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风：国脉所系

二战前夕，德国统帅部最想获取的情报莫过于未来 敌国的战争潜力。于是，一批特殊的间谍被派到各国。他们不像电影中常看到的那种行踪诡秘的冷面杀手，而且一些笑容可掬的谦谦学者。他们也不偷偷摸摸地去窥 探飞机大炮的数量，而且大模大样地走到普通人的生活中，细心地观察人们在日常活动上所表现出来的行为风尚和交往特征，进而以此确定一个民族的性格和潜力。

不久，结论出来了。来自大西洋彼岸的报告说，美国人仍保持着当年飘洋过海闯荡新大陆的精神，一旦做出决定，什么险也 敢冒；美国人也是世界上最好的赛场运动员，富于竞争，遵守规则，讲究技术，并能相互协作。因此，不要去招惹美国人，让他们去忙自个儿的事，否则美国的参战 就是德国的灾难。

形成鲜明的对照的是，派往法国的学者直接直截了当地断定：一旦开战，法国将迅速失败，法国尽管拥有欧洲最庞大的军队 和最坚固的防线，但也有着一种最不利于打仗的社会风貌。许多法国人还没有从一战胜利的陶醉中清醒过来，在日常生命中贪图享乐、玩世不恭、大大咧咧、松松垮 垮了。强大的军事机器背后却是一种不那么强悍的民族风气。

战后，美国人也对德国作了类似的考察。在这块一片废墟、几乎不见生机的土地上，他们看到一些倔强的德国少年宁肯拿阵 亡之父兄弟的军功章去换美国大兵的罐头也不愿乞讨，看到许多沉默寡言的德国人在几乎难以想象的生活困境中仍保持着强烈的秩序感，于是惊呼：德国还会重新崛 起，德意志还将成为世界强族。

上述结论是否被验证，历史已经做出回答，无需我们评说，但我们可从中获得启示：国家的实力不仅有物质的因素，而且有 精神文化的因素。没有一定的物质资源，国家不能生存；没有刚健的民族精神风尚，则国家不能强盛。但我们以往的哲学教育只注重前者而轻略后者，只满足于描述 不同民族的某种发展共性，动辄拿大规律唬人，而不能解释不同民族的成长个性，不能给出生动的历史图景。

实际上，两者中后者的作用可能更为深远些。随着世界市场的为断扩大，物质资源本身也越来越成为一种流动性的东西，越 来越流向劳动者素质高的国家，流向民风刚健的民族。例如日本，除了火山灰比别国丰富外，其他资源都很匮乏，但它拥有世界上无偿加班时间最长的劳动者，拥有 各守其职、各尽其责的社会风尚，从而成为世界上最富裕、最有竞争力的国家之一。

民族的伟力藏于其民风之中；国家的实力基于其国民的性格。东方和西方，中国和外面，概莫能外。

近代以来，中国之所以不像印度那样完全沦落为殖民地，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国农民有着不同于印度农民的特殊禀性。中国 农民在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一种姑且说是后发制人的品格。他们有很强的忍受力，但有其极限，之后便是巨大的反抗力，常常表现为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它打破了 国家的现有体系，实现了社会的重新组合，甚至促成了专政君主的改朝换代。尽管农民自己很少能坐上皇位，中国农民起义的规模、强烈及后果，举世无双。印度农 民也受到学生的压迫，却绝少进行大规模武装反抗。中国农民这种先忍后反的性格，即使中国统治者产下“民可载舟亦可覆舟”的警戒，也使近代列强发出无法直接 统治中国的感叹。义和团愚昧落后，但敢用大刀长矛对抗八国联军的洋枪洋炮，即使尸骨遍野，血流成河，仍冲锋不止。失败者因其勇猛无畏的气概反使胜利者胆战 心惊，迫使他们放弃直接奴役中国的企图，而采取借助于中国代理人的间接控制方式即半殖民化方式。只有日本顽固不化，铤而走险，结果是百万“皇军”伤毙于中 国的山乡田野。

    有学者说，中国如果有两百年殖民地史就会比现在更好些。笔者不敢苛同。两百年殖民地史，使我们有可能更多地受到宗主国的影响，但将失去一个伟大民族所应有 的刚健性格，有可能更接近地跟着发达国家，但绝不会超过他们。跪惯的人，踝关节便退化了，也就难以再站立起来，超过他们的主子。

中国的农民，大多是以往战士的后代（这是中国历史上周期性农民战争和书刊号期性土地重新分配不断发生的结果）。他们 的身上流淌着祖先浸过利刃的热血，禀承了某种天然的反骨。如果对中国民风进行考察，你会发现，即使在最偏僻的农村哪怕是最老实巴交的农民，也常常会带着敬 意向儿孙们说出几个祖上传下来的官逼民反的故事，远的说水浒，近的说本地曾经有一条好汉……，你还会发现他们在为人做事上常常有一种软磨以至硬顶的韧性与 倔强。正是诸如此类的民间风尚，中国农民的反叛禀性得以表露和传承，得以使他们在中国历史上不断做出惊天动地的事来。

毛泽东之所以取得1949年的胜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对中国农民有一种深切的认识。他在党外经不上老蒋有江浙集 团、美式武器，在党内比不上王明会引经据典、熟背斯大林语录，但比他们都更能理解农民、更能把握农民。他生长于农村，成就于农村，熟悉农民的生活、理解农 民的行为风尚，因而比任何人都能更清楚地看到中国土地革命战争的伟力所在，看到那条从农村通向城市的道路。

今天，中国面临着改革发与发展的历史任务，同样需要考察民风，认识国情。从民风考察看，旧体制不合国情本属于普通常 识，可许多人竟要在吃了许多苦、熬了许多年后，才沾沾自喜地认识到这一最简单的道理，甚至今天还不时有人想否认它。这些人太不了解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太不了解他们寻常的行为风尚。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常能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在带着红袖章拿着罚款条的老太太目力所及的范围内，许多国人颇能很好地控 制住自己的习惯性喉头抽动。但当红袖章看不见时，人们又鼓弄出唾沫乱飞，浓痰四溅的一翻景象来。如果此时你作现场调查，则有90%以上的人会一本正经地告 诉你：随地吐痰不文明。从这小事可看出，国人对规则总是过于灵活了，规则归规则，做归做。只要人不见爱怎么做就怎么做。中国的假冒伪劣产品打而不绝，禁而 不止，这与许多中国人过于灵活的规则意识不能说没有关系。如果想建立一种程序化的法治社会和秩序化的市场，就不能不要求人们具有强烈的规则意识。否则，正 像没有规则的市场不是真正的游戏，没有规则的市场也不是真正的市场。

中国老百姓爱打听别人，爱评论别人，有爱管闲事之说；并也很在乎别人是怎么看自己的，颇有点爱面子。这种性格特点是 在不同条件下有可能导致不同的社会风气。当人际间信息传播媒介不通畅时，它会导致流言蜚语四起，小道消息泛滥。因为当人们很想知道而又不能知道某事时，常 常会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于是什么样的故事情节都会编出来，并传得很快很广，并绘声绘色。又由于人们很在乎别人怎么说，这就会给一些人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 造成紧张的人际关系。反之，当人际间信息媒介公正客观时，它又容易造成一种良性的道德舆论。中国老百姓的心地大都很善良，大都有一块良心的镜子，对人的行 为尤其是别人的行为是好是坏，总能照出个大概来。因此，只要公正客观地给予事实，他们就会很乐意又能大致正确地扬善贬恶。这种良性的道德舆论对于当前中国 尤为必要。中国的改革应是整体的改革，不能只想钞票翻番，不问世风日下。

-中国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