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走在政策的前面

4.走在政策的前面

　　致富思维：

　　穷人：走在政策的前面，说说容易做起来难，万一政策有所变化怎么办？

　　温州人：如果你经常关注了解政策的动向，就能够及时抓住政策的变化，走在政策的前面。



　　2006年1月1日，新《公司法》正式实施，个人创业多了一条新途径。当天，温州市民王先生率先注册办理工商营业执照，成立全国首家“一人公司”。截至2006年8月底，温州“一人公司”达到239家。

　　在政治经济学中，经济基础决定政治，政治制约经济的发展。如果你经常关注政治，了解政策的动向，就能够及时抓住政策的变化，走在政策的前面。

　　有人说，温州人只会做生意，事实上，温州人更具有经营的头脑，哪怕是办学，温州人也是用经营的头脑在思考。

　　1999年下半年，温州商人周星增与几个朋友及温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共同投资3亿元人民币，要在浦东康桥开发区兴办上海建桥学院。

　　这是上海第一所由外地人投资兴办的民办大学。学院占地438亩，规划建筑总面积20万平方米，招生总规模为8000人。1999年10月25日奠基， 不到一年，第一期4万多平方米的教学大楼主体工程和学生公寓、综合服务楼等辅助配套工程就竣工了，并成功地进行了首届招生，这在中国教育史上简直是一个奇 迹。

　　周星增1983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在贵州工学院工作，后又调回老家温州大学任教。1992年，他辞职下海经商。1999年7月，他又决定弃商办学，到上海办一所大学。

　　当时，周星增并未获得政府的批准，只是与当地政府签订了一个意向书，便开始兴建教学大楼。这么大胆的举动让许多人都很费解，但是，周星增却有自己的想法。

　　周星增说，自己在工厂里干过，搞的是低压电器。国家对低压电器产品实行许可证管理，没有许可证就不能生产，可是要取得许可证，又必须有生产做基础，没有生产永远也拿不到许可证。

　　于是，精明的周星增把这个理论运用到办大学上去，先不问好办不好办，而是先买地、先基建、先盖楼，把需要具备的几个基本条件都搞得差不多了，然后再到上海市教委审批。

　　“若是不先搞办学的必备条件，那就永远也批准不了！”周星增说。

　　办学必备条件有哪些？

　　一是一定的规模。周星增一下子就征用了200亩，第一期工程建筑面积5万平方米。

　　二是足够的资金。周星增和南汇康桥开发区签订了投资2.5亿元办学的协议书，并马上把500万元打到上海市教委的指定账户，其他几千万元则投入到征地基建。

　　三是优秀的校长。周星增聘请了刚退休的上海广播电视大学校长、教育管理专家黄清云。

　　当上海市委副书记龚学平听说有个温州人在上海办大学时，感到有些吃惊，专门和市政府的几个领导一起到现场考察。

　　龚学平问：“你没等批准就动工，万一市里不批，这上亿的投资可不是闹着玩的。”

　　周星增答：“市里不批，一定是哪些地方不合要求，我坚决改正还不行吗？相信上海的领导是通情达理的。”

　　龚学平问：“第一年准备招多少学生？”

　　周星增答：“1000人。”

　　龚学平笑道：“民办大学第一年招生，中国没有超过1000人的，上海没有超过300人的。”

　　周星增答：“等我超过1000人，请您再来恭喜。”

　　龚学平对这次考察甚为满意。

　　结果，周星增不到一年就造出了一所上规模的高校，有4万平方米的高标准教学大楼、学生公寓和综合服务楼，以及400米塑胶跑道的标准运动场等等。2000年9月首次招考，建桥学院报考人数5300人，录取了1352人。

　　2001年4月份，经上海市教委、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建桥学院又被破格列入国家计划内招生序列，成为上海市第4所列入计划内招生，并有独立颁发大学文凭资格的民办大学。

　　2003年7月，学院首批毕业生1000多人，就业率达到91%。

　　目前，学校的在校生已经达到7000多人。

　　上海市政府和上海市教委不止一次地称赞周星增：“建桥是一条鲶鱼，把上海的民办大学给带动起来了。”

　　亚龙企业董事长张文荣说：“温州人就是肯冒风险，敢走在政策的前面。”他说这句话时充满了作为温州人的自豪。

　　事实上，商场上总会有判断失误的时候，如果总是害怕失败，就不可能放开手脚去做。只有看准时机，领先一步，才能抢占先机。

　　张文荣是土生土长的温州人。从小，他就受到温州人的“男孩从小要有经济自立的意识”思想的熏陶。14岁的时候，张文荣就在他人的指点下，在街边开始卖冰棍，正是这不起眼的冰棍生意，让他赚到了第一桶金。

