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高群书：我喜欢现在的电影体制

高群书这些年在电影圈的经历，基本上可以用“拧巴”形容：2006年的《东京审判》， 枯燥的法庭戏拍得节奏紧张的同时，让他心率也很紧张—他“炒房炒成房东”的借钱拍片的崩溃英雄事迹登上了《南方周末》；2008年《千钧一发》首次统一了传媒影评人和官方电影节—他被一致看好“最有票房号召力”，而票房最终证明市场才是媒体、政府都不理的“混不吝”。这种“拧巴”让凭《征服》、《命案十三宗》玩转电视圈的高群书，面对电影圈高喊“我是中国最好的商业片导演”时，听到的只是无边的空寂和自己的回声。

如今老高不再和回声对话，华谊兄弟的艺术总监陈国富慧眼识珠：“其简练、精确、活力十足的电影语言是我在大陆少见的，或甚至可以说绝无仅见，其对人物的细心体贴也令我惊艳。”于是陈国富将自己准备多年的《风声》拿来与高群书合拍，翻译公司并且提供近亿投资和全明星组合，暂时放下自己手头的《红旗谱》、《四大名捕》，高群书加入了《风声》的阵容。目前他已经结束拍摄部分，将于9月30日公映的电影由陈国富完成最后的制作，在对《时代周报》回顾这备受瞩目的大片之旅时，高群书说：“在《风声》这部电影里，我做到了伟大。”

“《风声》是看完让人激荡的电影”

时代周报：《东京审判》、《千钧一发》和《风声》，这三部电影的主题和风格实在太不相同。

高群书：我做导演，不管拍什么，最后拍的还是我自己，我不管拍电影还是电视剧， 只有一个主题，就是人和社会的关系，这是我永远逃不出的宿命，是从根上把我焊在那里了。拍海岩，拍古龙，拍《千钧一发》，都是这样。

时代周报：作为谍战片的《风声》，体现什么样的人和社会关系？

高群书：谍战或者杀人游戏，实际只是《风声》的外象，内核是一群人在这样特殊的环境下的成长和蜕变。“杀人游戏”里能逃脱就是最终的目的，电影中那个时代下，人的选择的却是不逃而要把情报传出去。舍命不仅仅是为了传递情报，还有对别人的掩护，对理想的信仰，当时开会讨论怎么把握人物时，我说就一句话—死都不怕了，还怕什么？怕的就是死了但任务完成不了，导致更多人死。

时代周报：所以《风声》里始终压迫的不是死亡的阴影，而是如何把任务完成？

高群书：对，一个人死换别人的活，这也是革命者的高尚情操，我们现在老是政治化地宣传这些， 高喊“马列主义”反而把革命概念化、口号化、标签化，让大家觉得不可信。《风声》里第一就是真实，真实再现这样谍战的特殊的人的工作和感受。

有场戏是周迅受刑，那是一种对女人来说挺变态的一种刑罚，每拍完一条，周迅都会坐在椅子上哭。我说你哭什么呢？她说：“没法想，一想就哭。”电影里有很多这样触及人性本身的东西，不管说《风声》是主流商业片也好，国庆献礼片也好，这都是概念，实际上拍的是人，把人的东西拍好了，大家都愿意去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