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家早就说我傻了。17岁我刚初中毕业，就跟着人去贩鸡。那时候贩鸡跟现在不一样，我们去乡下收了鸡，拿到市场上卖，人家买回去自己杀。有一天，我去贩鸡人家里，很奇怪，干吗呢这是？他把细沙、水、面粉和成泥，搓成细条，扯着鸡的脖子，掰开嘴就往里塞，一塞一条，一塞一条，你猜一只鸡最多能塞多少沙啊？告诉你吧，七八两！
那是我们家一个亲戚，可以叫叔叔。看我愣着，一拍我脑袋：“傻呀，还不帮忙。”后来我知道，贩鸡利润太薄，不这么做一分钱也赚不到，市场里谁都这么做。我也这么做了。可我不会说谎，有一天有个老太太来买鸡，问我，孩子你说实话，你这鸡里填了沙没有？
我一听就慌了，支支吾吾，说填了。老太太还是买了我4只鸡。第二天，市场里的人就来找我了，说你这个孩子，不晓得好歹！
那是我干的第一件营生。以后我还卖过豆腐，种过葡萄，做过水发产品，开过小厂，什么活儿都干过，人家开玩笑叫我“老改行”。我做的这些，都跟吃有关，前前后后，就是为了一个“吃”字。
贩了两年鸡，我又跟村里的老人学做豆芽。菜场里有个怪事，人家的豆芽总是比我的漂亮，水灵灵的，卖起来也快多了。我那时就知道了，人家是用了一种“保鲜粉”，很神奇的东西，倒在水里化开，淋在豆芽上，从早卖到晚还是水灵灵的，光鲜明亮，我们没淋过水的豆芽，明显就没有卖相。
我知道那东西不好，人家自己都不吃豆芽。
我跟你说吧，卖菜，这里头的奥妙大了！有一年，我在外地，吃饭吃到一种很好吃的脆豆腐干。我正好学做豆腐，我们那儿没有这种豆腐干。我找了好几个地方，终于联系上了做脆豆腐干的村子，揣着谈好的3000块学费，去学。
你猜怎么着，最后一步，师傅把工业用的双氧水、工业碱加进去，还告诉我自己最好不要吃。我也问师傅了，这种东西吃下去，会不会有危害？师傅丢下一句话：“反正吃不死人。”他们整个村都做这种豆腐干。
做了半个月我就没做了，缺德啊！第一天收入就是230块，可我发现自己的手都脱了皮。那都是化工产品，吃下去慢性中毒，人家做不做我管不了，我自己坚决不做了。包括后来我开了一家豆制品的饮料厂，人家也叫我掺假，在豆奶里面加一种叫蛋白精的东西，能提高蛋白质含量。我不能那么做，良心上过不去。
从2004年开始，我就开始关注食品安全，我订了很多报纸，看到有关的报道，我都剪下来。后来看到，浙江还出过戴着防毒面具做豆芽的新闻呢。这么跟你说吧，菜场里的豆芽，不是100%也是99%用过保鲜粉，学名叫什么硫酸钠，我没什么文化，记不住。但是我告诉你，鲜鲜亮亮、白白嫩嫩的豆芽以后你就不要吃了。生长时还放过激素，可那种激素是有厂名、厂址的，也不知道国家允许不允许，可本来十天半个月才能长出来的豆芽，一星期不到就拿出来卖了。
卖相越好的东西，你越要警惕。像剥好的马蹄，我们自己剥出来一放是不是会变黑掉？菜场里卖的，雪白雪白，不要买，泡过的。河藕，雪白的，也泡过。水发产品，牛百叶、竹笋那些，又有光泽又漂亮，不要买！听我的没错。
反正一下子吃不死人,这就是那些无良奸商的心态。都说民以食为天，可要是你吃啥都有毒，那还让不让人活啊？我实在坐不住了。2007年5月17日，我在楚州县城的一个广场上，挂了条横幅，印了点宣***，就摆开了摊子。
那天风很大，几个朋友虽然在帮我，可他们也看不懂我在干啥。用他们的话说：“老土呀，文屁冲天！”虽然我没读过什么书，可他们都觉得我这个人文绉绉，一天到晚不晓得在想什么。
