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地人初到山西,入食肆,菜单上见“头脑”二字,实在是摸不着头脑。尝过之后,自我感觉就更是头晕加脑残了。
这一大碗黄汤糊糊里,用上了黄芪、煨面、藕片、羊肉(通常是腰窝肉三大块)、山药(山西人称山药为“长山药”,以区别以被其称为“山药蛋”的土豆。“长山药”之名,使土豆看上去还真像是山药所下之蛋)、黄酒、酒糟以及羊尾油,进食时,佐以腌韭菜、烧卖、“帽盒”(一种烤制的面饼)或饺子。
“头脑”名气大,外地人必尝,但结果,却大都像外省的火车开进了当年阎锡山治下的山西,宽车遭遇了窄轨。这次在饭店里等座吃“头脑”,被罚站二十分钟后,终于有五人起身离座,桌上留下吃剩之“头脑”五大碗,有四碗基本没动。邻座的本地人说:“刚才那五个,都是北京人。”听这位“老西儿”的语气,那五个北京人
,其实乃是五个北京猿人。
“头脑不适应”的另一个后果,是新客人一坐下,面前就放着几碗完好如初的“头脑”,该不该收拾?服务员一时似也难以判断。
“头脑”吃不来,盖因那一碗看上去应是厚味之物,其实是既不入味也不出味,大有分子厨艺的意思(用山西话说“分子厨艺”,听起来更像是“疯子厨艺”)。在北方人吃来,那是一锅忘了放盐也不上调料的涮羊肉;在南方人吃来,则像是发酵到一半就中止的酒酿;就连那肥白的羊肉,也是兀自肥白,萧然物外。此刻,那一小碟腌制过的韭菜,简直就成了救命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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