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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1-14 07:12:07
—— 结构性特征及其国际比较
——摘自于第67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论文集
【摘 要】全球金融危机已进入后危机时代，如何实现中国经济由复苏走向可持续增长，不但是中国福利提 升的需要，也是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应起的作用与责任所在。本文从需求和产业两个视角出发，考察了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所存在的结构性问题。通过分析这两方面制约 所形成的体制背景，为推进中国在21世纪的可持续增长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经济增长；可持续发展；总需求；产业结构
中国经济已取得了30年高速增长的业绩，然而，当中国迈入21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经济体所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却使得这种高速增长的势头 难以延续。从内部来看，中国经济系统长期存在着一系列的结构性障碍，需求结构以及产业结构的不合理使得中国容易遭遇增长的瓶颈，导致长期增长的乏力。就外 部而言，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又使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凸显。在全球经济复苏前景仍不十分明朗的背景下，为获得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唯有通过优化经济结构， 增强经济抵御风险的能力，实现经济体内在的健康发展。本文首先从国际宏观数据的层面剖析了中国经济增长需求结构所具有的特征，并考察了与这种需求结构相适 应的微观产业结构安排。在此基础上为优化中国经济结构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一、中国经济增长的需求格局及其国际比较
从需求驱动结构来看，中国传统增长模式具有高投资、高出口和低消费的特征，这一方面使得增长容易遭遇资源约束的瓶颈，不利于增长的可持续性；另一方 面又导致经济体易受到国际经济波动的影响，难以实现经济的平稳增长。
1．居民消费需求始终处于低位，并且近年来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
中国的居民消费率平均维持在约40%的水平，即每年生产的一单位GDP中，仅有2/5左右被用于家庭最终消费，这表明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国内市场 始终未能为推动经济的发展发挥其本该具有的作用。在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随着人们生活条件的逐步改善，中国的居民消费率曾出现过上升的趋势。但进 入90年代，随着国有企业改革以及对原计划经济体系下各种福利制度改革的推行，中国的居民消费率开始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截至2007年底，中国的居民消 费率已降至0.359，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居民消费率水平（美国0.707、英国0.634），与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相比，也显得远远不足 （印度0.551、俄罗斯0.485、巴西0.605），中国居民消费的启动还存在着巨大的空间。
图1：居民家庭消费占GDP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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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联合国数据库。
2．投资始终构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稳定驱动力，并且自进入21世纪以来，投资 率显示出强劲的增长势头
与中国相比，美国和英国等发达市场经济体的投资率一直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低位。日本、韩国等东亚经济体虽然在上世纪80年代经历了一个高投资的阶 段，但近年来也开始呈现出逐步下降的趋势。而印度和俄罗斯等新兴市场国家的投资率则开始逐年上升，尤其是印度，近年来投资增速加快，至2007年底已升至 0.369，接近中国同期的投资率水平（0.427）。
图2：投资占GDP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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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联合国数据库。
3．中国对出口
的依赖正变得越来越强
截止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07年，中国的
总出口额与GDP的比重已上升到41.3%，与韩国等传统出口导向型经济体相当（46.4%）。虽然新兴国家具有典型的出口驱动型特征（图3），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3亿人口（内部需求）的大
国而言，出口占GDP比重如此之高实在令人印象深刻（相比之下，美国在2007年的相应数值为11.9%、印度为22.4%、俄罗斯为30.3%、日本为17.6%）。同样，外贸依存度的国际数据比较（图4）也清晰地
显示，随着国内市场的开放，中国正逐渐显示出“出口导向型”的发展轨迹。
图3：总出口占GDP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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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联合国数据库。