结果摊子才摆出去，就有人来了：“谁批准你在这儿搞的？”穿着制服的人，拿个摄像机前后一通拍，凶巴巴的。我想我这又不是干坏事，犯得着这样吗！
第二年5月17日，我又准备出去搞宣传。为什么都选5月17日？五一七，我要吃，这个日子有意义。早上吃完早饭，刚要出门，妻子问我干吗去。我就说去做食品安全宣传。你猜怎样，她拽着我的裤腰带，硬是拽了一整天！就是不让我走！哎，音箱啊，拱门啊，我都联系好了，300块钱租的，她不让我去，有什么办法，我真是哭笑不得。
她反对，当然反对———这事跟你有什么关系？你知道，你自己不吃、不做，就得了。可我不这样想，我觉得各人有各人的活法，人就应该做点有意义的事情，你来到这世上，总要为社会尽点责任吧。
这年秋天，三鹿奶粉事件爆发，我那个恨啊。不是吃不死人吗？几千个孩子吃出肾结石，好多孩子吃死了。中国做食品的人还有没有良心、有没有道德？这个行业还讲不讲责任？
我一定要走遍全国，宣传食品安全。我开始的想法也简单，让更多跟我一样的知情者站出来，揭露那些有毒食品的真相。只要大家知道哪些东西不能买，不去买，有毒食品就没有市场了。
对妻子，我一个字都不能讲，她绝对不会答应的。刚好我经营的饭店退出，厂子也因为地块拆迁停办了，有时间。有个表弟在泉州开了家物流公司，让我们一家人过去帮忙，一年赚个十几万没问题。我就跟妻子说，你先去，我随后就到。我这是支走他们呢。妻子带着孩子去了泉州，前脚刚走，第二天我就找我姐借了6万块钱，买了一辆厢式小货车开回家。买了帐篷、电饭锅，做展板，印资料。
车子3月16日上的牌照。3月22日，她小弟在家，电话里无意中说起这个事，说姐夫买了个小货车，要搞食品安全宣传，还要走遍中国什么的。她一听哗一下，不得了，立马坐飞机赶回来，赶回来就闹着离婚。你要去也行，离了婚，你走。最后亲朋好友好说歹说，给我3个月，3个月期限一到，必须赶到福建去，一家人安安稳稳做点生意。我说行，3个月我保证回来。
我是缓兵之计，3个月哪里能回来？结果这一走就走到11月7日，中途到福建做过宣传，顺路去看了妻子孩子，待了两天。她问我是不是能不走了？我说不行，这个心愿我还是要完成。后来从安徽往北走，路过淮安，她就跟我离了婚。
那个日子我永远记得。7月24日，我这儿有离婚证……唉，没办法，我压根没想到，我这么一个学好的男人，人生里怎么有离婚这两个字。丢人哪。
由于我不在泉州，妻子和儿子在那儿，人家刁难嘛，一气之下不干了。她跟我走了一个星期，从济南到郑州，再到西安。她跟着我，主要是催促我回家，3个月嘛。在西安，只跑了半天，她就不跟我走了。我们到一个地方，先得找部门，找场地，人家批准了，你才能摆。在本地，城管认识，在人家那里，摊子全都给你掀掉……
到处碰壁啊，早上，人家上班，我们就去广场办公室，人家说这个不归我管；找城管，城管说也不归他们管；找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人家说领导出门开会了；找工商局，人家干脆就不理你，那眼神就能把你看心凉了。最后，有一个单位说，你介绍信有没有？要有介绍信，这地方就给你摆。
说到介绍信我就来气。临出发前，我去家乡的食品局，想让人家开个介绍信，人家就是不给开。知道的，说你是出去宣传食品安全；不知道的，你要是去杀人放火呢？你是个人行为，这介绍信不能乱开。在西安这儿等了5天，就等一张介绍信，家乡的朋友奔波了几天，最后还是没开成。
