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曾创作《第二次握手》的著名老作家张扬，因11月23日暴力击打湖南作协办公室主任彭克炯，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被媒体称为“作家张扬打人事件”。张扬表示：此举意在揭开作协的盖子，并引发对“作协体制是否应存在”的深层思考。有媒体认为:“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作协体制存在的某些弊端。”无独有偶，中国作协在12月14日再发公告，宣布开除获刑贪官作家李太银。这是中国作协今年以来除名的第6名贪官作家。贪官作家获刑除名，自然大快人心。但也有网友质疑：“作为中国文学最高殿堂的中国作协，为何出现了贪官作家‘扎推’的反常现象？”一些学者也纷纷撰文《还有多少贪官诗人潜伏在中国作协？》，并呼吁：“中国作协要看紧自己的篱笆，别让贪官作家层出不穷。”
老作家张扬的“暴力反腐”当然不妥，彰显出文学界法制观念的稀缺；而中国作协的“先获刑再除名”，也确实暴露出“作协准入机制”的失灵。时至今日，中国作协在将贪官作家除名之外，还没有做出任何问责和反腐举措。媒体纷纷追问：这些“举全县之力玩诗歌”的贪官作家，是怎样进入中国作协、并获得国家一级作家等桂冠的？中国作协体制，真的成了反腐死角吗？带着这些疑问，我们有必要对作协体制进行一次梳理和思考。
一．中国作协体制：“养作家”还是“养公务员”？
2006年以来，许多作家撰文质疑作协的专业作家制度，８０后作家韩寒甚至笑称为“包养制”。今年５月４日，著名作家郑渊洁在博客谈到，“作家拿工资是一种耻辱。”重庆作协主席黄济人则反唇相讥：“作家不领工资才可耻”。可见，围绕作协体制的诸多讨论，焦点话题首先是：“作协该不该养作家”？
但问题是：作协真的在“养作家”吗？
打人
mold事件后，张扬向媒体谈到：“彭克迥原来只是汨罗县一个打字员，‘通知都写不好’。只是因为丈夫长期担任领导秘书，就进入作协而且一路提升。”（12月8日《三晋都市报》）
著名作家刘醒龙近日接受采访时说：“社会上总在批评专业作家体制，其实，最需要批评与检讨的是作协体制。另外，在作协这样的单位，竟然有大量不懂文学的人，占着高位置，而且在胡说八道。”（12月6日《羊城晚报》）
今年8月，中国作协发言人陈崎嵘也曾表示：“我们真的没养多少作家，……在全国所有的作协会员中，专业作家只有200多人，是有“皇粮 ”的，有工资津贴。”（2009年8月3日《瞭望东方周刊》）其实，这里所言的２００名作家大多分散在全国各省市，由中国作协开工资的所谓“吃皇粮”作家少得可怜，充其量不超过２０人，中国作协“真的没养多少作家。”
可是，这个没养多少作家的作协体制，每年却享受着国家行政的高额经费。陈崎嵘介绍：“国家每年给中国作协几千万元。”著名作家郑渊洁算了笔帐，“最保守的数字，国家一年有7个亿花在作协上。”
这么多钱，既然“真的没有养多少作家”，那么究竟养了谁呢？答案是：养了大批公务员。作协体制的行政化，使之成了某些官员解决“级别”、待遇的地方。特别是年届退休、在国家机关升迁无望的官员，更把进入作协当作最佳选择。结果，中国作协成了一个机构众多、人员庞大的行政机构，其规模令很多国家职能部委望尘莫及。目前，中国作协这个正部级单位，不仅有多位正、副部级官员，还有５００多工作人员，其中２００多人享受国家公务员待遇，厅局级干部近百人，县处级以上干部占全体人员一半以上。如果把中国作协“所养作家”和“所养公务员”算个比例，至少是１：１０。
人们不禁
mold要问：为了养２００名作家，设置一个庞大的正部级机构，养十倍于作家的公务员，这值得吗？况且，由这些被作家指为“不懂文学”的官员，掌控全国文学评奖、作家评定职称和文学报刊管理的最高权力，能推动中国文学的健康发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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