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的“草根性”时代

诗歌的“草根性”时代 正如深圳在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上成为过一个象征一样，在文化发展上，深圳也迟早会成为一个象征，起码，在诗歌上，深圳已经显示了这样的迹象。

深圳对当代诗歌的影响源于这么两个事件，一是徐敬亚1986年举办了现代主义诗歌大展，虽然这件事有种种蹊跷之处，却暗合了当年市场经济兴起、社会发展中心南移的轨迹；二是近年来，以诗生活推动网络诗歌、打工诗人最早出现在深圳为开端，自下而上的诗歌浪潮逐渐涌动，并且一浪高过一浪，《外遇》、《深圳诗人》、《白》、《诗林》双月号、《晶报》等将深圳诗人逐步推向当代诗歌前台。这里面很多情况耐人寻味。如果说，1980年代的现代主义诗歌大展在深圳更象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只是借助了深圳较为开放的风气和氛围，只是徐敬亚等人的个人英雄之举，与深圳本身并没有太多牵扯、与深圳人没有太多关系的话，因此时风一变，风吹云散；那么，这一次的诗歌大潮，基础要坚实很多，有众多的力量在支撑和推动，是合力所致。

这也许要从整个中国的新诗史的角度来分析和理解。到这本书诞生之时，二十一世纪已经过去十年了，与二十世纪相比，二十一世纪诗歌已经或将呈现了完全不同的面貌。就表面看来，无论是深圳还是全国，当代诗歌都呈现出春意盎然，万紫千红，生机勃勃，互相竞争的局面，我称之为诗歌的“草根性”时代。我认为：这是一个正在自由创造的时代。

我先说一点自己对于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诗歌的粗浅的看法。我曾写过一首《诗答记者七问》，在里面这样预言过：二十世纪是中国被现代化的世纪，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自主现代化的世纪。那么，由于被现代化而不得不革新而产生的新诗，其内在历程其实也与此相似，二十世纪诗歌，应该说是一个精英启蒙的阶段，无论五四新文学革命，还是朦胧诗的崛起，都是这个逻辑，一个向西方学习、模仿并逐渐中国化的进程，但这一进程发展到一定阶段，会发生质变。新诗诞生九十年后，尤其近三十年来，不断下沉潜入普通民众与百姓中间，开始从自上而下的鼓动号召转化为自下而上的自觉自主的创造，从一种外来之物逐渐本土化，从一种被迫的学习模仿演变成内在的自由自觉的创造，从少数精英掌握的技术密籍变成大众的真实心理需要和精神寄托，开始呈现出一种自然、自由、自发、自觉的状态，这就是我说的“草根性”。具体来说，1980年代初，朦胧诗虽然很火爆，但其实里面有虚热的泡沫化的成分，所以市场经济一来，风流云散，而如今，表面诗歌不如当时热闹，但确实很多人真正热爱和需要，比如那么多的打工仔和农民工都狂热地热爱诗歌，虽然诗歌并不能给他们带来任何功利好处，还有那么多的诗人为了诗歌，可以把自己辛辛苦苦赚来的几百上千万投入诗歌编辑、出版与活动评奖，而这可能还会影响到他们的工作与生活，但他们翻译公司仍不顾一切……如果说他们这不是一种纯粹的精神的追求，那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