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了很多美国家庭的消费问题，可以为未来中国家庭的消费模式提供一些经验教训。但就目前的中国家庭来说，倒是处于能够有效自我控制的阶段。都说中国人爱存钱，这其实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判断。是否真的存在一个储蓄偏好，目前还没有有说服力的理论来支持。只不过从事后的高储蓄率上简单的猜测而已。不过高储蓄率仅仅是结果，并不能够完全代表偏好。这是因为导致高储蓄率的原因可能非常多，有些出于消费习惯，有些出于预防性动机，还有其他一些理由总是能够找到的。问题不在储蓄率的高和低，而在于中国的家庭是否选择了最优储蓄水平。
一个家庭的收入除了用于消费，就是用于储蓄（或者其他投资），储蓄问题相对应的就是消费问题。高储蓄率的出现意味着消费需求相对较弱，这就和眼下急于刺激消费需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很明显，如果要有效刺激内需，那么就需要把老百姓用于储蓄的一部分钱拿出来用于消费。这其实涉及到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家庭中配置可支配收入的时候，是否愿意提高消费支出的比例？其次，家庭是否同时愿意降低储蓄的比例？为什么要分作两个方面的问题呢？因为涉及两个不同的动机类型。很显然，影响消费和储蓄决策的动机是不同的，这就导致了在刺激消费需求的时候，不能采取一些单一的经济政策。
首先看看影响消费的动机。按照经济学的基本常识，影响一个家庭消费决策的有两个部分的原因：一是对物品的偏好，二是自身的收入和物品的价格。由此看来，改变家庭的消费决策并不难。就第一个问题来说，可以通过合理的产品设计来刺激家庭对物品的偏好，所谓吸引眼球，激起家庭的购买欲望，在竞争的市场上，通常企业对这个都是心领神会的。在改革之前，企业都是以产定销，在一个短缺的时代，有物品就不错了，哪里还提的上偏好？在那个时代，仅仅消费一项，家庭就没有满足感可言。改革开放三十年，最大的成就在于让家庭获得了越来越多的选择自由。尤其在产品市场上，家庭终于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来决定所要消费的物品，可以通过消费来实现自己的满足感。仅仅这一点，就给成千上万的家庭带来了福利的增进，而这个增进又无法在GDP中体现。假如现在有关幸福等问题的研究能够成熟的话，那么就可以把这些选择自由所带来的主观满足感的提升也纳入到统计当中，到时我们会对市场化的意义有更为深刻的理解。
当然，企业在考虑到家庭的偏好的同时，还得注意到家庭的收入和物品的价格。收入和价格本来就是相对而言的。如果家庭收入较高，那么物品的价格贵点，也不显得贵。反之，如果家庭的收入较低，那么物品的价格就会严重刺激家庭的消费。商场都是看准这一点，一到重大节日或者季节轮替，就推出各种名目的折扣活动，其实就是让家庭感觉到物品的价格便宜而已。但是，物品的价格又不能一厢情愿的盼望企业做好事。企业在决定物品价格的时候，既要考虑到市场状况，又要考虑到自己的成本。很多时候，企业自己也很无奈。想想看，为什么很多物品出口到国外，在国外市场上卖得非常便宜？而同类物品在国内市场反而卖得很贵？如果说要刺激消费需求，只要让这些物品的国内价格和国外市场价格一样的便宜，不就行了吗？那么我们就要问，为什么出口到国外的物品可以很便宜？撇开汇率等因素，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企业出口能够享受各种优惠。这一下我们就明白了，既然要刺激内需，为何不能采取同样的优惠政策呢？让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享有同等的待遇。
企业从来不会做亏本的买卖。要让企业以更优惠的价格在国内销售物品，就必须给企业一个降价的理由。其中，企业的实际高税负无疑是阻碍其降价的重要原因。现在我们看到，刺激消费不能仅仅指望家庭，还要从企业开始动脑筋。如果把眼光仅仅停留在家庭层面，那么这个消费需求还是很难启动的。因为消费除了上述印象因素外，还和储蓄有关。如果家庭选择更多储蓄，那么就会削减消费支出，消费预算下降了，同样会不利于消费需求的提升。那么有哪些因素影响储蓄呢？当然，按照教科书的说法，储蓄利息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因为利率的高低决定了储蓄收入的大小，但从这么多年看，这个利率杠杆似乎对中国家庭的储蓄没有多少影响，因为即使实际利率为负，家庭仍然还在储蓄。这说明家庭储蓄另有玄机。
经济学家普遍发现，中国家庭的高储蓄率很大程度上是出于预防性动机。即为了应对未来的不时之需，家庭不得不趁现在还有点钱，多储蓄些。这就引出了高储蓄率背后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家庭总是生活在对未来的恐惧之中？看看人家美国家庭，动不动就信用消费，即使负债，也乐颠乐颠的，只有等进入破产的境地，才开始发愁。而看看中国的家庭，当实际收入上升时，好像对未来的担忧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好像也上升似的。这说明，中国家庭是有一种共同的后顾之忧在困扰着消费和储蓄决策，如果要想让家庭更多地拿出钱来用于消费支出，那么就必须解决其后顾之忧。
对比中国和其他经济体的家庭状况，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到，关键在于，美国家庭敢于消费，是因为他们有非常好的社会保障。美国如此，欧洲等发达经济体更是如此。即便是新兴市场和转型经济体中，我们也赶不上。比如，以基本可比的社会保障、教育、卫生三项社会发展支出合计占GDP的比重，我国该比例也仅仅在5%左右，远低于美国、法国的16%和30%，也低于波兰、俄罗斯、伊朗、巴西、南非的10-27%的比重。这就是中国家庭对未来焦虑的根源。请注意，我国的政府规模（按财政支出算）并不小！结果，由于本该政府承担的社会职能并没有到位，使得家庭必须通过大量的储蓄来解决后顾之忧，导致消费支出提升的困难。那种所谓中国家庭喜欢储蓄的说法毫无根据。如果我们也按照社会保障做得较好的经济体那样，给中国家庭采取切实可行的且可观的社会保障，这些家庭还会继续高储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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