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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2-07 18:50:24
曾担任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中国代表团代表达10年,又作为独立智库的思考者,世界资源研究所(WRI)中国区首席代表、中国人民大学环境经济学教授邹骥对于中国的减排形势最为了解。在日前举办的晨报第二届“东滩论坛”上,他通过一项“中国未来低碳发展路径和技术选择的情景研究”,向大家介绍了中国公布下降40%—45%的减排目标是经过怎样的慎重考虑,而达成目标又要付出多么艰苦的努力。
完成减排目标
每年要支付约780亿美元
“假如我是发改委主任,假如我能做这个主,我不会答应把目标定那么高。”谈到中国上周刚刚公布的减排目标,邹骥笑着说。“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45%,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这意味着大家还要作好准备,今后可能得多交水费、电费、车票钱。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中国是真心实意想减排,下了大决心。”
中国的减排目标亮相后,邹骥就不断接到国内外媒体的采访电话。“一个外媒的记者问我,完成这个目标是不是太轻松了,我当时鼻子都气歪了。我只想告诉他,中国人是需要勒紧裤腰带才能完成这个目标的。”他说:“要达到这一减排目标,中国差不多每年要支付约780亿美元的增量成本,大约相当于每户家庭承担成本166美元。”
在邹骥承担的《关于中国未来低碳发展路径和技术选择的情景研究》项目中,展望了中国在基准情景、控排情景和减排情景三种情景下的减排潜力。“所谓基准情景,就是政府施加一定的额外政策,但不考虑强制性的减排措施。在这种情景下,我们‘悠着干’,到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能下降32%左右。”他介绍说,“而现在答应的下降40%-45%,属于控排情景下中国的减排潜力,也就是在不引起经济衰退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对污染物进行控制。这意味着中国得花大力气。”
中国低碳进程
从巴厘岛路线图后开始
在担任世界资源研究所(WRI)中国区首席代表之前,邹骥曾作为中国代表团代表,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长达10年。在他看来,中国建设低碳经济的进程,其实从巴厘岛路线图制定后已开始。
“2007年在巴厘岛谈判完,我的心情很沉重,根本就没有喝庆功酒或者休闲放松的心境。”邹骥说。当时在发达国家的坚持下,“巴厘路线图”中提出要求发展中国家采取“可监测、可报告、可核实(简称“MRV”)”的“国内适当减缓行动”。虽然这并不等于发展中国家将接受强制的减排指标,但很显然,发展中国家今后会承受更大的压力。
“有时国际条约中的一句话就指出了一个发展方向。”邹骥说,“我认为中国气候政策的调整,或者说重大的转折就发生在巴厘岛。这标志着建设低碳经济的进程在中国开始。”作为环境经济学领域的专家,他很清楚要作出减缓气候变化的努力,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来说,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邹骥和他的同事正在对中国钢铁、化工、水泥、建筑、交通、电力六大部门的300多项技术进行逐一排查。他得出的结论是:“现有技术的推广和应用能够取得一定的减排效果。考虑到社会经济持续平稳发展的需要、技术支撑体系的制约、清洁能源供给能力的制约,中国在2050年前很难出现峰值。我们需要尽快研发、转让、示范一系列将对中国未来减排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的低碳技术。发达国家向中国转让先进低碳技术十分必要。”
因此,当邹骥听到“东滩论坛”的另一位嘉宾、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孟凡辰提到将开发一种双向充放电的智能电动汽车,车辆将成为储能设备时,他大为兴奋、击节赞赏:“这真是非常好的技术和设想!”建设低碳经济
对中国蕴涵风险和挑战
“不管喜欢与否,建设低碳经济已经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但对于中国来说,其中不仅蕴藏着机会,更蕴涵着风险和挑战。”邹骥说,由于发展阶段、自然禀赋、技术体系等方面的因素,要作出减缓气候变化的努力对中国来说并不容易。
“中国还有7亿多的农民,其中许多人还没用上抽水马桶,子女教育、医疗保障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希望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这就需要能源。年轻人梦想有个大房子,开上SUV的车,这些看上去都很琐碎的愿望,其实都与我们关注的气候变化大主题有关。”邹骥说:“而且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分工,‘傻大黑粗’的产品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这决定了中国在未来的一二十年里,不可避免地要处于碳排放强度高的阶段。”
“再看自然资源禀赋,我们脚底下埋的是煤,而不是石油、天然气。消耗相同的热量,我们排的碳要比别人多,这使得我们在减排的起跑线上就慢了别人一拍。”他说,利用减排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对欧美来说确实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但对中国来说则复杂得多,“我们必须找到一条合适的道路,以最小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完成经济增长的目标。
邹骥分析说:“在技术体系方面,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在复制西方近代工业革命的成果。中国的技术体系正在和发达国家缩短距离,但是这个时候调头,等于要把过去三十年的努力推倒重来。欧盟在可再生能源技术、环保技术方面有大量储备技术。美国尽管在有些地方不太环保,但有强大的研发能力,如果整个政策确定了要搞低碳经济,马上能取得新一轮优势。相比之下,中国恰恰在这两方面都很薄弱,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然而在这样一个十字路口,中国必须有所抉择,迅速融入低碳经济。“假如利用后发优势,及早采取行动,我们就留住了机会,能够马上加速现代化进程。要是机会过来了,我们没有准备好,就会落在后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