入了该公司30亿美元的股权——这笔投资仅涉及普通股，没有任何折扣，对公司管理层也不带有任何影响力，同时，中投在4年内不能售出所购股份，在一年内不能进行类似投资。到中方与花旗接洽时，中投对百仕通的投资价值已缩水近半。

此外，中投已经投资于摩根士丹利。中投的第三号人物汪建熙(Jesse Wang)表示，中投的主管们担心，他们对美国金融集团的敞口可能已经开得够大，而且，如果他们再入股花旗，可能会引发美国的政治反弹。

同时，国开行所持英国巴克莱的股份表现并不好。竞争格局也是一个因素——多名知情人士表示，外管局的官员向国务院提出，只有他们的机构才具备明智投资的经验。

不愿留下盲目投资的印象

中国人担心在世界其它国家眼中，他们开始留下盲目投资的印象。中国某投资机构的一位高管表示：“任何地方的官僚都担心显得愚蠢。中国尤其如此。在中国，人们把干部看作精英。在大家和他们自己的心目中，他们是精明的。”

花旗的运作过程加深了这种担心。潜在投资者没有多少时间，而且未能详细审视花旗问题领域的核心——固定收益类交易账薄。此外，花旗还阻止国开行（及其它潜在投资者）聘请顶级投行为顾问，因为花旗将这些投行视为竞争对手。于是，潜在买家只能依靠Lazard Freres等在中国没有太大影响的小投行。

考虑到挑战的规模和自身缺乏了解，国开行的团队求助于高盛向其提供评估花旗的建议。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高盛于圣诞节期间派遣了一个银行家团队前往北京。

与此同时，陈元开始了说服政府和中国银监会(CBRC)批准此笔交易的漫长历程。他也征求过中投的建议。中投除了有投资授权外，还持有国开行的股份，并且不久前刚向国开行注资200亿美元。据知情人士称，中投就花旗次级贷款账薄问题的严重程度向陈元发出了警告，但没有告诉国开行该怎么做。

美国一度最强大银行的花旗如今需要求助，而一家中国实体即将伸出援手——这种形象打动了中国的一些政府机构。外交部表示高度支持，并提出把自己的账户转到花旗。国开行的一位顾问表示，他们把此看作有助于改善中国的形象。

银行监管者没有那么激动。国开行的顾问表示，由于国开行对巴克莱的投资出现亏损，陈元在中国央行时的副手、现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对国开行提出了批评。刘明康还指出，对花旗的投资是被动反应，而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战略。其他人士对此项投资是否明智表示质疑，同时对相互竞争的机构大规模投资于类似领域的前景感到不安。

频繁的电话会议

1月初，国开行团队与花旗主管至少召开了12次电话会议。花旗高管告诉中方，新加坡政府投资有限公司(Government of Singapore Investment Corporation)有意提供花旗寻求的全部资金。

“我们认为他们是在虚张声势，”国开行的一位顾问表示。“如果新加坡政府投资有限公司的投资规模真有那么大，就会触发报告要求，需要获得美联储(Fed)的许可。但传递的信息是，我们可能不会成为锚定投资者，可能需要缩减投资规模。”

国开行有望投入的资金从50亿美元降到30亿美元以下。尽管如此，这些顾问表示，陈元依然有兴趣。

在1月12日至13日的那个周末，随着融资截止日期的临近，国开行团队十分紧张。然而，当消息传来，说由于在北京磋商的各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中国国家总理温家宝和国务院决定搁置这一投资计划时，国开行的官员们大吃一惊。

出现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是，担心投资花旗可能会招致损失——并因此丢脸。但国开行的顾问们表示，以刘明康为首的银行监管官员的反对，以及对于投资机构间相互竞争的的顾虑，也是其中的部分原因。

第二天，花旗宣布筹集到资金68.8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来自新加坡政府投资有限公司，不过科威特投资局也提供了30亿美元。最终交易针对下行风险向投资者提供了大量保护。

那位熟悉科威特投资局思维方式的人士表示：“科威特投资局当然会担心股价下跌。但它是一个长线投资者，而且交易结构安排也减少了它的担忧。只要它的回报有保障，那就足够了。”

与此同时，阿布扎比投资局(Adia)在去年11月对花旗投资时，其结构安排赋予了返回谈判桌以改善交易条款的权利，加强对下行风险的防范，达成与新加坡政府投资有限公司和科威特投资局相似的条款。不过，无论交易最终成功与否，对陈元和国开行来说，一切都太迟了。

译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