图4：外贸依存度的国际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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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联合国数据库。
二、中国的产业格局与增长的两难困境
高投资、低消费、高出口的增长模式是中国经济所表现出来的宏观特征，与之相适应的是低社会保障、低端人力资本结构以及低端产业结构等微观制度方面的 安排。尤其是低端的产业结构，中国三次产业结构不平衡的矛盾以及以外需为导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布局是导致经济持续增长能力受到限制，以及经济体容易遭遇外 部波动影响的内在根源。
1．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采取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导致了产业结构的严重失衡，破坏了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农业和服务业得到了迅速发展，但由于要素市场化改革的相对滞后以及现行政府绩效考核方式和财政税收制度安排所存在的不足，依靠重 化工业实现经济“赶超”的传统思维在相当多的地方政府中仍然存在。在拥有资源配置权的地方政府行为的引导下，中国的产业结构从整体上仍然表现出过多追求重 型工业，而服务业和农业的发展却相对薄弱的矛盾（见图6和表1的比较：中国的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一直维持在47%左右的水平，构成了GDP的最重要的 组成部分。而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虽然近年来有所上升，在2001年后已超过40%，但相比之下仍显不足）。
图6：中国三次产业占GDP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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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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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①、②、③、④分别为世界银行以1999年人均国民总收入（即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划分的低收入国家（755美元及以下）、下中等收入国家 （755美元以上但低于2995美元）、上中等收入国家（2995美元以上但低于9266美元）、高收入国家（9266美元及以上）。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2001年世界发展指标》，中译版，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5月。
2．产业结构不平衡的矛盾对于宏观经济会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首先，农业发展的相对薄弱以及农民增收的缓慢严重制约了内需，尤其是居民消费需求的扩大。这不利于培育经济增长的内部驱动力，在外部环境改变时容易 造成第二产业生产过剩的危机。此外，农民增收的缓慢对于工业升级本身也是不利的，由于低端的工业制成品很容易就能在农村找到市场，这将大大弱化工业企业对 于研发和创新投入的激励。其次，过度追求重化工业将对能源形成极大的压力，导致增长容易遭遇资源瓶颈。中国人均资源拥有量极为短缺，而以高投入、高消耗为 特征的重化工业无疑使得本已贫瘠的自然资源更显捉襟见肘，同时还容易对生态环境产生严重破坏，增加生产的环境成本。此外，与重化工业模式相对应的是一种高 积累、低消费的需求格局，不仅容易导致资源的集中和市场的垄断，亦容易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最后，产业结构失衡是造成转型时期中国就业压力加剧的一个重要 原因。重化工业以资本密集型为主，对于就业具有挤出效应，而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发展的滞后则排除了更多劳动力就业的可能。长此以往，产业结构的失衡将由于资 本密集度的日渐提高而使得中国丧失劳动力相对充裕的比较优势，对社会稳定将产生不利影响。
由于内部市场在高积累、低消费的“赶超”模式下始终难以得到启动，中国对于外需的依赖正变得越来越强（见前述图3和图4）。在国际分工格局上，中国 基于劳动力相对充裕的比较优势，逐渐形成了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为主导的对外产业结构布局，这就使得中国国内的经济和政治状况越来越容易受到国际经济环境的 影响，尤其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更是让中国传统经济模式遭遇到增长的两难困境：一方面，外部需求的巨幅萎缩使得传统模式下的中国经济增长难以为继，并使得 就业与民生问题凸显；另一方面，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又是提供就业机会、保证社会稳定的必然选择。
三、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结构优化的政策建议
以内需和外需的协调发展为导向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是破解增长的两难困境、实现经济持续平稳增长的一条重要途径。导致中国需求结构和产业结构不合理 的原因有很多，除了与经济发展特定阶段所具有的结构特征有着一定的关联外，政府过多干预经济进而导致资源配置的不合理是一个重要的体制根源。当政府拥有过 多的资源配置权时，为追求政治收益的最大化，资源将更多地流向重化行业，由此导致要素不能基于比较优势的基础上予以合理配置，使得产业结构失衡，并进而使 中国宏观经济表现出高投资（高积累）、低消费的特征。因此，对于中国经济结构的优化而言，合理的选择在于深化政府体制改革，进一步推进市场化的进程。具体 而言，政策选择包括两大方面：
