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晚上莫名其妙地突然想查点林语堂的资料，结果一上网，查到十多年前我写的好几篇论述林语堂的学术文章，好奇之际，点开一读，顿生恍如隔世之感。
没想到我一度还是个在林语堂研究方面“取得一定开拓成就”的青年学者，这个看上去很美的评价，我想是因为我在1996-1997年间一口气在一些还算体面的学术杂志上，发表了8篇正儿八经的研究林语堂的论文，和当时学术界既有的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相比较，我现在还觉得，我的那些论文不仅角度比较新，观点也比较牛逼，而且文章写法上也不会僵化刻板，所以，当时有期刊编辑在收到我投过去的稿子时，夸我的文章“让人耳目一新”也就不奇怪了。虽然时间已经过去这么久，但当年一些学界前辈和同行夸我的好话，我现在还一直记得——哈哈，这方面我的记总是很好。
遥想当年在汕头大学那两年的悠哉游哉的生活，我除了完成正常量的教学工作外，所谓学术研究基本是随心所欲，美学和西方文论搞搞——这是我的传统强项，大众文化研究碰碰——这是我的兴趣所在，20世纪中国文学也弄弄——这是我的专业本行，连所谓世界华文文学这个领域，也因为汕大在这方面的得天独厚的优势而忍不住也染指了一下，不过，下功夫最多的，还是林语堂这块儿。具体的由头是1995年夏天，我回厦大出席了林语堂诞辰1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还去他的家乡平和游览了一趟。会议期间，接触了这个以前相对比较陌生的领域，对林语堂也有了初步的了解和兴趣。从福建回来后，我几乎在一年不到的时间里，读完了能找到的林语堂的全部著作，还写出了一本20万字的研究专著。
那时，我一家
滤布三口每个月有近5000块钱的收入，完全没有一点生计之虞，每到周末还能进城大吃大喝、去同事兼老乡彭浩家通宵打拖拉机，或去学校教师活动中心唱k和跳交谊舞，而其他时间里的每天晚上，我就趴在学校紧挨着汕头至揭阳吵闹的国道旁那栋单身宿舍一间12平米既是厨房、餐厅和客厅，同时又是书房的小房子里的书桌上，笔耕不辍，老婆忙完一天的家务，就坐在旁边帮我把刚写好的草稿工整地抄正在稿纸上，等我半年下来把所有文字完，一部厚厚的誊写得工工整整的《林语堂与中西文化关系研究》的书稿也成型了。
这本书稿我当时找了好几家出版社想出出来，但得到的答复都是：书不错，但得自费出，还要包销什么的。虽说一万块的出版费用我当时还是出得起的，但我实在接受不了这个荒谬的现实：这么有价值的书不赚钱也就罢了，还要往里贴钱，实在可笑又可悲。那时候，我最瞧不起的就是当老师的自费出书，可身边老有些人好这口，自己傻乎乎往里贴钱不说，书出来后还以所谓辅导材料之名目摊派给学生来购买消化，实在可恶之极。我心有不甘之余，便开始将全书化整为零、按照章节将书稿拆分成一篇篇独立文章，向一些学术杂志投稿零卖。
我写的那些
滤布林语堂研究的文章，除了近水楼台首先在学报上刊出的那篇讨论林语堂中西文化比较观的长文外，最早出笼的是《林语堂与辜鸿铭：在中国寻找传统——析林语堂文化心态之一》这篇。那时我一直喜欢吉林的一本很厚的学术期刊，叫《社会科学战线》，我觉得能在上面发文章是一件很牛逼的事，所以，我从书稿中挑了这篇我自己比较得意的稿子投递了去。一番石沉大海般的等待后，收到的却是来自吉林的另一本学术期刊《长白学刊》编辑郭春燕的来信。她说《社会科学战线》的一位前辈编辑看了我的文章觉得不错，但一来这个叫周可的作者几乎名不见经传，而在这本杂志上发稿的大多是名家，加之我的稿字数太多，文章无法发表，又不忍割爱，所以推荐到了《长白论坛》。这样，承郭春燕不弃，该文经过一番删节后得以刊出，我也由此走上了一条通往林语堂研究这一学术殿堂的牛逼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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