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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7-06 08:52:40
在《Becoming a Kind Father》中，作者Calvin极具个人色彩的故事给人以共鸣。提及父亲酒醉时的暴怒和令人厌恶的讥讽，作者埋葬了自己的情感并调整了愤怒的情绪。他用强烈的自省精神和敏锐的洞察力，提供了“成为一名合格父亲”的心理研究结果和要点：1. 乐于表达并分享自己的情感；2. 要求自己成为一个亲切的父亲；3. 建立可信的男性友谊；4. 改掉易发脾气的习惯；5. 对这个世界宽容，宽于律己。
如果把目光从西方挪回中国，我们会发现，伦常是中国传统最关键的一环，父子关系又是人伦之首，耳提面命自古就是父与子相处的基本方式。鲁迅早就曾言，中国亲权重，父权更重，“他们以为父对于子，有绝对的权力和威严；若是老子说话，当然无所不可，儿子有话，却在未说之前早已错了。但祖父子孙，本来各个都只是生命桥梁的一级，决不是固定不易的。”这段文字在《我们怎样做父亲》中，曾发表于《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2009年是此文发表90周年，如今来看，依然深得人心。
鲁迅正是要解放这种“父权”或“亲权”，强调“长者须是指导者、协商者，却不该是命令者。不但不该责幼者供奉自己，而且还须用全副精神，专为他们自己，养成他们有耐劳作的体力，纯洁高尚的道德，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也就是能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没的力量。”
但剥开另一层来看，父子之意义，不单单是伦理，更加难以言说的是情感。鲁迅也认为，两代人之间主要的不是“恩”，而是“爱”，分开却暖，靠近却冷。相聚的那一刻，很多话语却难以启齿；咫尺天涯，父亲的面容竟变得清晰可辨、具体可感。
最知名的便是朱自清的《背影》，人人都忆得“买橘”那段，以至于每次人来送往的离别，都会不自觉地定格到某种画面。另一个例子来自台湾作家张大春。在父亲意外摔倒之后，他写了《聆听父亲》一书，“于父亲生命进入末期的时候，开始给还未出生的孩子说故事，说的正是自己的父亲，以及从父辈那里听来的家族历史。”这本书中不用任何虚构，笔墨洗炼，删节一切不必要的细节，所谓“一笔勾魂”。作家朱天文评论说，《聆听父亲》成了张大春第一本暴露弱点的书，就连他自己也感慨，“从来没有哪部书写完有被掏空的感觉，这是第一次”。
事实上，温存的和平相处只是硬币的一面，岁月沧桑中，父与子往往在对方身上看到自己的过去和未来，用截然不同的方式去写照人生——父亲习惯于以过来人的口气指点走过的桥与路的坎坷，儿子则桀骜不驯地对抗成见，展望不可知的未来。
对于那些叛逆期无限延长的人来讲，父与子的斗争就持续了更久的时间。直到毕飞宇成为作家，父亲依然对此持保留态度。理性现实的父亲，希望他成为一个“对世界有用的人”，而写小说显然不属于有用的行列。除了“有用”，不少父亲还将自己未能实现的人生理想灌输给“接班人”。一个朋友曾讲，他爸爸一直恳切劝说他入党，而尽管在党报工作，他并不希望成为这一组织中的一员，于是双方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论。父亲到最后直言，“难道你想当鲁迅吗？空谈社会理想？”这是否是对鲁迅的误读另当别论，只是从中可见，两代人的价值冲突，一旦发生在这个30年迅疾转变的中国社会中，是何等剧烈，甚至早已突破了原有的日常代际矛盾，而放大为对社会问题基本判断的背道而驰。
在现代生活之中，有时候仅就知识本身而言，父亲在与儿子的交往之中已显露疲态，更熟悉社会潮流和动向的年轻一代引导着这些榜样和大山般的父亲们穿越现代生活的迷宫。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晓虹很早就留意到这个现象，当时是因为自己的父亲——一个已经退休的军官——向他询问如何打领带。“以前父亲习惯发号施令，而如今却要听儿子的。”这些新一代的儿子们也在改变父亲的观念——那些高级养老院不一定不比家庭温暖舒适，儿女绕膝并不是晚年唯一的选择。
但太多道理却是亘古不变的，这也是“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的古谚在某种意义上依旧合理的缘故。生活不是一场竞赛，而是一段旅程，这样的道理就是父亲应该告诉儿子的。在让人备感压力的现代社会，父辈的期待有时候会给晚辈的儿子形成第二重无形的负担。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会像龙应台对安德烈那样，一遍遍告诉他，“我不要你成就大业，只要你真的快乐。”这位坚强果敢的女知识分子，在家中无疑兼具了父亲和母亲的角色。
我们应该重新回望一下蒂姆·伯顿拍摄的电影《大鱼》（Big Fish）。电影所呈现的父子间难以追寻的微妙情愫，意味深长，让人久久体悟。有人评论说，这部电影是为那些愿意了解自己父亲的人拍的。在不断的轮回中，儿子们慢慢懂得，只有当自己成为了父亲，才能真正理解父亲。父与子的关系，在无数的人生片段中，终其一生又难解难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