1．积极推进要素市场化，构建有限政府
从某些方面看，一个“大”政府有利于动员经济中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集中力量解决经济发展的阶段性战略问题，这是在“小”政府的分散决策体制下所无 法实现的。但政府规模过大、控制的资源过多也有可能出现“挤占”掉民间积极性的情况，导致经济陷入一个只能够通过不断注射“强心针”才能获得增长的陷阱， 难以实现经济体自身内在的持续健康发展。
以“低消费、高投资”的需求结构为例，政府消费支出对于居民消费支出的“替代效应”（或称“挤出效应”，Bailey，1971; Barro，1981）表明一个“大”的政府可能并不利于居民消费需求的启动。图7描绘了“政府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 （GC/C）”与“居民消费率”这两个指标之间的相关图（取中国、美国、英国、印度、俄罗斯、巴西、日本、韩国从1979年到2007年的数据），显示出 政府消费支出所占总消费的份额与居民消费率之间的负相关关系，结果表明，政府消费支出对于居民消费支出可能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替代效应。事实上，对于中国消 费结构的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在中国的最终消费支出中，政府消费支出与居民消费支出之比要远远高于其他一些经济体（图8），并且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 后，这种扩大的趋势更为明显。可见，中国内需的启动并非仅仅依靠政府增加支出那么简单。
而与居民消费率过低相比，引发中国增长驱动结构中投资比重过高的根本原因与政府控制资源过多，并且政府通过资源配置权追求其投资偏好的行为有着密切 的联系。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对于中国高投资率的影响不仅表现在政府自身追求投资规模最大化的行为上，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虽然中国的投资格局正朝着投资 主体多元化、资金渠道多样化以及决策主体分散化的方向逐步演进，但由于地方政府对于土地、资金、能源、矿藏等拥有相当程度的资源配置权，并且在固定资产投 资方面仍拥有一定程度的行政审批权力，其对于投资的“渴求”（投资冲动）对于其他微观行为主体的投资决策过程仍会产生相当程度的影响，使得企业等微观行为 主体也具有一定的投资偏好。
因此，促进内需结构的协调、调整产业结构，关键在于进一步深化市场改革，促进土地、资金、能源、矿藏等资源的市场配置，促进全能型政府向效能型政府 的转变。
图7：政府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与居民消费率之间的关系
数据来源：联合国数据库。
图8：政府最终消费与居民消费之比
数据来源：联合国数据库。
2．改善政府服务质量，构建有效政府
在弱化政府经济职能的同时，还应改善政府服务质量，发挥服务型政府的职能。结合中国经济转型的实际，目前的政策选择具体包括三个方面：（1）优化政 府投资结构；（2）深化财税体制改革；（3）深化政府绩效考核机制的改革。
在优化政府投资结构方面，政府的保障资金应着力于改善民生。一方面，为拉动居民消费需求、启动中国的国内大市场，首先必须由政府增加公益性项目的供 给，解决居民的后顾之忧，即政府投资应向民生领域倾斜。另一方面，为支持服务业的发展，政府应进一步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化建设的投资力度。发展现代服 务业，必须要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和一定程度的城镇化作为支持。虽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已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对比现代服务业发展 载体的要求，中国基础设施建设规模还有着进一步扩大的空间，尤其在缩小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方面，基础设施投资仍然大有可为。
为优化政府投资结构，促进政府投资朝着民生领域倾斜，还必须注意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激励兼容问题。以2008年启动内需的4万亿政府投资为例，虽然 国家发改委一再表示，此次拉动内需，政府投资方向应该集中于民生领域，占总资金比重在60%。但从各地最初公布的投资蓝图看，民生工程所占比重普遍没有 30%，远远低于中央的要求。为什么中国的地方政府在民生领域投资的激励会相当弱化？这还必须从官员治理机制以及政府治理模式上寻找原因。也就是说，当前 阶段必须对财税体制以及政府绩效考核机制方面予以进一步的深化改革。
首先，在财税体制方面。在现行的财税体制下，中央与地方财权与事权的划分不够清晰合理，地方收入与支出的不对称增加了地 方政府干预经济以获取更多财政收入的动机。同时，中央与地方税种结构的划分也不够合理，地方财政过多依赖于增值税、营业税等流转税项目，而非财产类税收收 入，这促使地方政府不断通过扩大投资、通过重化产业获取更多财政收入，加剧了经济结构不平衡发展的矛盾。其次，在政府绩效考核机制方面。为构建服务型政 府，应逐步弱化“自上而下”绩效考核的目标管理模式在对官员业绩评价中的主导作用，相应地由“垂直考评”向“水平考评”的方向过渡，即，应逐步强化民众的 评价在党政领导干部任用上所发挥的作用，或者在绩效考核的过程中更多地体现出民意。可以发现，虽然自改革开放以来，绩效考核方式有力促进了地方官员追求地 区经济增长，但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弱化对官员业绩的考核并不意味着经济增长速度就可能因此而放缓。由于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与居民构成了经济增 长的微观行为主体，因此，弱化对官员经济业绩的考核，促使官员关注民生，会促进经济增长驱动结构的内生优化。
[作者分别系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