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我外出办完事回单位,走到大门口,见看门的大爷正和一位姑娘比划着手势,都很着急的样子。走近一问才知,那姑娘是位聋哑人,想来找份工作。大爷已经解释了半天,想告诉她我们这并不管找工作的事,但因为交流不便很是费劲,正好我带着纸笔,便拿出来给姑娘示意,她高兴地点点头,我和她就这样“交谈”起来。
姑娘来自郊区农村,以前曾经在市内一家电子厂打工,有些技术,这次还想找一家类似工厂,不知怎么找到了我们单位。我们的确不负责找工作或提供救助,但看那姑娘风尘仆仆,一脸疲惫,大概已经跑了不少地方。我告诉她,可以先到残联去申请办理残疾证,那样对以后可能有用处。看懂我的意思后,她坚定地摇摇头,一连在纸上写了好几个“不愿意”,我想她可能不想让人知道自己是残疾人。的确,姑娘长的眉清目秀,也就刚二十岁的年龄,如果走在路上谁也不会想到她竟然生活在无声世界里。
我想起报纸上有不少招工广告,便告诉她我们会尽力帮着联系工作。她眼睛一亮,但马上又黯淡下来,然后在纸上写了一段话,说她前些日子曾被介绍到一家工厂打工,可辛苦几个月下来却连一分工资也没拿到,问我们能不能保证她不被欺骗。看到她重重写下的问号,我一下涨红了脸,如同买东西时我掏出钱来别人却问,“钱是真的么?”
我不会欺骗她,但我不知道别人会不会欺骗她。见我犹豫,她又拿起笔在纸上写,说还是自己去找吧,不麻烦我们了。写完便要走,我赶紧叫住她,却又不知该如何向她解释,更不放心她这样怎么去找工作。我赶紧写道我们一定尽力帮助她,并让她再去残联和妇联等单位咨询一下,或许那里能有办法。
不一会,我们面前已经写满了好几张纸,正当我起劲地在纸上画着给她指明方向时,她突然想起了什么,抬头想了一会,给我打了个手势,拿过笔,飞快地写下一段话,说她还是决定自己去找工作,然后有些歉意的笑了笑,又写了些谢谢之类的话,便头也不回地走了。
望着她远去的背影,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一是没给她帮上什么忙,让她还是失望地走了,二是我无法打开她心里的那层隔膜,缓解她对外部世界的防备,当然,这对她是痛苦的,也是必要的。我知道,虽然她听不见声,说不出话,但她心里一定很清楚,甚至比我们健全人看得更清,听得更切。
回到办公室,我翻看近来的报纸,确实找到不少招工启示。姑娘当时给我留下了手机号,让我有消息发短信给她。但面对那个号码我却犹豫起来,我能保证她顺利进厂、顺利工作,再顺利拿到工资吗?打电话给朋友,他们劝我还是别管此事,并不是不帮她,而是怕万一再对她造成伤害,如果真那样,我们不但问心有愧,更会受到良心的谴责。
放下电话,我慢慢感到,其实不仅那位姑娘,原来我们自己也需要帮助。
和她一样,我们都生活在社会的底层,都在用自己的双手打拼着生活,都在用打拼的回报维护着起码的自尊。相比那位姑娘,我们有幸拥有健全的身体和多彩的生活,但却好像从未感到幸运和满足,有时还要利用自己那点仅存的优势去挤兑、打压别人,来换取些许畸形甚至变态的欢悦。
面对那位姑娘令人同情的境遇,面对她那清澈又满怀疑虑的目光,我们竟然都真的束手无策而又哑口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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