看了我这样，妻子她也心酸呀，咱们在家不愁吃不愁穿，又不是没钱，你这样遭罪干吗呢。可我心态非常平和，没有一家支持我，场地找不着，再找不着我就走。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我是这么想的，就算我什么事也没干成，我不是也把全国各地游玩了一遍吗？
妻子回去了，这种苦她可受不了。我开着小货车，有时一天跑一个城市，不顺利就几天一个城市。住是找小区，在里边支个帐篷。外边不敢住，不安全。吃饭都是随便解决。
最困难的还是找场地。在福州，我们找城管局批场地。随行的有个陈老师，是志愿者，正常地记录拍摄。刚进去，人家就火了，抢了我们的摄像机，一个光头把我们推进一个小房间。“你们俩想不想出名？”那人一脸横肉，“你们要是想出名，我马上可以把你们送进看守所。”
我赶紧双手抱拳，说：“长官，我们不想出名，我们只是宣传食品安全……”好说歹说，赔上笑脸。我怕是不怕他，我不违法不犯罪，我怕他做啥？就是不想费事，为食品宣传搭上小命太不值，挨一顿揍也没意思，我还没傻到那地步。光头嘴上叼一根烟，斜着眼睛说，“我估计，在这里宣传很难。”难就算了呗，我们灰溜溜地离开了福州。遗憾啊。
有时候场地实在难批，我就一大早摆开摊，早上6点多摆到8点钟，人家管理部门上班，我就收摊。有一次观众实在是多，9点还没结束，呼啦啦就来了好几辆车、几十号人，上来就给我扣大帽子：“你不要搞煽动！”我的爷爷啊，我良民一个弄弄公益活动，搞什么煽动。赶紧对大伙儿说对不住，收摊为妙。
其实每到一个地方，只要摊子摆开，气氛还是很热烈的。老百姓都欢迎。我弄了两只音箱，手上提个扩音器，站在车厢上演说。你别笑话我，口才还真是那样练出来的……每次边上都围着层层叠叠的人，一听这毒豆芽是这么回事，毒面粉是那么回事，都点头了。我还现场给大家做实验，瓶瓶罐罐，眼见为实，效果非常好。
在广州，有个老太太还给我下跪了。她以前吃啥东西中过毒，救回来一条命。她一边下跪一边哭，对我老土表达敬意。我哪儿当得起啊，赶紧把人家扶起来。
这一路上，还是碰到很多好人。在西宁，某区政府办公室主任一听是宣传食品安全，一个电话帮我解决了场地。在兰州，我住在家属院小区，保安又是给我接电源，又是送开水，多暖人心哪。在重庆，突然下雨，几个素不相识的人帮我一起收拾东西，衣服都淋湿了……这些感动我都一点点记着。前前后后，还有3个志愿者跟着我。一个是我外甥，自己开宝马车，却热衷做慈善事，40岁的人了，也跟着我跑了3个月，一起睡帐篷。第二个是在西安跑销售的，甘卫星，跟老板请假一个月陪着我。还有个汪老师，东北三省基本是他陪我一起走下来的。
在南昌碰到一个老人，74岁了，一定要跟我走。我说不行，你年纪大了，出去不方便。人家就请我吃炒粉，还要跟我比武，他练气功的，说今天你要是不能打败我，我就跟你走。还说自己每个月有1500块退休金，费用自己出，也为宣传食品安全出点力。那也不行，人家万一出点什么问题，我麻烦的，赔偿怎么办。
7个月，跑了25000公里，除了海南、新疆、西藏、台湾，其他省份都跑过了。11月7日，我回家到高速路楚州出口，身上只剩下5块钱。过路费都付不起了。幸好有一堆朋友来接我，帮我交了钱。总共花了10多万吧。其实也没花那么多，车子虽然旧了点，不是还在吗。200块钱买的6英寸小电视机，不也还在吗？虽然一路上太累，我都没用它看过几回电视。