　　17岁的时候，张文荣已经成长为真正的商人。他凭着自己在商场上的实践经验和初生牛犊的闯劲，在市场中寻找着商机。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正处于计划经济时代，这种特殊的经济体制导致了物资匮乏、信息不对称，精明的张文荣马上就发现其中蕴藏着大量的商机。

　　有一次，张文荣偶然得知福建沿海有个地方卖的梦特娇牌T恤特别便宜，而当时的梦特娇服饰非常流行。于是，他赶紧带着钱跑到了福建，做起了服装生意。

　　3个月后，张文荣净赚10多万元，而当时的中国万元户是非常了不起的。

　　在面对商机时，精明的张文荣往往是不惜代价的。

　　有一次，由于日本生产厂家停止了供货，本田摩托车在温州一下子涨了一万块钱一辆。当时的张文荣正在黑龙江做生意，他发现黑龙江还有本田摩托车在卖，但 是数量也不多了，只有五六辆。于是，他把这五六辆摩托车全部买进。然后，张文荣拿着大量的现金在黑龙江马路上逛，只要碰到本田摩托车他就拦，并原价买进。

　　3个月后，张文荣在马路上购进的本田摩托车就有600多辆。然后，张文荣把这些旧车修整一新后卖到了温州，结果平均每辆车赢利一万元。

　　21岁的张文荣眼光已经放得更远了，他决定到上海去发展。1986年，他来到了上海。

　　一到上海，张文荣就发现马路上的废铜满街乱放没人要，而在温州，铜却是极其缺少的。张文荣一下子就找到了商机，于是做起了废铜生意。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上海经济环境的好转，张文荣的事业越做越大。

　　1988年，张文荣看准了城市发展对电缆需求的提高，选择了上海电缆厂作为合作伙伴，从而成为上海小有名气的“电缆大王”。

　　1997年，他出资1000万兼并了国有企业　　----浦东电缆厂，拥有了自己的实业公司。现在张文荣的亚龙集团经营范围包括铜材、电缆、教育、医疗、绿化工程、房地产等，总资产超过6个亿。

　　还有一个最经典的故事：

　　1991年10月，上海浦东开发区的相当一部分地区还是一片希望的田野，精明的上海人很有耐心地等待着政策的不断出台。

　　就在这时，比田间机耕道强不了多少的杨高路上，两位操着上海人谁也听不懂的温州方言的中年汉子，像勘察队员一样在张张望望、画画写写，整整5天，从最南端的杨高路到最北端的高桥。随后，他们悄悄登上海轮回到了温州。

　　过了两天，他们提着装有65万元巨款的蛇皮袋，再次返回上海，叩开了一个又一个单位的门。

　　令上海人诧异的是，两位温州人所看中的不是沿马路的门面，而是在浦东严桥乡，离杨高路有30米之遥的一间仓库。精明的上海人窃笑这两个大傻瓜。

　　可是，温州人自己心里有底。根据掌握的信息，他们认为杨高路要么不改造，一改造必是6车道、8车道无疑。到那个时候，这就是一笔大财富。

　　经过努力，温州方与上海方达成如下协议：上海方以地皮为投入，温州方出资，将仓库改造成活动房或店面，由温州方经营管理，收入二八分成，5年不变。

　　事情的发展果然如两位温州客所料：1992年春节，邓小平南巡，在杨高路留下足迹，紧接着，耗资8亿多元的杨高路改道工程被列为上海头号工程。

　　这两位温州人就是陈氏兄弟，他们在这次投资中至少可以挣到两三百万。

　　温州人的政治嗅觉是非常灵敏的，只要政策一变，温州人马上就作出反映。

　　1979年，温州金乡的一位做小五金生意的叶老板看到“国内高考恢复”的消息，立即嗅到了其中的商机。他发了一封封业务信到全国各大高校，希望为各大高校制作校徽，不久，叶老板真的收到了高校的订单。如今，温州金乡已经成为“纪念章之乡”。

　　1985年的一天，国家允许个体户办厂的文件下达了。郑秀康上午知道这个消息后，下午就去注册了鸿盛皮鞋厂，并注册了鸿盛商标。于是，鸿盛皮鞋很快进入了杭州、上海等大城市。

　　如今的温州，市委机关报《温州日报》的销量是当地最好的主流媒体之一，大部分订户是个人，主要是民营企业主。

　　温州人在抢占商机方面非常迅速，他们总是能从一条看似平常的信息中闻到商机。

　　比如，教育部要颁发教师证了，订单被温州人抢了；邮电部要印特快专递信封，订单被温州人抢了；香港回归要给警察换警徽，订单被温州人抢了；美国海陆空三军要在军服上做军徽，订单还是被温州人抢了……

　　正是这种灵敏的政治嗅觉和领先一步的胆识，使温州人在生意场上获得极大的财富。



　　温州人语录：

　　温州人就是肯冒风险，敢走在政策的前面。

　　----亚龙企业董事长 张文荣