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思《新卖桔者言》

构思《新卖桔者言》 一九八四年经《信报》出版的《卖桔者言》是我平生最畅销的书，重印或再版的次数算不出来了。同学们喜欢读。几年后四川的国内版删除了好些文章，几万本一下子卖清光，是什么原因不再印我懒得听，也懒得管。据说四川之前国内曾经有手抄本，也据说曾经被选为若干本影响力最大的书之一。

当年的《卖桔者言》今天有着它自己的生命，作者再管不着了。彷佛长大了的孩子离家而去，为父的怎可以管呢？该书的名字取自明人刘伯温的〈卖柑者言〉，改一个字。刘前辈没有真的卖过柑；我却真的卖过桔。〈卖桔者言〉是书中一篇文章的名目，选出来作为书名。虽然书中的文章一般可读，但二十五年后的今天回顾，读者最喜爱的还是那篇〈卖桔者言〉。有点新鲜感吧：一位大教授带着一群学生在香港街头卖桔，有证有据地了经济学传统的大名鼎鼎的价格分歧理论。你说过瘾不过瘾？ 构思《新卖桔者言》 〈卖桔〉一文对同学们的感染力使我意识到经济学应该那样处理才对，而这些年我也往往朝着这方向动笔。然而，有不少其它较为迫切的话题——例如关于中国的经改——〈卖桔者言〉那类作品就少写了。有时为了一舒胸怀，我喜欢写些与经济扯不上关际的散文。今天回顾，在专栏这玩意上我下的棋子是走错了一着的。

不久前，替我管理博客的同学（下称博管）被邀请到四川一个名叫自贡的地方讲话，讲我写的《中国的经济制度》。事后告诉我，自贡很多青年学习我的经济学，因为认为可以用。听来有点夸张，但博管跟着在网上发表她的自贡之行后，其它地方的读者的一般回应也说在学张五常的经济学，又是因为认为可以用。 构思《新卖桔者言》 这就带来一些重要的问题。学经济不是为了可以应用吗？不是有数之不尽的书的名目说是「实用」或「应用」的经济学吗？为什么博管的自贡行惹来的回响，只是区区在下的经济学可以用，没有提及其它？我自己当年学经济当然希望可以用，而跟着老老实实地用个不停。但我只管用自己学得然后改进了的，没有考虑他家的可不可以用。本是同根生，怎么会在应用的实践上我走的路跟行家们走的有那么大的分离呢？

为这些问题我想了几天，得到的解释是大家在科学方法上有分歧。有两方面。 构思《新卖桔者言》 第一方面，行内众君子写的「实用」或「应用」经济学，一般是以理论分析为起点，然后引用真实世界的例子作示范。我是倒转过来，先以一个自己认为是有趣的真实世界现象为起点，然后用经济学的理论分析。看似相同，这二者其实有大差别。前者是求对，后者是求错。换言之，前者是先搞好了理论，然后找实例支持。这是求对。后者呢？先见到一个需要解释的真实现象，然后以理论作解释，在思考的过程中作者无可避免地要找反证的实例。这是求错。找不到反证的实例，理论就算是被认可（confirmed）了。理论永远不可以被事实证实（cannot be proved by facts），只可以被认可（can be confirmed by facts）。找不到事实就是认可，这是科学方法的一个重点，我在《科学说需求》的第一章——〈科学的方法〉——有详尽的解释。我要读到博管同学的自贡行带来的回响，才察觉到「求对」的科学没有多大实际用场。不是完全没有，而是有了理论之后才把实例塞进去，这样处理的工具同学们很难学得怎样用。不客气地说，写「实用」或「应用」经济学的君子们，大多数自己也不知道怎样用。先搞理论然后找实例支持算不上是用理论作解释。

第二方面，也关于科学方法，是看不到则验不着。我喜欢用简单的经济理论：一条需求定律，把局限的转变化为价格或代价的转变。只此而已。当然，能达到得心应手的境界需要花长时日。这里不细说。要说的，是任何科学推出来的假说——甲的出现会导致乙的出现——甲与乙一定要可以观察到的才可以验证。说什么动机，什么恐吓、卸责、偷懒、勒索、博弈游戏、机会主义，等等，一般不是实物，无从观察，所以无从以这些术语连篇的理论推出可以被事实验证的假说来。不是说这些理论没有道理，或不可信，但基于无从观察的术语或概念发展出来的理论是在说故事，没有科学的解释力。 构思《新卖桔者言》 是的，在经济科学的范畴内，我连行内盛行的「效用」（utility，我喜欢翻为「功用」）也不用。这个边沁发明的概念，看不到，真实世界不存在，可以不用当然不要用了。专家们无疑可以加进方程式把「功用」分析弄得出神入化，但转到真实世界他们失误频频，很尴尬的。另一方面，科学的起点总要有些不是实物的概念或假设为起点。多个香炉多只鬼，经过多年的不断尝试，我不能不接受的看不到的概念只是「需求量」（quantity demanded），没有其它。拿着自己熟习的需求定律（其中「价」的转变是真有其物，但「需求量」是经济学者想出来的概念，非实物也），集中于局限转变来解释世事。原则上局限转变是可以观察到的。往往不容易，有时很困难，但原则上可以观察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