一个人做这个事，力量太单薄了。我只有一双腿、一张嘴，能走多少路，能说出多少真相？可是如果大家都来宣传，那力量就大多了。前年，我花了几千块钱，和朋友一起自导自演，拍了一个公益广告片，又花了几千块钱放到电视台去播。我问电视台，这是公益片，能不能不收钱？人家就笑了，你老土还真是老土，没钱我凭什么播你的片子！
家里一直都是妻子在掌管钱，我走遍中国花掉的钱，大部分是向朋友和姐姐借的。这些钱，妻子会帮我还上的。我回来后，妻子对我经济实行全面封锁，不仅自己不给我钱花，还向我所有的亲朋好友打招呼，不准别人借我一分钱。(老土妻子插话：有时候我真是想把他绑起来，送到精神病院去。你说你好好的日子不过，非要把这个家败掉你才甘心么？我不跟他离婚行吗？不知道他会搞到什么时候！我知道他很善良。没结婚时，看到街上有一对老人要饭，他同情人家，半夜骑个自行车给人送20斤米去。结果回来时，连人带车摔到深沟里，脸上都是血，还告诉我说路上遭人打劫了。他也不怕吃亏，一句话老挂在嘴上，“吃亏是福”，以前办厂子时，有个工人生病，他带头捐款，捐了200块……)
今天我告诉你吧，那次其实我捐了800块。记者同志，今天你带来好运了，自从离婚后我妻子从来没跟我一起陪外人吃过饭呢……我到现在都认为，她还是爱我的。她不是真的想跟我离婚。我们到现在还住在一起，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她跟我离婚，就是想用这个办法拉我回头，而且立下了非常不平等的条约，所有钱财和房产都归她。我还是签了。
那日子苦哇，连车子加油都没钱。最后不行了，我跟她摊牌：“这日子没法过了，反正婚也离了，我去广州找女人算了……”我一个大男人，吃喝嫖赌不沾边，落到今天这地步算哪门子事。看我真要离家出走，这女人大概也心软了，最后竟然开恩了，批准给我一万五千块，让我把5月17日这台晚会搞完。
是啊，我筹备了一台食品安全宣传晚会，节目虽然都是大家公益演出，但是干什么都得花钱，没钱就干不了事情。你把我的手机号在报纸上也登一下吧，13186654315，“我死也要三一五”，我一直希望，能把5月17日变成全国“食品安全宣传日”，还给多个国家部门写过信，希望在全国开展一场食品行业的“三讲”教育，讲良心、讲道德和讲责任。我搞这台晚会，是希望更多的人可以站出来。
这段时间，我也郁闷极了。一位玩了十几年的铁哥们，忽然不跟我玩儿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前年，中央电视台找我去北京录节目，让我现场演示。我苦口婆心地劝了两位做过“黑心菜”的朋友，跟我一道去。结果在节目现场，做豆芽的那位临时变卦，死活不肯上场，另一位做油的朋友，好说歹说戴上了墨镜才在台下接受了采访。还有些朋友，知道我现在做的事，干脆躲着我。
我最崇拜的人，是华西村老支书吴仁宝，你信吗？
我结婚时，把吴仁宝的照片贴在结婚照旁边，也想跟他一样，带领一个村子致富。我现在已经有一项计划了，非常详细，方案已经做好了，就是到一个比较贫困的村子去施展拳脚。现在已经有村子在邀请我了，具体还不方便说，我要做出成绩来再告诉你。哦，有一点可以先说，那就是我的目标———这个村子里生产的一切东西都是无公害的，蔬菜不用农药，养鸡不用催长素，连豆腐都是土法制作的，一句话，这个村生产的所有吃的东西，都是纯天然、绿色食品。我想靠这个，让全村人都富起来。
(来源：羊城晚报 记者：孙焕平 周华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